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刊】白强:《战略科学家与重大工程:角色担当、作用机理及实现机制——以李四光、钱学森为例》

文摘   教育   2024-08-09 09:00   湖北  

作者简介:白强,铜仁学院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研究”(BIA220053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年第四期190-195页。



 要:深入探究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角色担当和作用机理,进而建构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实现机制,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以“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两位世界公认的战略科学家为例研究发现: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担当着科学建言者、战略规划者、担纲领衔者、铸魂育才者的角色使命,通过发挥科学顾问作用催生重大工程、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引领重大工程、发挥关键核心作用推动重大工程、发挥精神旗帜作用完成重大工程,是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作用机理。可通过建构政治关怀机制、决策参与机制、实践历炼机制、容错信任机制、激励保障机制,促进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充分实现。



关键词:战略科学家  重大工程  角色担当  作用机理  价值实现机制



重大工程是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下国家层面组织跨学科、跨界别、集成式协同攻关的复杂系统工程,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关键少数”[1]的战略科学家在其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美国世纪的工程师”[2]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受到世界瞩目以来,战略科学家进入学界研究视野,学者们分别从语义[3]、概念[4]、素养[5]、能力[6]、典型特征[7]以及成长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8]等方面对战略科学家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培养主体[9]、教育体制[10]、梯队建设[11]、学术发展[12]等方面提出了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路径建议,具有启发价值。但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究竟担当着什么角色、他们在重大工程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的机理是什么、如何建构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机制等问题少有学者深入探究。显然,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此,笔者以“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两位举世公认的战略科学家为例,从微观层面深入探究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角色担当、作用机理及其价值实现机制,以期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精准的学理依据。


一、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角色担当


重大工程是对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跨学科、跨界别的复杂系统工程,其顺利实施将直接推动发展动能转换、提升国家实力,对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决定了战略科学家对于重大工程的极端重要性,也决定了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特殊角色和使命担当。


(一)战略科学家是重大工程的科学建言者


科学性、战略性是重大工程的根本特征,重大工程的科学建言者只能是战略科学家,没有战略科学家的科学建言就没有国家重大工程的出台。一方面,只有战略科学家才能从未来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重大工程建议,他们的胸怀和远见,直接决定重大工程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只有战略科学家才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具有战略价值的重大工程建议。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工程的出台,均以战略科学家的科学建言献策为先导,其科学建言,是党和国家最高层作出重大工程决策的重要依据。


李四光是我国石油勘探工程的科学建言者。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十分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问题。1953年底,即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李四光,询问中国天然石油远景问题,李四光凭借多年的科学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陈述了不同意“中国贫油论”的理由,“深信我国天然石油储藏丰富”[13],大有可为,并提出开展石油勘探的科学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建言者。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新中国应该优先发展导弹还是优先发展飞机成为困扰中央的战略选择难题,多数人主张优先发展技术相对成熟的飞机。钱学森力排众议,从战略意义出发坚持优先发展导弹,“给了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东西——信心”。[14] 随后,中央高层毅然作出优先研制导弹的重大决策。可见,战略科学家的科学建言是直接促成重大工程出台的重要决策依据。


(二)战略科学家是重大工程的战略规划者


重大工程具有不同于一般工程的显著特点,重大工程的战略规划者只能是战略科学家。一方面,重大工程内部子系统结构关系极其复杂,对工程管理、组织行为、综合控制等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重大工程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型公共工程,一旦失误或错误,不仅会给国家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还会给国家政治、国民心理等造成重大危害。因此,重大工程规划必须慎之又慎,非战略科学家难以胜任重大工程战略规划任务。李四光是我国石油勘探工程的战略规划者。在他的引领下,确立了“先找油区,再找油田”的石油勘探工作方针。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李四光多次在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规划石油勘探重点方向,在整个石油勘探工程中发挥着战略规划者作用,终于迎来了1960年石油大会战的胜利,接着他又对全国石油地质工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和科学部署,在其它地区取得连续突破。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工程的战略规划者。1955年10月回国,次年2月就向党中央递交《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初步意见》,同年3月,“在十二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写进国务院制定的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同年5月,在钱学森的建议下,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意见》。1958年1月,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负责拟订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这些战略规划使我国“两弹一星”工程迅速起步,随后相继取得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和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伟大科技成就。


(三)战略科学家是重大工程的担纲领衔者


战略科学家作为重大工程的担纲领衔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担当着“兵团司令”的角色,发挥着组织、领导、指挥上的核心枢纽作用。二是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会战中,担当着“冲锋者”和“爆破手”角色,他们奋战在科研第一线,时刻掌握重大工程关键环节进展,发挥着极为关键的科技突破作用,确保重大任务完成。


李四光是石油勘探工程的担纲领衔者。1955年,李四光担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后,在他领导下,地质部迅速组建新疆、柴达木等石油勘察大队和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全国性石油勘探普查工作全面铺开。期间,他多次听取勘探工作汇报,并从战略上和战术上对石油勘探工作进行全面指导,保证了石油勘探工作的有效开展,发现了油区,找到了油田,打出了油井,驱散了“中国贫油论”的迷雾。钱学森是“两弹一星”重大工程的担纲领衔者。从196410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704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均在其中发挥着担纲领衔的作用。从1956年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首任院长以来,他领导了3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300多名来自工业界的工程技术专家开展协同攻关,主持完成了“两弹一星”研制任务,展现出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超凡的指挥协调能力。


(四)战略科学家是重大工程的铸魂育才者


在重大工程具体实施和任务完成过程中,发挥统一人心、凝聚力量的深层而持久的因素是战略科学家的领导力。而战略科学家领导力主要来源于战略科学家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15],赤诚的爱国情怀、高尚的人格魅力、严谨的科学作风、淡泊名利的道德操守、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为重大工程的实施和推进凝心铸魂,感召着重大工程团队一次次攻坚克难,培育出一代代后继新人。


李四光是石油勘探工程的铸魂育才者。他以深厚的学识素养驱散了“中国贫油论”迷雾,极大鼓舞了地质工作者寻找石油的信心。1950年11月召开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他把旧中国分散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凝聚了人心。李四光甘为人梯,在他的鼓励、支持和带动下,涌现出了叶连俊、盛辛夫、刘鸿允等一大批杰出地质人才。他还亲自主持了北京、长春地质学院的建院工作,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地质工作者。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铸魂育才者。他以“中国人一点儿也不比美国人差”的坚定自信为3000多名科技专家立心铸魂;以“绝不能满足于一枚初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确保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和人造卫星成功上天。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导弹人才几乎空白的艰难情况下,钱学森亲自出马,讲授课程,他的许多学生后来成长为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的总设计师,如人造卫星之父、东方红一号总设计师赵九章、中国载人航天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中国爆炸力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郑哲敏等都曾师从钱学森。

二、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作用机理


战略科学家是重大工程的“神经中枢”,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统领各要素、各系统围绕特定的目标,协同完成重大任务,蕴含着战略科学家的作用机理。揭示其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在重大工程中的战略引领作用、促进重大工程高效实施和重大任务圆满完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决策建议,发挥科学顾问作用催生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是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战略性要求很高,需要学养深厚、战略意识强的科学顾问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决策依据。战略科学家正是基于此发挥着“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16]即科学顾问作用而催生重大工程。


李四光是中石油勘探工程的科学顾问,上世纪60年代,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建言直接促成了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的重大决策。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专门向李四光征询他对我国石油资源问题的看法。李四光不但提出了我国天然石油储量丰富的观点,还提出了关键是要抓紧做好地质勘探工作的建议。随后,中央高层作出了开展石油勘探的重大决策。同样,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顾问。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究竟应该优先发展导弹还是优先发展飞机是困扰国家领导人的一大难题。1956年,钱学森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很快作出了优先发展导弹的重大决策,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随后,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充分发挥了战略科学家催生重大工程的科学顾问作用。


(二)在国家重要机构中担任要职,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引领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的实施是多种要素、多元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离不开战略科学家的战略指导作用。而战略科学家战略指导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途径实现的。李四光、钱学森两位战略科学家都曾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对重大工程实施发挥着全局统帅和战略指导作用,引领重大工程实施。


李四光在石油勘探工程组织实施过程中,曾相继担任过地质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多个党和国家机构及学术机构领导职务,发挥着重要的政策咨询作用和科学指导作用,引领重大工程实施。钱学森在“两弹一星”工程组织实施过程中,先后担任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导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多个重要机构领导职务。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发挥着政策咨询和战略指导作用,引领了“两弹一星”重大工程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在重大工程中攻克关键难题,发挥关键核心作用推动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实施充满挑战和艰辛,是不断攻克关键难题、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战略科学家作为领衔重大工程的科技帅才,发挥着关键核心作用,引领重大工程团队披荆斩棘,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进而闯出一条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上世纪50年代,石油勘探工程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难题是,在理论上确定我国天然石油资源丰富后的石油地质普查勘探的战略选区、选址问题,即“油区在哪、油田在哪”的问题,这是理论上和技术上的核心难题。对此,李四光不仅预测出可能富含石油的区域,而且指明了同一大地构造体系中找油的正确方向,对油区油田的发现发挥着关键核心作用,在我国东部找油上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迎来了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胜利。同样,钱学森在“两弹一星”工程实施过程中,亲自主持和指导工程团队攻克了一道道关键难题,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仅以困扰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之一“拉瓦尔喷管”为例,钱学森大胆设想,成立爆炸组,指定郑哲敏运用爆炸成型原理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在1963年成功研制出拉瓦尔喷管,不仅成功解决了关键技术难题,而且催生了爆炸力学新学科。


(四)为大兵团协同会战凝心铸魂,发挥精神旗帜作用完成重大工程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李四光、钱学森两位战略科学家均在各自引领的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精神旗帜作用,为重大科技攻关凝心铸魂,感召着新中国第一代科技工作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绩。战略科学家凭什么凝心铸魂而成为精神旗帜?那就是无限忠诚的爱国之心、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伟岸崇高的人格魅力。


第一,以无限忠诚的爱国之心凝心铸魂。李四光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毅然从英国回国,打破“中国贫油论”,引领石油大会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钱学森即使遭到美国千般阻扰,依然坚决回国,全身心投入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第二,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凝心聚魂。在“中国贫油论”盛行的背景下,李四光开创性提出“中国天然石油远景大有可为”的科学观点,为石油大会战凝心铸魂,引领石油勘探不断取得新突破。钱学森在我国导弹、航空人才几乎一片空白的条件下,以“绝不满足于一枚初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为“两弹一星”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团队创造了外国人根本不敢想像的科技奇迹。第三,以伟岸崇高的人格魅力凝心铸魂。无论李四光,还是钱学森,他们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团队至上,集智攻关;育人至上,甘为人梯。正是这些伟岸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人、团结人、激励人,为重大工程实施凝心铸魂,激励着工程团队不断攻坚克难,直至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三、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的实现机制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17],为做好战略科学家使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构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实现机制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而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18],由此决定了建构全面、系统的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建构政治关怀机制,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提供价值指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政治上关怀和信任战略科学家,是激发战略科学家科技创新潜能、发挥战略科学家最大价值的政治保障。李四光、钱学森战略价值的实现,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关怀和信任密不可分。李四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1950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刚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就亲自前往问寒问暖,与李四光畅谈近3个小时。[19] 归国后的钱学森也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无疑给两位战略科学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为其价值实现提供了价值指引。在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当下,迫切需要进一步健全战略科学家政治关怀机制。为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领导人定期联系战略科学家制度,形成战略科学家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制度化、常态化的稳定联系机制,大力营造政治信任、放手使用的政治关怀氛围,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提供最高层面的政治保障和价值指引。


(二)建构决策参与机制,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搭建平台通道


要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在国家重大工程设计、决策、规划和实施中的引领作用,离不开一定的平台通道,而最直接、最高效的通道是战略科学家直接参与重大战略决策机制。这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政府科技顾问制度。[19] 在美国,自二战期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担任美国总统首任科学顾问为罗斯福总统作出“曼哈顿”工程决策发挥重要作用以来,历届总统不断完善和强化这一制度,在推动白宫作出重要科技决策、出台重大研发计划、保持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鉴此,建议借鉴科技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建立以战略科学家为主体的中央层面的科技顾问专门委员会,强化战略科学家的决策咨询作用,重点从两个方面完善战略科学家决策参与机制:一是由中央直接任命进入国家最高科技决策层的战略科学家,彰显战略科学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增强他们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优化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结构,既要保证委员会构成的广泛性,又要保证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的前沿性。


(三)建构实践历炼机制,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奠定实践基础


战略科学家是实践磨砺出来的科技帅才,是实践历炼的结晶。科研一线实践和重大工程的磨砺是造就李四光、钱学森两位战略科学家的实践基础。没有实践历炼,就没有战略科学家的价值实现。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中国的和平崛起令西方国家深感恐慌,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高技术打压,迫切需要战略科学家担纲领衔,攻坚克难,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鉴此,建议重点从两个方面建构战略科学家实践历炼机制:一是建构科研历炼平台。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上,重点向战略科学家倾斜,建立重大基础研究持续支持机制,助推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原始创新方面取得颠覆性突破,夯实科学素养。二是建构工程历炼平台。在重大工程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大胆使用战略科学家,让他们担纲领衔,当主角,挑大梁,使他们在实践中磨砺出“大兵团”协同攻关领导能力,提升组织管理水平,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四)建构容错信任机制,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解除后顾之忧


重大工程是充满风险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的前沿科学问题、核心技术难题很多,能否取得最后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充满未知的巨大挑战。即使像钱学森那样的战略科学家也未轻言一定成功。上世纪60年代,当他领衔“两弹一星”重大工程任务时,也曾深感压力巨大。据钱学森后来回忆,他当时对能否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并无信心。在导弹研制过程中也曾有过“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挫折。同样,上世纪60年代,李四光敢于反对“中国贫油论”是基于他数十年的地质力学研究和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分析,也未曾断言一定能找到大油田。重大工程对于国家而言是史无前例的难题,对于战略科学家而言更是超乎想像的挑战,难免出现挫折甚至失败。面对美国的全面高技术封锁,迫切需要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勇于担当、先行先试、攻坚克难,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容错信任机制,既要给予充分信任,又要宽容挫折甚至失败,大力营造信任文化、包容文化,以消除战略科学家担责之忧,为战略科学家的价值实现提供优良的文化土壤。


(五)建构激励保障机制,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增强催化动力


战略科学家价值的充分实现,也需要激励保障,才能增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的催化力,促进战略科学家在引领国家重大工程实施中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完成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进一步释放了广大科学家的创新热情。但从国家层面针对战略科学家的激励保障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制度建设为例,从两院院士主要管理制度规范的《章程》看,其内容大都是对院士入选标准、条件以及学术活动、咨询评议、推荐选举等方面的规定,鲜见有关院士激励保障内容的明确规定。鉴此建议:进一步提升对战略科学家价值的认识,以国家名义出台战略科学家激励保障机制。这方面,需要重点做好两方面的顶层设计:一是突破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出台具体激励措施,通过制度安排鼓励战略科学家领衔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二是明确战略科家作用发挥配套措施,为战略科学家组织重大科技攻关、统筹资源调配使用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并在生活待遇、医疗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激励战略科学家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充分释放战略科学家的创新潜能,激励他们发挥引领作用。


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民族兴,这是历史的结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当下,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牢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思维,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使用好战略科学家,为战略科学家搭建价值实现平台通道,把战略科学家用到节骨眼上,用到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事关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上去,并系统建构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机制,才能有效激发战略科学家责任但当、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战略价值,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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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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