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沦陷之前，其他行业尽量把商品变为现款，或把货物转运到后方。唯独瓷器既不便全部运走，而在兵荒马乱之际，又无人问津。真所谓“丰年玉”“荒年谷”。这时人们哪还顾得欣赏艺术品或购置瓷器？最后，他们只得把存货堆放到天主堂，或转运到附近农村，大多数业主逃往后方。1938 年日寇侵入，九江沦陷。1939 年难民区开放，一些滞留在九江的业主，为了生活计，只好把一些存货拿出来摆摊或开一个不成规模的小店。一直到抗战中、后期，九江的大、小瓷器店、摊计有：熊振兴、李顺裕、顺陶、恒裕、赣华、泰记、锦华、余水生、夏老二、夏老三、杨金标、刘瑞松、张子三、戴洪发、李永顺、公和祥、吕国峰、小方、宝元斋等二十来家。
"矶湾“内从事瓷塑彩绘的工匠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因逃避战祸到大后的达官显贵和各方面的上层人物，首先纷纷搭乘大轮船顺江而下，途经九江必购江西名瓷而去。当时九江瓷业还处于沦陷时期的规模，而且大多数地点又远离轮船码头。每当傍晚，几艘满载乘客的下水大轮抵港后。凡就近的几家瓷器店，即被抢购一空。因而，一时大大刺激了原来并非卖瓷器的其他行业，如棉花店、纸店、杂货店、百货店等，都一窝蜂般地纷纷经营瓷器，几乎城外西门口至张官巷的大中路和滨江路，全部是卖瓷器的，一时达数百家之多，外加驼篮子的，摆地摊的比比皆是，旅客一上岸，满目皆是瓷器，好像九江成了”瓷城“。
由于抗战胜利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一时对瓷器的过分需求，造成了九江瓷器业的畸形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本来不是做瓷器生意的外行，纷纷被淘汰，有的转行，有的歇业。而抗战前的一些老字号，大部分复业，如夏宝记、宋同茂、瑞荣庆、华昌、九江瓷业商店等。也有的老字号，如扈万兴、雷德茂等，则已销声匿迹。
九江瓷器作坊里的瓷工
抗战胜利恢复正常后，瓷器店的户数虽然达到了战前的数字，老字号虽然已经复业，但元气大伤，新户又实力不足，共同的特点是资金微弱，远远达不到战前水平。有人估计流动资金只能达到战前十分之一。全九江也只有新起户戴启祥所开设的光华瓷社颇具规模，然其资金的全部（包括固定资产）也只不过三、五万元而已。老店除李永顺元气未伤，还保持了二、三万元的全部资产外，其余业户可说是微不足道。
具有传统特色的九江“矶湾”。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又恢复了旧观，可是往日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都昌帮的义庆社和本地帮的同意堂，合起来也只有百余人，他们成立了同业公会，由邓官龙担任理事长。
战后九江瓷器市场，第一次出现了“瓷行”。瓷行的出现，不仅便利了外来的采购者，而且为景德镇的瓷器打开了又一个销售渠道。当时九江先后出现的瓷行，有滨江路的华丰，龙开河的复兴祥，矶湾的永咸。唯华丰瓷行的业务首屈一指。瓷行使无力到景德镇采购的商户，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一般是先拿货、后收钱。瓷行销货最多时，一次达三船之多，每船在百担以上。战后景德镇的瓷器绝大多数是以帆船从水路通过鄱阳湖运抵九江。但细料、精巧小件还是同姑塘的挑脚人用箩筐挑来。
民国精品老瓷器——九江荣华珍品粉彩龙凤纹碗
九江的瓷器业，不能恢复到战前二十年代以前的水平。其原因有二：一，因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苛捐杂税沉重，民不聊生，广大人民无力多购瓷器；二，浙赣铁路修复通车，部分景瓷无须再水运到九江，而是由铁路直接运往销售地。直至解放前夕，九江的瓷器业可说是每况愈下。这期间，大官僚、地主阶级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终日为自己的命运惶惶不安，中产阶级虽不满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但对共产党又持怀疑态度；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食不饱腹，自然不利于瓷器的销售。
五、解放后瓷器业的光明道路
解放初期，因经济改组，瓷器业除转业、歇业、倒闭的以外，只剩下二十余家。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庐山作为省内外工人疗养院的建立，国家、机关、厂矿纷纷建立食堂，人民生活不断地改善、提高，过往旅客开始对日用和美术瓷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又使瓷器业的业务开始得到了复苏。
瓷器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无论是在完成税收入库，还是在抗美援朝中捐献飞机大炮，热情都非常高，曾多次受到政府或税务部门的表扬。
1954 年底，光华、国光、立生、宋同茂、顺华、宝元斋投资九江电瓷厂，走上公私合营。剩下来的华丰利、安记、公记等在改善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的同时，再度恢复了解放前的红炉、彩绘、定款等业务，极大地方便了顾客。企业经营作风正规，经营管理更加合理，促进了劳资双方更大的积极性，为 1956 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1956 年 1 月 1 日，全行业走上了公私合营。九江的瓷器业走上公私合营后，经过了合并、改组，零售点作了适当的调整，业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1987 年民建江西省委、江西工商联编《江西工商史料汇编》第一辑。
九江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