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伯聪，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在工程实践、工程科学和工程教育中，设计思维都是一个核心性、关键性问题和要素。工程活动来源于工程问题。工程问题与科学问题是两类不同的问题，二者有不同的认识论、心理学和社会本性。工程问题主要来自人们关于满足或改善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责任心。科学问题的本质是真理性问题，工程问题的本质是价值论问题。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在“提出者”“所提出问题的本性”“问题答案的性质和特征”方面都有根本性的不同。工程活动在进行需求认定、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决策之后，进入设计阶段，于是设计师在工程活动中正式出场。工程投资者与决策者和设计师的相互关系是反映和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委托代理关系。设计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本性、核心内容和方法论方面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设计思维的核心内容是为工程活动制定出“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有效又合理的体现‘软件硬件斡件统一’的操作程序”。设计工作影响工程活动的全局，对工程活动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和意义。
在工程实践、工程科学[1]和工程教育中，设计思维都是一个核心性、关键性问题和环节。可是，在哲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古今的许多哲学家和教育学家都严重忽视了对设计哲学问题的关注，使其成为了一个被哲学和教育学遗忘的角落。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某些变化。特别是在MIT和瑞典几所大学共同开创的CDIO（conceive—构思，design—设计，implement—实施，operate—运行）教育模式[2]中，“设计”（包括设计思维和设计实现）成为了脱颖而出和崭露头角的关键内容和环节。在中国的新工科探索中，“设计教育”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可是，这个“空前”绝不意味着“绝后”。相反，有理由认为此时此处之“空前”的程度和力度还不够大，未来还需要在这个领域有一次——甚至是若干次——“新的空前”。在这种情况和形势下，从哲学上对设计进行新的分析和认识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计划撰写关于设计哲学的系列性论文，重点研究“设计思维”和“设计实现”的哲学问题。本文是此系列论文的第二篇。①
一、设计师与设计思维
（一）以社会学和心理学方式“定义”设计思维
本文在此无意使用逻辑学方式定义和理解设计思维，而试图使用带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征的方式来定义和理解设计思维。
任何思维都是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的思维。在不同的活动方式和过程中，需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艺术思维是艺术家（包括小说家、画家等）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思维（包括思维方式、思维内容、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等，下同）；科学思维是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思维；而设计思维就是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活动时的思维。虽然必须承认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密切联系和相互渗透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三者混为一谈和可以否认三者的来源和核心内容都有根本性区别。[3]
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这三种思维方式从“种子”“萌芽”到“明确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过程。在原始社会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原始人的原始思维活动中，虽然已经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但不同的思维方式尚未明确分化。随着生产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愈来愈复杂的社会分工，不同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育成形”了。
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如果认真地从“过程”和“工序”角度看问题，都必须把人工物的制造过程看作“设计在先”而“实施继后”的过程。可是，从“工作任务”和“专业分工”角度看，古代社会的工匠——乃至现代社会的“工匠”——常常要“一身二任”地承担设计任务和生产任务，他既是“设计者”又是“生产者”。可是，在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生产中，“设计者”和“生产者”不再是“二位一体”，而是出现了“设计者”和“生产者”的“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这就是说，古代社会有“设计任务”和“设计环节”但没有“专业设计师”。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现代工程师和现代工人的分工。工程设计成为了工程师的职责。后来，由于设计工作愈来愈复杂、愈来愈重要，这就又有了“设计工程师”（以下或称设计师）和“生产工程师”（以下或简称工程师）的分工。
在现代社会中，专业设计工作和专业设计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最典型、最深刻地表现和体现了设计思维的内容和特征。
人工物不但具有技术特征，而且具有美学特征。于是，“设计任务”就成为了“工程技术设计”（可简称工程设计或技术设计）和“工程美学设计”（艺术设计）的“结合”。二者互相联系，但却不能互相替代。目前，相对而言，对于工程活动的艺术设计的哲学研究稍多[4]，但在深度上有欠缺；对工程活动的工程（技术）设计的哲学探讨很少见，其社会和学术影响就更令人唏嘘了。②[5,6] 本系列论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努力推进工程界和工程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设计思维和设计哲学都有新的认识。
（二）工程教育中的设计思维
在现代工程教育中，设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个观点或命题，虽然在理论上几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而不需要繁琐论证的，但在工程教育的现实状况方面，却可以说许多工科教师和学生往往都忽视——至少说“未能足够重视”——设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即使是在理论上有所重视，又可能由于培养和训练的“条件不够”和“路数不当”而未能使工科学生获得应有的设计思维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根本改变，那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更不要说“卓越的”——工科毕业生。为此，研究设计哲学，使工科教师和工科学生都对“设计哲学”和“设计思维”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就成为了急迫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
（三）“设计师”“设计工作”“设计思维”的语义分析
由于本文侧重“哲学分析”，而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进展是语言哲学的兴起，本文也就特别关注语义分析问题。对于“设计师”“设计工作”“设计思维”的语义，通常没有难以理解之处，这里只简单论及这三个词语语义的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注意，“设计师”“设计工作”“设计思维”这三个词汇，既可能是“连锁的语义关系”，也可能是“相互之间有一定错位的语义关系”。由于所谓“连锁”或“一定的错位”在具体表现上都容易理解，这里就不再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了。以下在使用“设计师”“设计工作”“设计思维”这三个词汇时，其具体语义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一定的差异，这是需要读者注意的。
1.“‘设计’与‘活动’的关系”和“‘设计’与‘计划’的关系”
一般地说，“活动”是指“人的活动”。“活动”和“设计”有内在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如果没有“设计”和“计划”在先，则所出现的“活动”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设计和计划在先的）活动”，而仅仅是“无意识的物体的运动”。③至于“设计”和“计划”的关系，则二者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就语用而言，常常可以“互换”；可是，在日常语言中，“设计”往往用在“物质生产领域”，“计划”往往用在社会生活领域。
2.“活动”的三个基本类型
人类的活动有不同的类型。应该如何对“活动”进行分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对于本文的主题和目的来说，可以把“活动”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自然和物质对象领域的活动”；“精神和信息领域的活动”；“社会和制度领域的活动”。相应地，三大类活动也各有“本领域”的“设计（计划）工作”和“设计（计划）思维”。本系列论文主要涉及工程和经济领域的设计和活动。
3.专业（职业）设计师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许多设计任务极其复杂和高度专业化，需要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这就使得“（专业）设计师资格”有了很严格的标准，不但要把“普通人”排除在设计师的“资质（圈子）”之外，甚至也要把“其它专业的设计师”也“排除”在“本专业设计师”的“圈子”之外。④
4.“人人都是设计师”
现代社会中，“职业性”“专业性”的“活动”与“职业性”“专业性”的“设计”是“连锁性的关系”。就此而言，虽然“职业设计工作”常常涉及许多与“普遍人”有关的事情，但“普遍人”不是“设计师”，这是指“狭义”的“设计”和“设计师”。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进行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日常）活动。例如，普通人的“购物活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用物活动”，家长的“教育后代活动”等等。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活动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些活动都是有“设计（计划）环节”在先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这是“广义”的“设计”和“设计师”。虽然从哲学原理和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人人都是设计师”[7]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蕴和现实意义的论断，并且本文的理论也可以“运用于”和“解释”这方面的许多现象，但就主题认定而言，本文不涉及这个含义的“设计”。
5.教师和“课程设计”
在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中，“课程设计”“教育设计”都是具有很大普遍性和重要性的工作和任务。在一个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都要进行“课程设计”。实际上，在教育学领域，所谓“教育设计”“课程设计”已经不是陌生的术语，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论著。虽然教育设计和工程设计在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上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但二者在本质上也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在分析和讨论“工程教育”和“设计哲学”的相互关系时，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三重关联”的关系。首先是“教育”和“设计”的关系。由于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特定的人类活动，这就使“教育设计”和“课程设计”成为了教育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其次是“工程”和“设计”的关系。由于这是本系列论文的核心主题，对于这个内容，此处不再赘言。第三，由于从语义看，“工程教育”既可以看作是“教育”的“子集”，又可以看作是“工程”和“教育”的“交集”，于是顺理成章地，“工程教育设计”和“工程教育课程设计”也成为了工程教育的关键内容和环节。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工程教育中的设计教育”与“作为工程实践的核心环节的设计”既有相互贯通之处和内在的交集又有相互区别之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工程教育中的设计教育”与“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中的设计”都有密切联系，这就形成了复杂的“三元关系”或“三角关系”。如果与“二元关系”相比，“三元关系”的内容复杂性不是“线性增长”而是要“指数增长”。在此相互关系和语境中，人们对“工程教育”中的“设计教育”必定会有新的认识，而对于工科教育和工科教师来说，设计哲学和设计思维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
二、设计思维的来源和对“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哲学分析
设计思维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设计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下进行分析和阐释时会特别重视运用对二者进行对比的方法。
（一）设计思维的来源：工程问题的提出
1.设计思维起源于工程问题的提出
（1）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需要把“问题”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分析。[8] 但许多哲学家在把“问题”作为哲学范畴进行研究时，常常仅仅关注“科学问题”，而严重忽视了对“工程问题”的哲学分析和研究。
无论从理论角度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都是迥然不同的两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绝不能忽视工程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就数量而言，工程问题的数量远远超出科学问题的数量，而且就社会意义和影响而言，工程问题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也要超出科学问题的意义和影响。对于工程实践、工程教育和工程哲学来说，“工程问题”是一个很重要而又被严重忽视的哲学范畴。
（2）从“科学研究开端于科学问题”谈起
曾经有许多哲学家认为科学研究（科学认识）开始于感性知觉和感觉与料（感性知识），而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开始于（科学）问题。他说：“科学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9] 许多学者都赞同波普尔的这个观点。与之类似，可以认为：工程活动和工程思维也开始于工程问题。
必须注意，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思维开始于科学问题”和“工程活动与工程思维开始于工程问题”这两个“表面类似”的命题之间又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区别。通过与科学问题的对比，不但可以更清晰、更深入地认识工程问题和工程思维，而且可以更清晰、更深入地认识科学问题和科学思维。
（3）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不同起源
以上分析把科学研究和工程活动的“来源”追溯到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那么，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又是从何而来呢？
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对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的来源的更具体的分析和认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科学思维和工程思维的许多根本性内涵。
从问题的现实来源和思维主体的心理来源看，科学问题主要来自科学家对自然界奥秘的惊奇心（例如，光芒万丈的太阳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而工程问题主要来自人们关于满足（或改善）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责任心（例如，是否应该造一座桥来满足过河的需求，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某种产品的质量）。
在“对自然界奥秘的惊奇心”中包括了两个要点：“自然界奥秘”和“好奇心”，二者都与“现实生活需求”无关。可是，工程问题来源的两个要点（“现实生产生活需求”和“责任心”）却都“内在地蕴含于”“现实需求”之中。这就使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在来源维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个鲜明的对比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影响。
应该强调的是，与波普尔指出的科学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愈来愈深化”和“愈来愈具有启发性”“相平行”，工程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也会“愈来愈深化”和“愈来愈具有启发性”。科学哲学家对于前者已经进行了许多分析和研究；可是，后者尚未引起技术哲学家和工程哲学家足够的关注。
由于工程问题来源的两个要点都“内在地蕴含于”“现实需求”这个概念之中，这就使“工程问题”与“人的现实需求”成为了几乎可以说“合二而一”的问题。换言之，所谓“工程问题”的一个更具体的表述方式就是“有何现实需求需要被满足”或“应该怎样满足某种现实需求”。
“人的现实需求”是什么呢？
目前，对“需求”进行了较多研究的是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进一步改进了马斯洛关于（心理）需求的理论。在经济学领域，供给和需求是两个基本概念。经济学家对于“需求”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需求的重要观点。
在研究工程活动中的“需求问题”时，一方面，必须借鉴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有关理论，并且注意分析和研究心理学和经济学的需求理论在工程和设计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还是不够的，工程哲学和设计哲学还必须对此提出新的分析和新的观点。可是，所谓“提出新观点”又谈何容易。以下就只能先简述一个与工程中的“需求”有关但却并不算新的观点：“工程需求”和“设计应该满足的需求”是“不断升级”和“不断发展演化”的。
波普尔说科学问题是“愈来愈深化”和“愈来愈有启发性”的，工程问题亦然。但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在“深化”与“启发化”的“方向”与“标准”上存在着很多差别。对于工程问题来说，其“深化”与“启发性”的重要“方向”与“标准”之一就是“工程需求”的“不断升级”和“演化发展”：一个工程需求被满足后往往又会引起“新的需求”，并且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过程。马克思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10] 马克思又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11] 在工程发展进程中，随着新产品的出现，消费者的需求也要随之“升级”和“衍生出新的需求”。例如，当陆地上蒸汽机动力的“火车”发明和运行之后，对于发明和行驶在水上运用蒸汽机动力船舶的“（启发式）新需求”也就比较容易“产生”了。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对于工程产品，一般来说没有生态标准和要求；可是在20世纪后半叶及其后，对于工程活动和工程产品的生态要求的标准就愈来愈高了。
（4）工程问题和科学问题在“提出者”和“所提出问题的本性”方面有何不同
在直接意义上和表面看，科学问题（例如，光的本性是“波”还是“粒子”）是由科学家“个人”提出来的。可是，从问题的本质看，所谓“科学问题”绝不是科学家“个人”的问题，因为科学问题在本质上乃是“全人类的问题”，是“超越个别人的个别性”的“共性（共相）问题”。
另一方面，从直接意义上和表面看，工程问题（例如，一条河流的某个地方是否需要造一座桥）是为了满足与工程有关的“当时当地”的“某些人”的“现实需求”而提出来的。这就是说，从问题的目的和特征看，“工程问题”乃是带有“斯人斯时斯地”属性和特征的问题，是具体的“现实人”的“现实需求”问题（例如是否需要在某个地区修建一条公路）。从哲学上看，这些工程问题都是带有“个别性”和“特定时空性”的“殊相”问题。
在哲学传统中，许多哲学家往往都更加重视“共性”“共相”问题，而忽视——甚至“贬低”——“个别性”和“殊相”问题；更加重视抽象的理论问题（科学问题在本质上主要是理论问题），而忽视——甚至“贬低”——具体的“现实（需求）”问题。而工程活动和工程哲学警醒人们绝不能忽视“个别性”，不能忽视“特定时空性”的“现实”和“殊相”问题。
在哲学史上，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就主张“唯有个体事物是最真实的存在。并且因此各个个体事物都同样的真实”[12]，但许多哲学家仍然严重贬低和忽视带有“个别性”“特定时空性”的“殊相”事物和知识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带有“个别性”的、“特定时空性”的“殊相”事物的许多哲学问题，工程问题就不能提出，设计哲学就难以“破题”。
从问题本质、价值分析和社会意义看，科学问题的本质是“真理性”问题，而工程问题的本质是“价值性”问题。科学问题的根本指向、旨趣和追求的目的是“求真知”，也就是“认识真理”，一言以蔽之，核心旨趣是“真理”；工程问题的根本指向、旨趣和追求的目的是“现实价值”，更一般性地说，是“人群和人类的福祉”，一言以蔽之，核心旨趣是“价值”。虽然这两个指向、旨趣和目的不是毫无联系的，但也绝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
（二）对工程需求问题提出后需要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哲学分析
在工程需求——特别是重大工程的需求——提出后，是否能够为满足这个需求而进行“现实性的工程活动”，往往必须先进行“可行性研究”。
对于需求问题，可以说，目前的基本情况状况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注意了对需求问题的研究但未充分关注“可行性研究”问题，管理学理论中关注了可行性研究问题，在工程实践中“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经成为“常规”，但关于“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哲学分析”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如果关于“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哲学分析”不能“破题”并进一步深入，有关“工程需求”和“设计实践”的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难以取得“深层”的认识。
现代社会中，在一项大型工程的需求被提出后，不会“立即”进入施工环节，而是要先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⑤，然后，工程决策者要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结论进而根据决策原则和程序再做出是否进行工程活动的“正式决策”。⑥
虽然管理学中已经研究了有关“可行性”的许多问题，但本文关心的不是管理学角度的问题，本文关心的是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哲学分析”问题。
从哲学角度看，为什么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可行性研究”不是一个必要环节，而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工程）可行性研究”却成为了一个必要环节呢？⑦这是有深刻的认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1.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原因
科学问题是关于“未知世界”的问题，从认识论角度看，是科学家对“（客观）真理”的“自由探索”。正因为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就不仅意味着在提出科学问题时科学家心中对问题的答案是“未知”的，而且意味着即使科学家通过探索性研究最后得出了否定性答案，其“结果”也意味着科学研究的“成功”。如果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社会也应该保持对“科学研究失败”的“宽容”。
可是，在提出工程（需求）问题时，“需求提出者”已经“明确”了“工程需求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所谓“工程问题”，其真正内容不在于“需求的目标（即答案）是什么”，其真正内容在于“这个工程需求和目标是否可能和需要在当前实施和满足”。
因为所谓“需求的目标”在直接意义上首先是一种（问题提出者的）心理的需求和目标，从而使它完全有可能是“（目前）不具有技术现实可能性的目标”（例如，从北京乘火车半小时内到上海的需求），如果贸然仓促地将其付诸实施，必然会导致失败。此外，即使是某些工程目标具有“技术可能性”，但如果进一步从“经济核算”或“社会维度”“伦理维度”等综合价值方面进行分析，也可能发现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甚至意味着该工程项目一旦付诸实施，非常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失败甚至灾难。
如果说，对于科学研究，人们可以容忍和宽容其实施后遭遇失败，而对于大型工程项目——例如大型水坝建设——人们是不能允许其“失败后”再来第二次或第三次“尝试”的，因为大型工程的投入巨大并且一旦失败后果严重。由于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对于科学研究不存在必须保证达到“解决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的要求，而对于大型工程却出现了必须“确保工程成功”和“确保效益”的价值论要求，这就使得在大型工程的“正式决策”之前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
2.对“工程可行性研究”的语义分析
上文多次谈到需求（需要）这个术语。应该承认，“需求”首先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必须注意，在不同的学科和语境中，所谈到的“需求”的实际含义往往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消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消费）需求”就绝不仅仅是指消费者单纯的心理需求（例如许多人都有“拥有高档别墅”的“心理需求”），而是指不但“有购买欲望”而且又“有购买能力”的“经济消费需求”（只有少数人才具备“购买高档别墅”的“经济消费需求”）。这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消费经济）需求=心理欲望+购买能力。
更一般地说，在某个具体的语境或“学科问题域”中，其所讨论的“需求”的具体含义中还需要“增加”一些“补充限定条件”。如果说在消费经济学中，经济学在需求的“定义”中又“增加”了对消费者的“经济购买能力”的限定条件或补充条件，那么，与之类似并且更加复杂，由于在工程——特别是大型工程——实践活动中，在“最初”提出“工程的心理需求问题”后，必须进一步回答一个更严肃而具体的问题：“最初提出的‘主观性’的心理需求”是“真正具有‘客观性’的现实需求”吗？于是，这就提出了必须对“工程需求”“工程问题”“工程目标”进行更具体、更深入研究的要求。由于这是在正式决策进行工程活动的“现实启动”之前的研究，并且研究的结论有可能是否定性的，所以被称之为“工程可行性研究”。在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时，要调查、分析和研究更复杂的内容和更多的限定条件——包括技术、经济、社会、伦理、资源等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这些限制条件并不是“抽象含义的限制条件”而是“是否真正存在和能否具体落实的限制条件”。从语义分析角度看，在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时，必须把“对工程活动的主观心理需求”的概念转换为“对工程活动的客观现实需求”的概念，而后者的复杂语义和现实内容包括“愿望+理性+能力+情感+其他条件”。在工程活动进程中，必须在“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决策”都有了肯定性答案之后，设计环节才会真正启动。
三、设计师的出场和设计思维的本性与核心内容
（一）工程设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和设计师的出场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本文以上的许多论述和分析在直接意义上还没有触及“直接的设计工作本身”，但它们论及的是“直接的设计工作和设计思维”的来源、基础、特征和前提，所以，必须承认这些内容都是设计哲学和设计思维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工程活动中，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以工程决策为前提。从经济角度看，工程决策者往往就是工程投资者。在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出工程投资和正式开始工程活动的决策后，由于决策者和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工程技术知识和设计能力，工程设计工作必须委托给“专业设计机构”——为分析和论述简便以下简称为“设计师”。于是，“设计师”便在工程活动中正式出场了。
在设计工作和设计环节中，投资者和设计师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传统哲学中，主体是一个核心概念。可是，20世纪以来，自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又译为主体间性）这个新概念之后，交互主体性成为了更引人注目的概念和现实关系。如果说，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在语言使用上表现为“我”，那么，“交互主体”在语言使用上就表现为“我（我们）”“你（你们）”和“他（他们）”及其相互关系。
必须注意，在设计环节中，设计师不是“为自己”进行设计，而是受委托为“他人”进行设计。这就意味着虽然可以认为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工作时是设计的“直接主体”（或曰“第一级主体”），但在另外的意义上，又需要认为对于设计工作而言还有投资者（以及工程“用户”，甚至是与“用户”合二为一的投资者）这个“更高一级”的主体（或曰“第二级主体”）。设计工作的“（最后）目的、标准和效益目标”是由投资者确定而不是由设计师确定的。根据这个认识和分析，虽然也必须承认对于设计工作也可以研究和必须研究“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但这时更合理的理论框架不是传统的“（自我）主体性”理论而是“交互主体性”理论——更具体地说是表现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交互主体性”。
虽然经济学、博弈论中已经对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
⑧
，但对于“工程设计工作”这种重要的“委托代理关系”显然必须进行新的分析和新的研究，而这正是设计哲学和设计思维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就只能俟诸他日了。
（二）设计思维的本性、核心内容和方法论问题
1.设计思维的本性和方法论问题
虽然上文已经论及设计思维的本性和内容特点的某些问题，但设计师出场和设计环节开始后，在另外一个意义和视野中，有关设计思维的本性和基本内容的许多重要问题才真正“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可以认为，科学思维的核心内容是解答科学问题；工程思维的核心内容是解答工程问题。由于科学问题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以，在科学问题提出后，其答案的知识论本性是“未知性”和“求真性”，从而从逻辑角度看，科学思维最基本的逻辑方法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前者和实验方法密切结合成为实验-归纳方法，后者与假说结合起来，成为了假说-演绎方法。可是，对于工程思维来说，由于工程活动的目标在设计开始之前就已经“给定”，设计思维的基本内容不是对“科学问题”的“寻求目标性问题求解”，而是要回答“如何才能达到和如何更好地实现工程预定目标”的问题，于是，对于“设计问题”的“解答”而言，其运用的方法论就本质、关键和核心而言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而是“操作程序的设计和制定”。更具体地说，设计工作和设计思维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制定出从工程初始状态到达工程目标状态的合理的操作程序”。虽然在制定工程活动的操作程序时，必然会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制定操作程序”的本质却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一般来说，“从工程初始状态到达工程目标状态的合理的操作程序”——也就是“路径”——不止一个，于是，设计师就可能提出“多条”不同的工程活动路径，也就是“多个”程序，也就是多个可能的“设计方案”。这也就意味着，科学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而工程（设计）问题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应该特别强调，工程设计问题必然有多个答案和科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之间的区别绝不仅仅是“量的差别”，而是科学活动和工程活动深层本质差别的表现和反映。
虽然工程设计的“可能方案”会有许多个，但作为设计阶段最终“结果”的却只能是一个“多个可能方案比选后”确定的“最终设计方案”。
2.设计思维的核心内容：作为工程哲学范畴的“操作”的含义和作为“软件硬件斡件结合”的“工程操作程序”的制定
《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中对初始状态、目标状态、操作和程序问题已有一些初步分析[13]，以下仅简要对有关“操作”和“操作程序”的某些哲学问题进行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工程活动的过程是一个从初始状态逐步“过渡”到目标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有目的的人工参与和干预的过程”，如果没有“人工操作参与其中”，就不能达到工程的“目标状态”。于是，“目标”“操作”和“操作程序”——而不是“自然条件”和单纯自然因果性——就成为了工程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工程思维方式的本质。
投资者和用户“知道”并且“规定”了工程活动的目标状态，可是往往不知道达到这个目标状态的有效和合理的途径，有时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状态。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制定出一个有效而合理的操作程序，能够通过这个程序达到工程的目标状态。
生活现实中，可以说人人都知道工具的重要性。技术哲学家更强调“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现代汉语词典》对人的定义就接受和采用了这个观点。
虽然很多哲学家都认识到了“工具（本身）的重要性”，因此，“工具”
⑨
也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可是，很少有哲学家关注“工具的使用”或“使用工具”这个主题。哲学领域中形成了许多哲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反映与概括“工具的使用”这个现象的哲学范畴。
应该承认，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中，表达和反映具体行业中的“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的各种词语（例如，用斧“砍”，用锯“锯”，用矛“刺”，用弓“射箭”，冶金行业中的“淬火”）早就出现了。可是，由于“隔行如隔山”和其他多种原因，语言中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通用的、可以包括和概括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中的各种“运用工具的方法”的词语，自然也更谈不到形成一个有关的哲学范畴了。
这就是说，虽然语言中早就形成了可以作为“总体”和“共名”的“工具”这个范畴；可是，语言中却迟迟未能形成一个可以作为“总体”和“共名”来“统一概括和包括形形色色的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使用状况和方法”的“共名性词语”和“哲学范畴”。
耐人寻味的是，在20世纪，有几位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关注了“操作”这个概念。在儿童心理学领域，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把“操作”（operation，操作，该书翻译为“运演”）看作是一个核心概念。[14] 在管理学中，许多学者都关注了操作（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制造操作（manufacturing operation）、服务操作（service operation）等主题。[15] 法学领域也关注了法律程序[16]的许多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里奇曼提出了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哲学理论，把操作看作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但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主要是科学哲学论域的理论，布里奇曼关注的也主要是科学概念的定义和标准问题。他认为，牛顿力学主要是依据事物的“特性”来定义科学概念（例如“绝对时空”）的，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提出应该依据一个实验方法定义科学概念。布里奇曼说：“一个概念的真正定义不应按它的特性，而应按它的实际操作。”例如，“长度概念恰恰包含用以确定长度的那一组操作。……长度概念与一组相应的操作是同义的。”[17] 可是，布里奇曼又把他的操作主义的研究范围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他关心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概念的定义，关注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操作和科学家的“精神操作”（包括科学家的“纸与笔的操作”和数学演算与逻辑演算）。
对于工程哲学来说，可以从以上谈到的“情况”的直接启发和最大启发就是必须把“操作”扩展和确定为工程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基本范畴。
与科学研究相比，在工程活动中，操作的具体类型和不同表现具有更丰富多样和意义更深刻的内容和表现。
应该怎样认识“操作”的含义呢？
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中的操作主要是儿童的行动和运算，布里奇曼的操作主要是指科学家的“实验室操作”和“精神操作”。在工程活动中，“操作”的含义中包括“四个主要因素”——作为操作者的人、操作工具、工具的作用对象、操作的具体方式。如果使用许多人都熟悉的“软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斡件”（orgware）这三个概念，也可能说，“操作”就是“硬件、软件、斡件在具体活动中的结合和统一”。
由于现实操作过程往往不是“单个和一次性”的操作，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系列性、序列性的行动，我们可以把单个的操作称为“单元操作”，把操作的系列称为“操作程序”。可以看出，设计阶段的核心内容不是描述和说明，不是要描述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要明确规定通过什么特定的操作来主动地引起和导致工程目标的实现。设计阶段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明确各种“单元操作”和制定出工程活动的“操作程序”。
饶有趣味和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在设计阶段中，工程活动处于“思维状态”和“（设计）思维阶段”，于是，在“设计阶段”所说的“操作”的“真实所指”就不是指“当下的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操作”，而是“应该在未来实施而在当前仅仅处于思维形式”的“操作”——在这个意义上设计阶段主要是“设计思维方式和阶段”，关于设计思维中的操作和工程实施阶段的操作的相互关系，本系列论文的后续文章中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三）工程全生命周期中设计阶段和设计思维的意义和作用
虽然在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工作只是诸多阶段之一，但这个阶段却与其后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实施阶段、运行维护阶段、工程退役阶段——都有密切联系和互动关系，这就意味着设计阶段和设计思维具有内容和影响的全面性和渗透性。对于工程活动的成败来说，设计工作是决定性环节和因素。由于对于这方面的许多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著言及，本文不再赘言。
注释
①本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论设计思维——设计哲学研究之一》将于2024年发表于《哲学分析》。
②梅杰斯主编《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手册》（上、中、下），中文版于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英文版于2009年出版。该手册包括六个“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是“工程设计哲学”。
③即使是那些属于“人的生理本能”的“反射运动”（例如膝跳反射），也不能归类到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类型之中。
④这里不涉及“本专业设计任务”中存在涉及“其他专业的设计任务”而需要有“其他专业设计师”“介入”的情况，这颇类同于“专科医生”有时需要有“其他专业的医生”会诊。
⑤实际上，中型—甚至小型—工程也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只是其“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过程都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得出结论。
⑥出于多种原因和考虑，本文不讨论有关“工程决策”和“决策者”的诸多问题。
⑦“大科学项目”也是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但如果认真剖析其具体内容和真正本质，可以看出其“可行性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针对“大科学工程”的“工程可行性”的研究，而不是对其“科学内容”的“科学可行性”的研究。
⑧百度百科条目：“委托代理关系”。
⑨在具体的技术分析中，“工具”和“机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就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言，“工具”这个哲学范畴中已经把“机器”包括在内了。
参考文献
[1]李伯聪. 工程科学的对象、内容和意义[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20(5):463-471.
[2]EDWARD F CRAWLEY，JOHAN MALMQVIST，SORENOSTLUND，et al.重新认识工程教育:国际CDIO培养模式与方法[M].顾佩华，沈民奋，陆小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 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陈登凯. 设计哲学[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5]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 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潘恩荣. 工程设计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埃佐·曼奇尼. 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 社会创新设计导论[M].钟芳，马谨，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8]林定夷. 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9]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12]杨适. 古希腊哲学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55.
[13]李伯聪. 工程哲学引论 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60-67.
[14]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M].范祖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5]R E MARKLAND，S K VICKERY，R A OAVIS.Operations management[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
[16]池锦刚. 盈科全国业务指导委员会系列丛书 身边的法律 权利义务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
[17]徐纪亮. 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67-368.
责任编辑：任令涛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了解最新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动向
快扫码关注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