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惠州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郑文，惠州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高等教育促进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机制创新研究”（BIA210157）

产业学院研究虽已成为学术热点，但仍是歧见多而共识少。具体而言，它要么被当作实践变革的背景或开展研究的语境，据此出现不少题为“产业学院背景下……”的研究论文；要么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础或可用于解释诸多变革的“大杂烩”式笼统概念；要么基于院校建设经验和实践个案，依赖产业学院某些方面、某个环节、部分特征，做出“实践教学基地”^[1]“混合所有制度改革体”^[2]“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3]“法人化独立学院”^[4]“校企共享平台”^[5]“校企共生”^[6]等界定，进而诱致思想争论。

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解决思想争论和学术歧见的方法是找到共同基点，且“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7] 戴震认为，“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孟子字义疏证》）厘清“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就是从“万殊”中探求共同之“本”。基于“万殊”进而廓清其“理”、掌握其“本”的思想方法论，有助于澄清并整合、扬弃和超越产业学院的多样化界定和歧义性内涵。

根本上讲，产业学院是新型、独特的组织，此为产业学院之“本”；紧扣其组织之“本”，可探析产业学院两个维度之“理”：一是基于“要素—结构—功能”、静态组织维度的“政—产—学”共生逻辑，二是基于“组织—管理—运行”、动态维度的实践演化逻辑。从纷繁复杂的实践案例中梳理静态共生逻辑、动态演化逻辑，有助于找出贯穿于“万殊”之思想纷争的“共同基点”，生态全息地展示产业学院的核心逻辑，为认识和设计新型产业学院、推进产教融合实践、促进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要素—结构—功能：产业学院的共生逻辑

生物学的“共生”概念，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基于生存需要而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关系状态。^[8] 作为产教融合载体的产业学院，通过培育共生单元、优化共生环境、构建适切的共生模式而形成政产学研一体多循环的共生网络和共赢机制。共生是产业学院作为静态组织的核心逻辑，可借助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从共生单元（要素）、共生结构及共生功能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共生要素：多元多层律

传统育人活动主要发生于教师、学生、知识（表现为科学、技术、技能等形态）、教学方法、教学场所等要素构建而成的高等院校，作为新型育人组织的产业学院，开放性包含“高等院校—产业—政府”等多元要素（共生单元），呈现多类并存、分层分化特征。

1.核心共生单元：高等院校

具体支撑产业学院建设时，“高等院校”往往以某种具体组织形态为载体。具体而言，一是多所“高等学校”的松散联合体。如广东工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通过松散联结，与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及园区内企业共建粤港机器人学院。二是高校内部二级学院。如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院系，联合相关龙头企业，分别建立化妆品学院、雷诺钟表学院等产业学院。三是高校内深受知识—学科逻辑、专业逻辑、产业逻辑复合影响的专业群。^[9] 如福建江夏学院的经济贸易学院以数字领域专业群为依托，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四是特定专业。如东莞理工学院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依托建设粤台产业科技学院。五是课程群。^[10]

2.关键共生单元：产业

共建产业学院时，“产业”要素往往根据院校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律等约束条件，以不同形态参与其中。具体而言，第一是最基层的产业因素，即企业。实践中，头部企业越来越关注建设产业学院。如华为、比亚迪等一流企业与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等产业学院，形成华为与深职院“课证共生共长”模式和“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训师资、共建平台、共育人才”机制。^[11] 另外，企业集团基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日益关注产业学院建设。如旭日集团与惠州学院持续深度合作40年、共建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第二是产业园区。作为中小企业抱团取暖之所，产业园区会与高等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如华南城电商产业园区与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商贸学院共建华南跨境电商产业学院。

第三是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了行业办学三个阶段：1952-1960年间仿照苏联体系建立行业性单科院校；改革开放后通过“新创办本科”“老大学设立分校”“老专科升格或合并其他专科、研究所”增设行业院校；21世纪初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行业中专、大专升格或按需新设本科行业院校。^[12] 目前行业与高校共建产业学院，实为行业办学第四个阶段。如广东科技学院与东莞工贸发展促进会共建“跨境电商产业学院”、与东莞市冷链协会共建“冷链产业学院”；广州工商学院与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香港物流商会等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冷链产业学院。

第四是产业链。基于产业链共建产业学院，有利于高校整合学科专业等办学资源、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如基于茶叶的产、销、管等全产业链，福建农林大学整合茶学、旅游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管理科学和商务经济学等专业，建设产业学院“安溪茶学院”；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意见》（穗府办规〔2016〕15号）为契机，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建立广州市动漫游戏产业学院。

第五是特定产业区域。中国经济的区域规划和以城市群为支撑的都市产业圈建设，突显了区域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建议，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构建产业学院联盟以促进绍兴市发展。具体而言，对接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立五个产业学院并组建成横向联盟；依托与绍兴市合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特色骨干大学—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构建集成电路产业学院纵向联盟、形成职本硕博贯通的产业学院纵向体系。^[13]

3.催化性共生单元：政府

各级地方政府基于绩效考核等压力，“为发展而竞争”“为创新而竞争”^[14]，成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的催化剂。最活跃的是地市政府。其中有两类地市政府表现抢眼。一是经济率先发展的新兴城市，如深圳、青岛、苏州、合肥等。二是高等教育资源并不丰富、虽非省会亦非中心城市但颇具发展雄心的地市。如龙岩市政府与龙岩学院共建紫荆（新材料）产业学院、大数据应用产业学院、古田乡村振兴学院等；宜宾市政府推动宜宾职业技术学院、五粮液集团共建五粮液产业学院。

地市以下政府日益活跃。具体而言，第一是县（区）政府。以此为契机，兴起了县域高等教育发展热潮。^[15] 第二是乡镇政府。如广东省中山市各乡镇分别与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南区电梯学院、古镇灯饰学院、小榄学院等产业学院，形成“一镇一品一专业”共生系统；东莞市长安镇政府共建东莞理工学院长安先进制造学院。第三是高等院校所在地之外的政府，意在跨越行政区划限制吸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如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促成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与本地麒盛科技共建“麒盛科技产业学院”。^[16] 第四是主管特定行业的政府部门。如浙江省民政厅与浙江树人大学共建“浙江省养老与家政产业学院”。

（二）共生结构：模式多样律

政府、高校、产业界及其各自多类型、多层次的共生单元，在组建产业学院时因其建设意愿、推动能力不同而分别扮演差异化动力源角色，在产业学院运行时因各自所掌握的资源的稀缺性、可替代性不同而分别发挥不同影响力，在产业学院发展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资源共享机制。据此生成多样化结构关系，形成产业学院多样化实践模式（图1）。

产业学院以多样化的结构和模式，在基层组织层面支撑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本质上讲，高等院校是典型的底重型结构组织。传统高校以学科、专业和基层二级学院等为基础，新时代高等院校日益依赖新兴基层结构——产业学院。“在头重脚轻的高等教育系统，基层的改革是变化的关键形式。”而且，“单一结构倾向于阻止自发的变革，而多结构则促进变革。”^[17] 处于底部基层的产业学院，借助“高等院校—产业—政府”三大要素及其多样化的共生结构，为促进高等院校在产教关系方面的变革提供了巨大可能，可具体落实高职院校“办高职就是办专业”、本科高校“院系办大学”^[18]等办学理念，有效帮助高等院校在产教关系新阶段创新性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能。

（三）共生功能：纵横链接律

多元、多层要素通过复杂组合而形成的共生结构，保证产业学院具备“共建—共享”“相对独立—平等合作”特征，能基于纵、横多向链接而形成“区块链”式共生功能，横向整合政产学研各要素，统筹兼顾、纵横整合教育和就业，既充分发挥高校、政府、产业界各自的基本功能，又通过链接、融合而发挥三者新构的多种化合功能。

第一，产业学院通过区块链式共生而发挥“办学—服务”功能。职业教育、应用型高等教育都承担“教学·人才培养—科研·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但需要探索创新组织载体、运行机制以有效整合多项功能。产业学院的建构，能集生产服务、学历教育、技术研发、技能培训为一体^[19]，彰显生产经营、人才培训、生产与培训技术研发、学员后勤保障等功能，协同提高学科专业建设质量、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开展应用型科技研发、协同改善实践教学环境、协同推进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等，从而统筹整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其服务社会的目标，灵活、及时地回应政、产、教各方提出的新任务——如2019年以来落实百万扩招计划时，产业学院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产业学院可通过区块链式共生而彰显中介缓冲功能。从组织行为角度看，组织的边缘地带更容易导致变革。如“创业型大学”往往在自身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边缘地带建构“发展外围”，并在促进变革与发展过程中消解问题与冲突。^[20] 尽管“发展外围”形式多样且无定例，但校内的学科和专业、校外的产业需求及政府意志之间的共识或歧见、合作或冲突，都可在其中通过交流协商而得到协同。与创业型大学拓展“发展外围”、发挥“边缘作用”的策略类似，产业学院在产教融合中通过释放、输入润滑剂，能有效发挥中介缓冲功能。

三、组织—管理—运行：产业学院的演化逻辑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静态共生逻辑，回答产业学院“是什么”的问题；基于“组织—管理—运行”动态演化逻辑，回答的是产业学院“怎么样”的问题。“高等院校—政府—产业”诸要素间的互动，为产业学院提供了演化动力，能决定产业学院从初创走向成型和成熟的变迁过程和演进结果。

（一）组织演化：增生沉淀律

组织增生是学科、专业拓展领域、分化发展的组织方式^[21]，它较少触动既得利益者、可预防冲突并有效降低变革阻力，较少影响组织的既有功能且有助于达成新的目标。产业学院同样是组织增生的结果。传统二级学院、学系、研究所强调以学科、专业为中心，产业学院是在原有教学、科研组织不变情况下，似秧苗“分蘖”、细胞“分裂”，以“增生”方式创建，且强调“学科·专业—产业”双中心。

通过增生而新兴的产业学院，并不是传统二级学院、学系的简单复制和数量叠加，而是以矩阵结构方式，通过贯穿于传统学院、学系而崭新建构。矩阵结构一直是高等教育系统实现组织创新的重要方式。19世纪以来，大学师生既隶属于各教学的学院，又隶属于重在科研的学科，形成“教学组织—科研组织”“学科—学院”矩阵结构，结构重心是“学术工作”。随着高等教育职能分化和多样化，师生一方面隶属于特定“教学组织—科研组织”及其所建构的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为服务社会而隶属于特定“发展外围”，从而导致师生隶属于“以教学为中心的学系—以科研为核心的研究中心—以服务为中心的社会服务机构”等“三重矩阵”，矩阵结构的重心从单数走向复数。新兴产业学院就是围绕产教融合目标，在“政府—高等院校—产业”螺旋关系中建构而成的“三重矩阵”组织。

基于增生机制而产生的产业学院，并未替代原有组织，而是以“沉淀”的方式，与传统的教学、科研单位共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亚瑟·劳·斯廷奇库姆发现，“现存组织结构”往往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残余组织形式‘积淀’的结果”。^[22] 产业学院为有效沟通政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建构、积淀了新型且有效的基层学术组织。

（二）管理演化：跨界共治律

政、校、企等要素共建而成的产业学院，跨界特征极其明显。从管理理念和价值旨趣看，产业学院坚持“知—行”跨界、追求知行合一。一方面以农业时代“知—行”关系的直接链接为基础，进而追求“知—行”关系的循环往复和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另一方面借助信息时代的技术之翼，以“知—行”关系为基石，通过产业领域促进创新创造创业，进而实现“知—行—创”合一。^[23]

从管理对象看，产业学院坚持“产—教”跨界、追求产教融合。计划体制时代，基于“政治—经济—教育”领域合一而实行“产教合一”，国务院各部委办学，依据国家计划，统一调控国营企业和教育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政治—经济—教育”领域分离而开始“产教相对分离”；21世纪以来，通过继承与扬弃，依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产业学院等组织，优化整合“政治—经济—教育”、协同政产学研、实施产教融合。

从管理组织看，产业学院坚持“校—企”跨界、追求校企合作。建国初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校办企业”“企业办学”等途径落实校企合作、保证专业对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政府机构改革与精简，企业自办的职业学校转而划归教育、人社部门，校企独立、逐渐疏离。21世纪以来，经济界与教育界联系日益密切，校企双方进入主动合作阶段。基于政、校、企而跨界共建的产业学院，成为新时代校企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

从教学管理看，产业学院坚持“工—学”跨界、追求工学结合。^[24] “半工半读”是中国近代以来教育资源匮乏情况下的工学结合方式。产业学院的工学结合，是在教育资源日益丰富条件下旨在深化校企关系、优化专业建设和教学实践的具体形式。工学结合的主体是学生，因此产业学院往往围绕学生的工学结合进行专业、课程、教学管理体系和实习实训基地等的共建。

跨界共建的产业学院，需协同共治，“以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为关键，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结构”。^[25] 目前产业学院治理体系仍待完善^[26]、共治结构仍在发展过程中，即正从随机性协作共治（应急型治理），逐渐向制度化协同共治、法治化规范共治转变和提升。随机性协作共治的结果是，大量产生校本性产业学院治理模式，不同模式虽各有成效，但彼此间极难通约，有待规范化管理、模式化梳理，因此，以立法为基础、以法治为手段的共治模式逐渐被视为改革趋势。学术界提出了两种法治构想。一是增强产业学院独立性^[27]、赋予产业学院法人资格^[28]，推进产业学院法人化，允许产业学院在金融市场融资以保证其办学的自主性与管理的灵活性。^[29] 二是把产业学院建设成为独立的学院，或者建设成此前曾经出现但目前已转设的“独立学院”和企业人才的共享中心。^[30] 上述两大构想，虽然旨在保证产业学院的独立和高效，但对产业学院法治化的理解过于刻板、狭隘。事实上，法人化或成为独立法人并非法治的唯一途径，也不是产业学院建设和发展的唯一方向。重要的是产业学院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矩阵结构方式，通过动态整合多方资源而与时俱进促进政产学合作、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矩阵结构中，传统二级学院、专业群和专业、课程群等是根本，产业学院只是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产业学院不宜也不能从现有高校独立出来，正如影需随形，亦如毛之附皮。

（三）运行演化：三重协同律

产业学院建设的关键，在于高校、政府、产业界等多要素之间的协同运行，即通过运行目标的彼此耦合、运行资源的跨界共享、运行方式的相互支撑，实现教育、政治行政、经济产业三大领域协同运行。

从协同运行目标看，产业学院须追求多元目标，其最直接的目标是从两个维度保证人才的高质量供给。一是提高人才培养的效度。具体包括，优化人才培养的效率、提高人才培养产出率，增强人才培养的效能、提高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强化人才培养目标的效益、提高人才培养对社会需求的贡献度。二是提高人才培养的强度，即更大规模、更快速地彰显人才培养的效度和契合度。

从协同运行资源供给看，产业学院以资源的多方供给为基础、以资源的跨界共享为目标。政府借助政策权力推进产业界助推教育变革、学科专业发展，其核心在于调动产业界的教育资源，帮助产业学院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合理对标行业企业技术标准、龙头企业内部工程师培养培训体系等，构建敏捷的技术导入机制，推进专业教学改革，实现“科学、技术、技能”的优质整合。

从协同运行具体方式看，产业学院需以政策支持、政策调控为前提，以教学、科研等教育逻辑的运行方式为核心，协同“政—产—学”关系、耦合“教育逻辑—政治行政逻辑—经济产业逻辑”。同时，要防止出现三重逻辑畸轻畸重的问题，深入反思、详细探索基于混合所有制的混合型协同运行机制，协同强化政府调控、学校育人、企业深度参与等三方力量，克服因主观偏向选择和客观实力限制导致的认识本位主义、因跨界合作和多方利益博弈导致的自组织建设困境、因教育产业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可持续发展不足、因缺乏本土经验借鉴和分散式探索导致的定位不清和政策滞后、因产权不明而导致的运行乏力等问题^[31]，创新产业学院的发展之道。

从协同运行载体看，政治行政逻辑的政策与文件为产业学院建设提供政治认可和政策支持，经济产业逻辑的商品与服务是产业学院建设的市场依托和价值旨归，教育逻辑的学科和专业是产业学院建设的组织逻辑和核心支撑。产业学院建设，依托学科和专业以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进而回报经济产业逻辑的价值期待、彰显政治行政逻辑的政策期待（如表1）。

表 1  产业学院运行三重逻辑

四、结语

责任编辑：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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