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遗记”轮驳转运局及其他

文化   2024-09-26 23:19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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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浔阳商贸》,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

九江,水网交错,上达巴楚,下抵苏皖,南联闽粤,为水陆交通要津,是沪宁的经济腹地,具有优越的地缘优势和水运条件。因此,九江口岸不仅商家云集,而且船只往来频繁,人流、物流、金融流顺畅。
据史料记载,1947 年九江港除上海和汉口各大轮船公司(诸如招商、三北、民生、鸿安、大达等)的船只在港停泊作业外,在九江航政办事处登记的轮驳公司就有 62 家 112 艘轮船,3298.91 总吨在港营业,其中有 3 艘以上轮船的公司 11 家,计有轮船 55 艘 1680.22 总吨;有 2 艘轮船的公司 6 家,计有轮船 12 艘 513.93 总吨;只有 1 艘轮船的公司 45 家 1104.76 总吨(内 15 家只有所有权而未挂牌营业,由其他公司代理)。这些轮驳公司的轮船纷纷在九江投入营运,推动了航运业的发展,但受大环境的影响,遭受了巨大制约和打击。“遗记轮驳转运局”就是其中的一家。
九江“遗记轮驳转运局”徽章

“遗记”轮驳转运局是 1935 年由九江人吴遗发创办的,其时有轮船 8 艘 291.17 总吨,经营九江至南昌、汉口、芜期,南京等航线的货运业务。营业处设在原九江市滨江路 78 号,并在南昌设有办事处:广揽省内外水运业务,进展也较为顺利。时隔不久,日军侵占九江,“遗记”轮驳转运局不得不随之而逃难至吉安,苟且安身,经营吉安至赣州和吉安至樟树航线。这时,由于船只受损,航线短,运量少,收入锐减,困难重重。特别是抗战混乱时期,物价上涨,税收日增,军差不断,犹如雪上加霜,困难愈加深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遗记”轮驳转运局即于 1945 年 10 月返回九江复业,当时有 98.51 总吨的“发昌”和“懋昌”货轮 2 艘及 148.6 总吨的驳船 2 艘投入营运,运力比战前减少了 6 艘,减少 75%。为适应需要,扩大业务,增加收人,又代理总吨为 92.18 吨的“大顺”与“达丰”2 艘货轮业务,依旧经营九江至南昌、汉口、芜湖、南京航线货运。

九江“遗记轮驳转运局徽章

与此同时,九江人杨克连于 1945 年底创办“同记”轮局,营业处设在原滨江路 101 号,有总吨为 69.70 吨的“同兴”“同济”“同庆”货轮 3 艘,并在南昌和饶州(今波阳)设有“同记”轮局分局,经营九江至南昌、饶州航线的货运业务。当时,这两个轮局运送的主要货物有粮,瓷、茶、盐、棉,煤等物资,经营颇见起色。然而,抗战刚过,内战又起,使得货运量减少。特别是 1948 年上半年,由于当局封江封航,城区戒严,市场萧条,物流受阻,人心不稳,迫使各轮局不得不由半停航而全停航,九江航运业又处于困难境地。

1949 年下半年,九江刚解放不久,城乡经济尚处在恢复中,原官办轮驳公司后改为国营,商办轮局则因时局变化,一时难以适应需要而停业。1950 年春,九江航政办事处奉令整顿航运业,100 总吨以下的各轮驳公司未能获准营业,只有九江地方的“遗记”轮驳转运局一家获准营业。此举使许多小轮驳公司不能参与水运经营而被淘汰。“遗记”轮驳转运局虽获准经营,但基础薄弱,船龄过老,机件陈旧,冗员过多,业务清淡,轮船每月只有二个航次,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不得不于 1951 年 7 月 31 日将“懋昌”轮抵押给人民银行九江支行。此后,困难越发深重,遂于 1953 年 9 月 24 日将“发昌”和“懋昌”2 轮转卖给湖南长湘轮运公司。至此,九江的私营轮船业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些私营木帆船在国营航运业的扶持下参与经营。

九江三北码头


资料来源:

2004 年九江市政协文史参考资料《九江近代名商》。



【编后记】
所谓轮驳转运,即轮船与驳船之间的货物转运,因此轮驳转运局主要从事货运业务,既拥有轮船也拥有驳船(码头),相较于一般的轮船公司,实力更强些。本文的讲述很专业,也比较客观中立。然而文章中却没有说明,1950年整顿民营轮船公司,为何只有“遗记”轮驳转运局一家获准营业?是因为只有它能超过100吨的淘汰标准吗?这标准又从何而来?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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