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庐”筹建，始于民国六年（1917)。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帝国主义列强正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以轻工业为主的厂矿企业。“映庐”创办人之一的许森，字用之，是我的叔祖父（排行老四，我叫他四公公），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在日本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后来当上了孙中山先生的顾问，曾协助、参与孙先生《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重要文献的制订工作。
他在日本读书时，由于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痛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特别是看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使国家日益强盛，急欲效法日本，振兴祖国，重建中华。从日本回国以后，因参加讨伐袁世凯而被捕入狱，袁死后被释放。他按照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九江，一方面做律师，一方面积极准备开办工厂。
1917 年，他到上海和许楷廷（我的叔祖父、排行老三）、姚肇之（许森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许楷廷的内兄），以及徐霖泰、唐翌之、唐仁静等亲友相聚，共同商讨办厂事宜。大家觉得，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已有电力企业，而九江尚无电灯，也无电力能源，于是决定办电，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方案既定，乃合股集资五万元，定企业名“映庐电灯公司”，由入股者组成股东会，推举许楷廷任经理。许楷廷原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学生，是学美术的，兄弟及亲友们觉得他画画不如办企业对国家的贡献大，都主张他改行从商，所以一致推举他为经理。
九江映庐电灯公司徽章
公司地址选在龙开河以西的滨兴洲（即现在的九江供电局宿舍一带）。当时这里是一片低洼的河滩，建厂房必须填平地面，于是雇劳力填土，花了半年时间，以后建房装机，架设线路，整个准备时间为一年。第一台装机是从上海买来的德国制 50 马力单缸柴油发电机，发电容量折合 36.8 瓩。民国七年（1918) 初，“映庐”电灯公司正式发电，一到天黑，这台原始的 50 马力单缸柴油发电机便“嗵嗵”地吼叫起来，老远都能听得见。从此，标志着现代进步与文明的“电灯”，开始出现在浔阳古城。
负责“映庐”机房技术工作的，是我父亲许运枢。我父亲原在南浔铁路当铁路工人，能开车，会检修，通晓机电技术。“映庐”开办以后，因为企业是许家办的，家里人便叫我父亲离开铁路，到“映庐”来掌管机房事务。我父亲还从铁路上带来了几名技术工人，都是他的徒弟或师兄弟，形成了“映庐”早期的基本技术力量。从铁路来的技术工人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罗桂干，罗汝林等）虽然当时不明他们的政治身份，但在以后团结工人，克服困难，抵制日军破坏中起了很大作用。
“映庐”电灯公司开业以后，所发的电量甚微，只能供照明使用，而且每晚只开前半夜。尽管如此，由于电是个新鲜玩意儿，点电灯既干净又方便，当时九江的官府衙门以及资本家、商人的公馆、店铺，都争相使用电灯，为能够用上电灯而引以为阔气和荣耀。当然，广大普通市民对电灯是不敢问津的。
由于用户不断增多，促使“映庐”的生产逐年有所发展，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又陆续安装了两台 75 马力、一台 200 马力柴油发电机和一台 160 马力蒸汽发电机。1931 年又从德国进口一台 530 马力柴油发电机，使“映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802 瓩，资产增加到 20 万元。这些电力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从面临倒闭到落入敌手
“映庐”公司在开办前期生产量有所发展，但在黑暗的旧中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遇到的难题是难以尽述的。首先是数不清的敲诈、盘剥和欺压。当时国民党的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及军警督察机构，用电是不交钱的，对他们供电只能确保，甚至连那些大小头目常去嫖赌的场所，也不能停电，如若停了电，他就说你“通匪”，借口吊打“映庐”工人。还有那些谁也惹不起的伤兵，常常接线偷电，到南门湖触鱼，没有哪个敢说他们。有一个国民党的陆军少将参议、流氓头子叫蓝军恒，不仅用电分文不交，连家里使用的电灯泡都要给他送上门去。这一类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
电费不能如数回收，又要承受各种税收负担和额外剥削，使企业经济困难无法对设备经常进行维修。燃料缺乏，靠洋商“美孚”“德士古”供应，价格浮动大，且供不及时。种种原因使“映庐”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面临倒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许楷廷于 1932 年辞去了经理职务，由姚肇之接任。然而不景气状况有增无减，股东会决定求助于国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请他们来接管。建设委员会本有吃掉“映庐”的想法，请他们接管，正中下怀。于是，在 1933 年成立了“映庐电灯公司整理处”，委派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电机工程师单基乾为专员，带了几个人接管了“映庐”公司。这个时候，“映庐”早期安装的几台小型发电机因缺少备品配件，大部分已损坏报废，建设委员会又从德国进口一台 750 马力柴油发电机，使生产勉强维持下去。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建设委员会派驻“映庐”的经营管理人员纷纷撒离，匆忙中将发电设备交还给原“映庐”股东会。这时候，股东会当中的唐翌之在苏州，姚肇之、徐霖泰、唐仁静都在上海，许森、许楷廷虽然都在九江，但在当时那种动荡时期，谁出面也管不好，只好把这个烂摊子“交给大哥处理”，于是我祖父许维之当上了“映庐”公司的经理。
我祖父排行老大，是许楷廷、许森的胞兄，没读过多少书，没进过洋学堂，胆小怕事。接手不久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 七月，日本侵略军进入九江。日军到达前夕，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完好的设备，许维之指挥工人把机器上的重要部件都拆下来，埋藏起来，然后指挥大家撤退。当时我祖父患有肺气肿病，工人们抬着他上了庐山。由于受了惊吓，病情加重，大量吐血，结果在庐山去世，终年 67 岁。工人们把我祖父安葬以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下山往南逃难去了，分别逃到赣州、吉安、泰和等地，靠担任省参议员的许森的关照，才安下身来。
九江这边，“映庐”发电设备落入日军之手。不久，两台 530 马力柴油发电机被美国飞机炸毁，日军于是将“映庐”遗留下来的线路设施和已在 1926 年 4 月投产的“久兴纱厂”原动部（装有美制 750 瓩蒸汽发电机两台，专供内部生产使用）合并成立“华中水电公司九江出张所”，使之为其侵华战争服务。
日本鬼子为了修复“映庐”设备，四处搜索未离开九江的“映庐”工人，试图找出埋藏在地下的机器零件，但被抓去的人，没有一个人讲出来。老工人戴怀正等人被日本人抓去，至死也不肯讲出机器埋藏的地点，表现了“映庐”工人高尚的民族气节。
我与“映庐”
我生于 1923 年 5 月。父亲在 1925 年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左、右派发生摩擦时，因支持左派，被打死。我母亲在我 8 岁时也去世了，我由我的曾外祖母养大。日本人来以前，我在九江新坝上“永生布店”当学徒，老板姓陈，安徽人，那时我才 13 岁。日本人到九江以后，我跟随“映庐”职工们一起逃难到泰和，找到许森（四公公），他叫我进学校读书。当时安福有个豫章中学，校长夏家光是九江人，对九江去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我就在那里读完了初中，以后考取泰和农业专科学校，又读了 5 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堂叔许德瑗叫我回九江去，把我父亲当年的师兄弟们团结起来，恢复“映庐”的生产。这时候我只有 22 岁，对我父亲当年的同事，年长的我都以“叔权”“伯伯”称呼。这些“映庐”的老工人，虽然有技术，但文化都比较低，他们重感情，讲义气，看我是姓许的后代，又看我祖父、父亲的份上，加上我又读过几年书，对我寄予很大希望，都愿意跟我回九江重建“映庐”。
1946 年九江水电公司复业全体同仁摄影纪念 编者配图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我 7 月间回到九江，“映庐”被轰炸的痕迹历历在目，到处是一片废墟，要想恢复生产，面临重重困难。但是，跟着我从赣南回来的这些“老映庐”们，对他们曾经为之流过血汗的企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大家表示要和衷共济，同渡难关，竭尽全力，重建“映庐”。第一步是成立了“映庐电灯公司复员工人装灯合作社”，大家推举我当主任，凡属“映庐”复员回乡的人员以及少数原来未走的人员，大家都进入到合作社里来，在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情况下，设法凑钱入股，五块钱一股，为恢复生产积累资金。工人们一方面靠装灯赚钱，养活家口，一方面把埋藏在地下多年的机器零件挖出来，在残破的废墟上修复设备。九江市民对“合作社”也很支持，商会批准成立“映庐电灯公司清理处”，我任清理处主任。这时候，原来的股东老板当中，许楷廷、唐翌之已经在八年抗战时期死去，其他的都各自西东，无人问事。
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部委托汉口的“既济水电公司”代管着“映庐”事务。1946 年 7 月，我们和“兴中纱厂”（原久兴纱厂）达成协议，把“兴中”原动部借过来（原动部有两台 750 瓩蒸汽发电机，实际只能开一台），恢复了生产，并兼管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自来水厂，改称为“映庐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到 1947 年上半年，经过清理工作，“映庐”的一台 750 马力柴油发电机修复，单独发电容量为 400 瓩。于是把“兴中纱”借来的设备，仍旧归还了原动部。这是工人们两年来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成果。不多时，老“映庐”的股东们纷纷从各地回到九江，召开了股东大会，问我们赚了多少钱，要我们分钱给他们。我对此很生气，心想工人们用血汗修复设备，刚刚恢复生产，你们不仅不慰劳，还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这没有道理，结果与他们闹翻了。股东们不承认我的经理职务，工人们恼火了，发动了总罢工，大家要把集资修好的机器拆下来。闹了一天没发电，社会影响很大。
在这些股东当中，四公公许森从外地回来得早一些，亲眼看到过工人们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情况，在股东会上为我说话，最后股东们都不管了。于是，许森作为董事长，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聘任我为“映庐水电公司”经理。这是 1947 年 5 月的事。
1949 年 5 月 17 日九江解放，不到一年九江市人民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九江市副市长。在这期间，我仍兼任着”映庐“公司经理职务。以后由于市里工作繁忙，由刘炳乾同志主持“映庐”工作，我就没再问事了。
1953 年 3 月，“映庐”公司和“兴中纱厂”原动力部再次合并，实行公私合营。1954 年 10 月收归国营，国家在官牌夹“兴中”原动部旧址安装 1000 瓩英制汽轮发电机组一台，正式成立国营“九江电厂”，加上原有可用设备，总装机客量为 2500 瓩。从此，“映庐”公司结束了它历时 36 年的历史。
1953年兴建的九江电厂一角 编者配图
“映庐”公司走过了数十年坎坷的道路，它为九江电力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忆“映庐”，展望今天，使我心中无限感慨。“映庐”从 50 马力单缸柴油发电机、36.8 瓩容量起家，三十多年间，最鼎盛时期也只发展到 800 多 瓩，而且历尽了艰辛。当政权属于人民之后，这 38 年间，九江的电力已发展到 29.9 万 瓩，是“映庐”最高容量的 373 倍，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呀！看到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今天都成了现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前进，九江的电力工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1988 年九江市政协文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