洋字與華文：近代香港與上海的西書中譯和出版

在晚清時期，香港與上海被視為西書中譯和出版的主要中心。兩地的譯著涵蓋歷史、科技、宗教、文化多個領域，對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一部中、英雙語的論文集，本書主要特色是聚焦於近代中西交流史語境下的香港和上海，追溯兩地西書翻譯與出版的發展進程，進而勾勒出一幅炫彩多姿的雙城記圖景。這段歷史不能簡單理解為西方人將「先進」的知識傳入中國，促成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更重要的是近距離審視何種西方知識被選擇性地介紹到中國，作為中間人的譯者和出版者如何解讀及推介新知，如何處理新舊知識乃至中西文化之間的異同，以及晚清至民國時期大量湧現的西學譯作如何觸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並產生持續的影響。

本書的作者主要來自史學領域，但他們的研究進路各不相同，從譯者、譯作及版本、出版社、書籍流通網絡等方面探討處於歷史巨變時期香港與上海的西書翻譯與出版，藉此重現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真實場景。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長期從事明清歷史文獻和西學東漸史研究，是中國近代西書翻譯和出版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以晚清民國時期與嚴復、林紓齊名的譯者伍光建為研究對象，對其主要在上海出版的百餘種譯作進行了綜合性的梳理和解析，不但總結了伍光建著譯生涯的三個高峯期，而且指出其著譯作品涵蓋領域廣闊，綜合嚴、林二家之長，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特色，並通過創造性的節譯和白話文翻譯，實現其為學的理念，堪稱譯學結合的翻譯家。與伍光建同期的另一位譯者蔡爾康是復旦大學楊華波博士考察的對象。在受聘於《萬國公報》之前，蔡爾康已是上海報界的知名主筆。他加入了晚清來華傳教士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與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合作，採取「西譯中述」方式，譯出了很多西學書籍，在當時風行一時，影響深遠。楊華波還特別指出，蔡爾康的譯作成就與局限並存，其譯者角色既不同於嚴復、林紓等名家，也與沈毓桂、任廷旭等教會譯者有別，宗教與文化身份的依附和游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矛盾性，成為蔡爾康翻譯生涯的鮮明特點。

本書的另外三篇論文側重來華傳教士和基督徒譯者及其譯作的考察。近期學界對晚清民國時期天主教譯書和出版事業的關注有增加的趨勢，其中成就顯著的譯者也被納入重點研究的範圍。海德堡大學顧有信（Joachim Kurtz）教授的論文以華籍耶穌會士譯者李問漁為對象，闡明他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教會刊物及數十部譯作，對印書館迅速發展成為天主教出版中心貢獻良多，有效貫徹了耶穌會奉行的「刊書傳教」路線，以應對教會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李問漁的譯作和著述以宗教類主題居多，即便是後期出版的學術類譯作，也不時表達出鮮明的宗教立場，比如他對嚴復譯《天演論》中進化論思想的批駁。這位多產的譯者沒有進入當時文化思想界的主流，但他卻憑藉嫻熟且有創造力的譯筆，成為晚清耶穌會最具影響力的「聖心信使」。香港大學宋剛副教授的論文探討清末民初香港納匝肋印書館出版的三種《新約》節譯本，都是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所譯，此前較少有學者關注。宋剛分析了譯者的背景和譯經動機，指出這三部節譯本在香港出版，是天主教因應傳教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其譯經政策的結果。三者的翻譯原則及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採用了譯、註結合的模式。由於並非全譯本，其譯文本身出現名稱雜糅、標準不一等問題，顯示此時天主教傳教士的譯經工作各自為政，缺乏新教傳教士協作譯經的模式。三部譯本都寂寂無聞，雖然對後世影響有限，也不失為一種開拓性的嘗試，在《聖經》漢譯史上留下了特別的印記。海南大學姚達兌教授的論文聚焦十八世紀英國詩人蒲柏所作的哲理長詩《論人》，由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與教徒任廷旭合譯為中文，名為《天倫詩》，在1898年維新變法之際由上海廣學會出版。李、任二人採用四言詩體對譯英雄雙韻體，以「萬物一體」和「人心仁愛」對譯「存在巨鏈」和「天心仁愛」，將英文原作的自然神學觀念與中國儒家的理學話語深度契合，證明基督教與儒家具有共同的仁愛觀，進而實現兩種異質話語在同一首詩中的融匯貫通。這種文學、思想、宗教的多重對接展示了譯者對中西傳統的重新解讀，用以服務於傳播西學、宣揚基督教、助推維新運動等實際目的。

在中國近代西書翻譯與出版事業中，科技類譯作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西方科技知識的傳入與接受議題在本書的三篇論文中也有重點論述。復旦大學高晞教授以晚清時期流行的醫學譯著《𠸄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為中心，對該書在世界範圍內的現存藏本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比較不同版本，區分為初刻本和重印本、復刻（印）本、修訂版及編校版四大類，清晰勾勒出該書印製與流傳的時間線。高晞還論及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雒頡參照邱熺的《引痘略》及日本種痘技術，對皮爾遜的原作進行修訂，令種痘技術更加適應中國本土的實踐。儘管其後在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刊發專文，為西人的種痘技術正名，但雒頡的編校版也吸納了中國、日本元素，可謂東西醫學互動對話的生動實例。香港珠海學院馮錦榮教授在論文中考察了十九世紀晚期西洋氣象儀器書籍在中國和日本的翻譯，分別追溯了傅蘭雅、江衡合譯《測候諸器說》與保田久成譯刊《氣象觀測法》的西文底本，以闡明這些譯著對兩國近現代氣象觀測及儀器標準化的意義。法蘭克福大學阿梅龍（Iwo Amelung）教授也以氣象學知識傳譯為主題撰文，認為氣象學術語的翻譯在近代中國傳入西方科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通過比較和分析二十世紀初第一代中國氣象學學者的著述，他提出「副文本翻譯」（paratextual translation）的觀點，即竺可楨等人在中文教科書和專業論文中以括號或註解等副文本形式，大量引述多種西文的氣象學術語，並嘗試將繁雜不一的中文對譯詞進行標準化處理。這種帶有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傾向的翻譯，在阿梅龍看來反而出自明確的實用目的，是氣象學在中國本土化過程的一部分：外文「副文本」的加入令科學術語的使用清晰、連貫，具備穩定性，既可以跟西文術語直接對應，同時便於編制標準化的術語詞典，以助力中國早期氣象學的學科建制。

本書還收錄三篇文章，以清末民初的主要出版機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印務方針和運營、銷售模式的發展軌跡。上海海事大學莫為（Mo Wei）副教授以1923年土山灣印書館印製的西文書目表為線索，考察近代上海耶穌會士如何將修辭學和語言學方面的專長，選擇性地應用於漢學、語言學、方言學著述及教科書的出版實踐當中。莫為以晁德蒞編纂的拉丁文—中文雙語《中國文化教程》為例，闡明耶穌會士對這兩種性質、地位相近的古典語言的重視，而書目表所列關於少數民族及民間習俗的法語民族誌著作，卻反映出漢學領域轉向「邊緣性」或「去中心化」的新趨勢。土山灣出版的方言詞典及方言學著作自成一類，與傳教士使用上海等地的方言向普通民眾宣教的實際需要密切相關。這些例證表明耶穌會調整其出版策略，以適應民國初年傳教形勢的變化。復旦大學張仲民教授的論文對大量一手文獻（尤其是日記）進行鈎沉，釐清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主事者張元濟和高夢旦等人與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的密切交往，促成了胡適為《東方雜誌》供稿和《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其後雙方商談新的合作計劃，然而延請胡適主持印書館在北京設立第二編譯館的動議並未成事，而「世界叢書」的出版也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不過這種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意義重大，可以說是民國時期學術界與出版界合作的一個範例。與張仲民的關注點不同，巴德學院的高哲一（Robert Culp）教授雖然也以商務印書館為主要研究對象，但並未考察其出版事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而是着眼於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各類出版物在東南亞華人社區發行及傳播的網絡，為海外華人接觸和了解西學提供了重要渠道。換句話說，由西書翻譯和出版促成的中西思想交流既有「內向化」的發展，同時也「外向化」地從中國延伸到海外華語區。這個視角不但凸顯香港和新加坡在兩家出版社擴增海外銷售網絡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近代出版業的世界面向及中譯西文書籍的跨域流通。

成城大學的陳力衞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崔文東博士也為本書貢獻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兩篇論文分別選取歷史與文學方面的典型個案，探討晚清中國與明治日本之間西書漢譯及出版的跨域交流。陳力衞重點考察村上英俊的漢文譯著《西洋史記》，通過對譯文中特殊語詞和表達風格的分析，指出在中國人熱衷了解西方歷史的潮流下，該書因漢譯文字之便而被引進到中國再版，一度被視為重要的西學知識資源，但卻因書中音譯詞偏離了晚清漢譯西書的主流傳統，且內容上缺少西方近代歷史變遷的部分，最終難以為繼。崔文東以意大利英雄傳記從日本到中國的跨域流動為線索，考查兩國譯者及改編者如何將意大利國族運動的英雄人物作為反覆書寫的對象，創造出同中有異的傳記譜系，並以此推動本土政治、文化思潮的發展。這類跨國傳播的譯作已經超越了傳記文學範疇，不但有助於加深對晚清時期西書翻譯多元路徑的認識，而且也應被視為近世中日思想文化互動交流的明證。

（本文摘錄自《洋字與華文：近代香港與上海的西書中譯和出版》，編輯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