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我与钱仲联先生的忘年交杂忆

本文转自“太炎国学”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丙子（1998年）仲夏，钱仲联先生（时年89）赠我诗3首。诗曰：

乌目论交四十秋，吴赵仍岁又同游。

输君笃志兼文史，才大何如万斛舟。

叙录南词早了然，南洪北孔更精研。

霜臣逝后陈翁逝，赖有君持袋钵传。

新编评传结琦亭，玉尺衡量此典型。

我愧灯前头雪白，高歌眼尚为君青。

仲联先生的过奖之言，我实在愧不敢当。但这3首情深意真的七绝，却道出了我与仲联先生40余年忘年之交的情景，勾起了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

乌目山，即常熟虞山。我与仲联先生1952年相识于常熟。那年，我刚从太仓师范毕业，在无锡参加了苏南地区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后，被苏南文教处分配到常熟县私立大南中学任政治辅导员（时苏南部分中师和中学方设置政治辅导组，从1952年应届中师和高中毕业生中选拔若干人任政治辅导员。）由于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9月底才结束，故新学年推迟到10月初开学。我9月30日从无锡搭夜班轮船赴常熟，国庆日上午9点多钟才到达。来到久闻大名的常熟，远眺卧牛似的乌目山，想到即将开始的教师生涯，心中真是别有一种滋味。下午去县文教科办好了手续，在简陋的招待所住了一夜。10月2日清晨6时，我便赶到西门，搭上了去大南中学所在地合兴街的轮船。船刚开出尚湖不久，我便发现一位40多岁，却早生华发的先生，正襟危坐，胸前"常熟县私立大南中学"的红校徽分外醒目。"大南中学"，这不是我要去工作的学校吗？于是我便主动前去打招呼，在我"自报家门"之后，这位先生便用一口纯正的常熟话也作了自我介绍。就这样，我与仲联先生戏剧性地相识于乌目山下的轮船上。

当时，从常熟到合兴街，轮船要开八九个小时，还得在船上吃一顿中饭。记得8人围八仙桌就餐，菜肴丰美而价廉，吃完一桌再开一桌，我和仲联先生也一起吃了中饭。下午3时许，船到合兴街。我原以为有一所完全中学的合兴街，肯定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大市镇。谁知船到码头，上去一看，四周是一片农田。仲联先生见我满脸疑惑，便告诉我说：合兴街和大南中学离此码头还有三四里路。说着仲联先生便去叫来了一辆手推独轮车，把我和他的行李放在独轮车的两侧，我和他便听着"吱呀、吱呀"的车声，随着推车的农民慢慢地向合兴街走去。当年的合兴街，虽是沙洲区委和区政府的所在地，可是小得可怜：长不足30米，店只有五六家，冷冷清清。大南中学座落在市梢头。下午4点多钟，我们终于踏进了大南中学的大门，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校园虽不大，但还整齐，操场极大，除连接市镇的一面之外，均是农田和农舍。在仲联先生的亲切照拂下，我这个年方18、初出远门的小青年，顺利地从常熟来到了大南中学，一路上还从仲联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有关这所私立中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常熟到合兴，是我与仲联先生"乌目论交"的开始，用中国戏曲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关目"。当我撰写这篇杂忆时，47年前的这个"关目"，真可说是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在大南中学，仲联先生无疑是大材小用。但他担任高三语文和高中的中国历史，却是那么地认真负责。因此，教学效果极好，深受学生的欢迎。该校有不少高材生因深受仲联先生教学的薰陶，爱上了人文科学，报考了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后来皆学有所成。据我所知，《光明日报》资深记者程礼嘉先生（我进大南中学时，他是高二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少卿先生（他是1952年高中毕业留校任政治辅导员的，我与他也曾同事二年），均曾受过仲联先生的亲炙，后来都就读于北京大学。

1952年底，私立大南中学收归公有，易名为常熟县沙洲中学。1953年夏，中学政治辅导组撤消后，我便担任地理教师。从此，我与仲联先生同属史地教研组。他是历史组组长，我是地理组组长。当时教研活动相当多，每学期都要举行公开教学，还有专题讲座等等。因此，我与仲联先生接触的机会就较多了，聆听他的高论，向他请教，便成了当时最吸引我的一件事。因为那时我已萌生了工作一满三年，即去报考高校中文系的念头；而我对仲联先生的学术造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记得有一次地理组举行公开教学，由我主讲苏联地理。事先我准备好了各色标志，随讲随即标志在黑板上的苏联地图上，如此直观教学使学生对苏联辽阔的疆域有了较深的印象。在课后的史地组评议会上，仲联先生对我的这堂课极为赞赏。我思忖，仲联先生40余年来一直对我的印象颇好，一贯奖掖有加，大概最早就来自这堂地理公开课吧！

1955年夏，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8月中旬接到录取通知，月底回沙洲中学办理了离职手续，便告别了生活、工作三年的沙洲中学，匆匆赶回上海，到华师大报到。由于仲联先生偕师母在常熟老家度暑假，我也就没有能与仲联先生和师母告别。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开沙洲中学的第二年，仲联先生也离开了沙洲中学，先是在扬州行政干部学校工作，后又执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和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

1961年寒假，我到苏州访友，曾专程去螺丝浜仲联先生寓所拜访。当时我正负芨南雍，师从陈中凡先生研究宋元明清文学史。虽然我与仲联先生分别已有六载，且从未有书信往来（这应归咎于我的疏懒），但仲联先生一见到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连说："稀客，稀客！欢迎，欢迎！"师母也说："这是沙洲的王先生吧！"我向仲联先生介绍了离开沙洲中学后的情况，并说目前正在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有关洪昇的研究。仲联先生说："陈中凡先生是老一辈著名学者，你应该好好学习！"他开始误洪异为现代戏剧家洪深，后知是洪昇，认为"南洪北孔"值得深入研究。

转眼间，已到了1962年的年底，我三年苦读生涯也告结束了。（这不止是指读书、研究之苦，也包含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生活之苦。记得当时最苦的是买不到稿纸；我有篇论秦观词的论文，南大学报已决定采用，后因纸张问题无法解决，这期学报流产，拙文也未能面世。）研究生毕业后，中凡师盛情要我留校任教，但我因女友在苏州，坚持要求分配到江苏师院中文系工作。

当时高校尚在调整阶段，我的工作一时难以解决，只能作为"教育部储备师资"暂留南大。为了尽快分配到苏州，我便写信给仲联先生，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助一臂之力"（这是原话）。后来我才知道，仲联先生接信后，便热情地为我奔忙，不仅竭力向杨巩副院长推荐（"文革"中被公开的杨巩日记也记有此事），还特地写信给徐铭延先生，请他夫人（时任省教育厅人事处长）关照一下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当时徐先生执教于南大中文系。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并给我看了仲联先生的信。）由于仲联先生等人相助了"一臂之力"，1963年9月底，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苏州（那时的苏州不仅古色古香，且极富诗情画意），任职于江苏师院中文系。

"吴趋仍岁又同游"，在江苏师院和苏州大学，我与仲联先生二度同事，长达30余年，忘年之交又深了一层。"文革"之前，我们同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仲联先生是主任。1965~1966学年第一学期，我曾与仲联先生共同开设了1966届的《中国文学史》。仲联先生主讲先秦到唐、五代部分，我则主讲宋元明清部分。当时刚传达"春节讲话"，正当教学改革的热潮，故主讲并非由教师一讲到底，而只是主持而已；整个教学采用教师启发——学生自学——师生研讨——教师总结的方式进行，最后由学生自选题目，在教师指导下完成论文一篇，作为考试。如此教学改革，其成败得失，姑且不论，但它却给了我一个向仲联先生学习的难得机会。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文革"的开始，我们的这门课便草草收场了。

1976年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高校像整个中国一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仲联先生尽管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但他对党毫无怨言，仍然在政治上紧跟党中央，忠诚于祖国的高教事业，孜孜矻矻从事古代文史的研究。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仲联先生自1952年苏南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上，向党说清了自己的历史以后，从此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在沙洲中学，在南京师院，在江苏师院，一贯听党的话，积极工作，渴求进步。因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仲联先生虽已届耄耋之年，还是全身心地扑在教学和科研上，悉心培养了近20位硕士和博士生；主持"明清诗文研究室"和"近代文哲研究所"，编纂出版了《清诗纪事》、《清代文学大词典》、《近代诗选》等大部头书；撰著、出版了多种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的专著，决非偶然。这是仲联先生社会主义积极性和责任感的具体表现，也是他热爱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实际行动。

仲联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江南二仲"早就名闻遐迩，他的诗词作品，三四十年已蜚声海内。在当代中国，用旧体创作诗词推仲联先生是翘楚，这绝非溢美之辞。至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研究，仲联先生著作等身，这已为海内外的学者所公认，誉之为当代的国学大师亦不为过。我与仲联先生的忘年交虽长达40余年，可是，就年齿长幼而言，仲联先生是我的父辈；就闻道先后和术业专攻而言，仲联先生则是我的师辈。仲联先生80多年来专心于诗文词赋的创作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学术研究，未尝稍有懈怠，虽成就卓著，却老而弥笃，使我对他的敬仰与日俱增；仲联先生的蔼然长者之风，以及在学术研究上的谦虚和雅量，更令人深受感动。近20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仲联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接受一项新的科研任务，或碰到困惑和疑难，首先想到的便是向仲联先生虚心请教，而仲联先生则有求必应，每次总及时拨冗详加指教，我也总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就拿仲联先生赠诗中提到的《全祖望评传》来说，对全祖望我并不陌生，且从小就颇为敬仰。但我对史学，尤其是经学并无研究；对清代的历史和学术，以及中国思想史，亦知之甚少。因此，1988年当我接受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全祖望评传》撰著任务时，心中无底，颇为惶恐，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我便写信向仲联先生求教，信上一连提出了好多问题。仲联先生接信后很快作复，且有三页之长。首先，仲联先生指出：

古典戏曲的学术研究，快成绝学。为传统文化计，阁下宜力任其难，继续从此，不要舍此另作打算。但兼搞其他学术研究，扩展课题，是另一问题。专而更求博，自属至要，与专业不相悖也。

接着，仲联先生就谢山的家世生平，思想核心，他的补修《宋元学案》，他的诗歌评价，以及梁启超对谢山的评论，杭世骏被诬剽窃《结亭集》等具体问题，一一谈了个人的见解。最后，仲联先生还谦逊地说：

弟一生玩弄词章，其他属于学问上事，属于扣槃扪篇流，承下问，约略言之，恐多谬妄，祈指正参考。

仲联先生的教诲和指教，坚定了我撰著《全祖望评传》的决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深受启迪。拙著于 1996年1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传统戏曲的研究方面，我也不放松，1995年底，在台湾出版了《汤显祖与明清传奇研究》，这些皆应归功于仲联先生的教诲和指导。

拙著《苏州奇人——黄摩西研究》的顺利撰写（该书1999年9月即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得力于仲联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指教。仲联先生虽不及奉手这位乡先贤，但与摩西契深的金松岑、张璚隐、萧蜕庵、金鹤冲诸先生，皆为仲联先生的忘年交。因此，仲联先生对于摩西之雅言坠闻知之甚详；对摩西的思想，以及学术研究和诗词创作，更有精深的研究。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梦苕庵诗话》、《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家黄人》和《南社吟坛点将录》等论著中，仲联先生对摩西及其著述评价极高，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们对我研究和撰写《苏州奇人——黄摩西研究》的启示是难以言喻的。更令人感动的是，1994年拙稿完成时，87岁高龄的仲联先生，不仅为拙著题签，并宠赐序文，在序中又对我和拙著奖掖有加。

1999年，仲联先生已高寿九十有二，我也65岁了。如今，我已退休在家逍遥自在，而作为终身教授的仲联先生，却仍在辛勤地工作和笔耕。每当我独坐冷斋，回首往事；读书陋室，闭目养神之时，三位良师的音容笑貌，便会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萦回于我的耳旁：陈中凡先生是我南大的研究生导师；钱南扬先生虽非我的导师，却也对我另眼相看，如同弟子；而钱仲联先生与我二度同事，忘年交长达40余年，但同样是我的教师。如果说，中凡师和南扬师把我领进了明清戏曲和小说研究的堂奥；那么可以这样说，仲联先生不止激发了我对明清文史的研究兴趣，也有力地提高了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因此，我像感激中凡师和南扬师那样感激仲联先生，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这一生，虽碌碌无为，但所得知己倒不止一位，更得到了三位知己的良师，也该满足矣！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了！在新的世纪，我深信，我与仲联先生初交于乌目、深化于吴趋的忘年友谊，一定会继续发展。在这里，我要衷心祝愿仲联先生健康长寿，在新的世纪为苏州大学更增添光彩，为文学院再创奇迹！

己卯（1999年）年初秋于吴门葑溪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