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久兴纺织有限公司“庐山牌”商标
一、振兴实业创办“久兴”
1919 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原江西省长陶家瑶，在上海邀集赣籍政、军、工商界和知名人士商议在江西创办纺织工厂。于是发起集资一百万银元，组成“久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有政界陶家瑶，军界张勋家族代表为张泌亭，商界有盐业巨子周扶九等。公推陶家瑶为董事长。当时，先父朱仙舫在上海恒丰纺织新局任工程师。陶家瑶多次到平凉路“遂庄”的我家寓所，邀请先父为“久兴纱厂”规划二万锭的设计任务。先父以事关振兴江西实业，为家乡出力，义不容辞，故欣然允诺。并亲赴南昌、九江两地选择建厂地点。权衡再三，认为在九江建厂，包括买地建厂、交通运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劳力来源、人才招聘、机器采购、水源气候等等条件，均优于南昌，故决定在九江建厂。
九江厂址，初选在九江地势较高的九华门、花果园一带，但因地皮索价过高未成，遂改选在官牌夹。此处虽地势较低，需要填高厂基约一米左右，方能与南浔铁路路基平齐，但填高后费用，仍比九华门地价便宜很多，且运输便利，铁路车皮，可停在厂门口装卸物资；水运船只，可靠在电厂码头附近卸货。每年节约运费颇为可观。
久兴纱厂机器，选购当时较为先进的美国沙可洛威尔厂制造，1922 年出厂的设备。事先某外商洋行，曾向先父推销外国旧纺纱机，并许以价格优惠，佣金优厚。先父不为厚利所动，认为建设纱厂，是造福江西人民的一件大事，不能买旧机器滥竽充数，遗患无穷，故严词拒绝。
1922 年，“久兴纺织厂”开始安装纺机，陆续开工投产，先父任经理。这是赣人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自己办厂的第一家纺织企业。“久兴”投产后，业务颇为发达，年年均有盈利。所生产的“庐山牌”棉纱投放市场后，畅销省内，供不应求。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董事长陶家瑶官迷心窍，抽走厂里资金去捐官职，致使资金周转困难，生产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先父愤而辞职，于 1927 年离浔去沪，进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任申新五厂厂长职务。因整顿“申五”卓见成效，其后又接任“申新”二厂、七厂厂长。
“久兴”董事长陶家瑶抽走厂里资金，引起董事之间摩擦。陶、张两家大股东互争”久兴“控制权，张勋的家族推张泌亭驻厂，陶家瑶则派其弟四子陶西白驻厂，双方争权夺利，日甚一日。职工无所适从，管理混乱，生产每况愈下。“久兴”续任经理是原九江商会会长王试蓉，任职数年，终未能使“久兴”摆脱困境，无可奈何，只好向上海银行财团贷款，勉强维持开工，而财权则受上行财团控制。与此同时，“久兴”欠慎昌洋行的纺机及原动机价款，拖延数年，无力偿付，双方乃涉讼于原九江地方法院。“久兴”官司失败，不服上诉。1934 年经原江西省高等法院裁决，“久兴”全部财产归慎昌洋行所有，以抵偿债务。从此，我省最早创办的纺织工厂，遂落入美商慎昌洋行之手，沦为外资企业。
二、“利中”纱厂的成立
“久兴”判归慎昌洋行所有，先父在沪得讯后，深为惋惜。1935 年，他离沪至汉，与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合作，发起组织“利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银元 40 万元，向慎昌洋行租办久兴纱厂，并改名为“利中”纱厂。推黄文植为董事长，先父任经理，工程师有朱应奎、吴毓初、业务科长为邱光庭。“利中”纱厂复工后，厂务蒸蒸日上，获利颇厚。庐山牌棉纱品种 16 支及 12 支，又畅销于省内。1936 年，先父兼任复兴实业公司承办的汉口第一纱厂经理。因长驻汉口，故提拔邱光庭为“利中”厂长，主持日常工作。
利中纱厂职员合影 编者配图
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芦沟桥事件”，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战争。1938 年，日军侵占南京，溯长江西上，九江、武汉相继告急，日军飞机轰炸九江，“利中”办公楼及清花车间附近空场上，落一炸弹幸未伤人，但战火日紧，“利中”不得不停工遣散。
三、兴中纺织公司成立
1945 年 9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9 月 20 日，先父乘民生公司胜利后首航轮“民族”号，由重庆东下至汉口，我同轮偕行。
到达汉口的那一天，正巧是中秋佳节，同沦陷区阔别多年的亲友，战后余生，胜利重逢，喜出望外，自不待言。在汉口，我们住在复兴实业公司办事处。先父获悉“复兴”及“利中”战后的第一手资料后，乘船离汉赴沪，出任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六厂厂长。途经九江下船，实地调查“利中”纱厂情况。我们耳闻目睹，战后“利中”纱厂满目凄凉，今非昔比。厂房内部，空空如也，机器被搬迁一空，车间成为养马之厩，马粪遍地皆是，臭味难闻。整个“利中”纱厂，被国民党陆军某军的一个车械所所占用。
“利中”纱厂机器为什么会被搬迁一空？经了解，原来战初国军从汉口作战略转移时。曾将汉口日商“泰安”纱厂的二万锭机器，拆迁重庆，成为战时的军政部纺织厂。武汉沦陷时，日本遂将“利中”纱厂的机器，赔偿给“泰安”纱厂。因此，“泰安”将“利中”机器全部拆迁，分批运往汉口，放在汉口第一纱厂仓库。有一部分机器则在运输途中，铁驳被盟军飞机炸中，沉于江底，地点在九江上游约数十华里的高家湾。
我将调查情况报告先父，请与上海慎昌洋行联系，派代表前往调查。不久慎昌派代表柯柏来汉，我陪同柯柏在汉浔两地实地调查。柯柏返沪汇报后，慎昌决定将残余纺机及原“久兴”厂全部产权估价出售。先父得讯后，立即与赣沪政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邱训谦、王建名、马元凯、龚伯循、吴健陶、余建丞、王德兴、陈志恒等集资数十万美元，组成“兴中”纺织公司，向慎昌购得原“久兴”纱厂全部产权。“兴中”初推龚伯循为董事长，旋龚离沪去港，改推先父为董事长兼经理。邱训谦任副经理，李群化任厂长。我任保全工程师，后调任工务处长兼运转工程师。洪吉安任运转工程师，后改任保全工程师。李祝三任业务处长。
1946 年，“兴中”复工机构组成后，上海方面由邱训谦负责，汉口方面由李群化负责，九江方面由我和洪吉安负责，积极筹备复工。当时主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沪聘请保全技术人员和采购机器物料；二是将存汉机器运回九江；三是雇请潜水员打捞高家湾沉机，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整机配套安装。经过几个月的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终于配套装成 8 台细纱机，形成 3200 锭的生产能力，并于中秋节前，生产出第一批 20 支庐山牌棉纱，供应市场。这样，使职工充满了希望，鼓舞了斗志。此后，该厂边生产边安装，到 1948 年底，有 18,000 纺锭投入生产。
四、喜迎解放
1949 年 5 月，国民党广西部队撤离九江，市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兴中纱厂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工，并组织护厂队进行护厂。5 月 19 日，九江治安呈真空状态，当晚一些无番号的杂牌部队，冒称解放军，欲强行进入厂内，进行接管，并威胁护厂队缴枪。护厂队坚守自卫，不为所迫。及至天明，上街打听，方知昨夜为来历不明的王公霸部队骚扰。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九江解放了。市民和职工举行集会游行，欢庆胜利。
是年 6 月，涨水时期，九江水位虽不很高，但兴中纱厂西北角防汛围墙，因年久失修，势将倒塌，有被洪水侵入的危险。尤其是梳棉针布如被水浸，将影响开工。是时，正值吃晚饭的时候，我见情况危急，立即通知住厂宿舍及厂附近的保全工及有关男工，于吃完晚饭后，立即到厂办公楼前紧急集合。一时集合者凡数十人，分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为拆车队，以梳棉保全工为主。其他运转保养工配合，专门负责拆梳棉锡林、道夫针布及盖板。第二大队为运输大队，专门负责配合拆车队，将拆下的梳棉针布，
妥善地运送到指定的安全地点。经过几个小时，站在没膝的水中紧张作战，到晚上 11 点多钟，全部数十台梳棉针布已安然脱险。翌日，我将抢救梳棉针布情况向李厂长汇报，厂长对抢收针布的干部工人，深表嘉许，奖给每人棉纱两小包。水退后，兴中立即整机复工生产，并以棉纱数百件支持当时旧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为支援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九江兴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证
五、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解放后，兴中复工初期，生产一度不够正常。为了摆脱困境，兴中纱厂资方即申请江西省政府接管，改为公私合营企业。1949 年 12 月，省政府正式批准兴中纱厂为我省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并委任肖善荣为兴中公方厂长，李群化任私方副厂长。兴中公私合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公方厂长有效地主持了工作，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1951 年，该厂向长沙裕湘纺织厂购进原常德纺织厂的 3456 锭配套的纺纱设备，这批纺纱机，均为上海大隆机器厂仿外国机型制造的。这些设备安装投产后，使兴中生产能力达到 21,456 锭，第一次超过原“久兴”20,000 锭的规模。1952 年利用细纱每台 320 锭，接长为 400 锭，有多余的车头及机器零件，再配套装成沙可洛细纱机 12 台。此后又向上海增购复泰细纱 38 台，及前后纺配套设备。到 1953 年底，“兴中”已拥有纺纱锭 40,000 余枚，线锭 10,000 余枚。在公私合营后的 4 年内，“兴中”生产规模大发展，产量翻了一番多，同解放前 30 年的旧厂相比，等于增建了一个厂。
1988 年九江市政协文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