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刊】李冲 盖甄迪 李胜利 高松会：《共栖、共生到协同：产教深度融合的逻辑与路径——基于鞍钢集团与辽宁科技大学的研究》

作者简介：李冲，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盖甄迪，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胜利，辽宁科技大学副校长、材料与冶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松会，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负责任创新的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治理策略与政策工具耦合机制研究”（71974027）；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复杂性视角下产学协同创新发展路径研究”（2022YJ061）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年第五期89-94页。

一、引言

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是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作为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推进的有效抓手，产教融合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要素，贯通教育和产业两大系统，对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 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跨系统的资源流动、相互适应的组织结构及协调匹配的制度环境。^[2] 具体实践中，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间资源流动不顺畅、组织结构壁垒坚固、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严重等问题，成为制约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顽瘴痼疾。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主体能动论和环境约束论两种视角。主体能动论视角强调发挥产教融合多方主体能动性，重视通过建立校企合作科研训练模式、跨学科交叉模式、协同育人模式等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3] 环境约束论视角强调制度环境形塑产教融合主体行为激励和约束功能，侧重通过改变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牵引产教深度融合发展。^[4] 理论上看，两种视角均未避开行动者原子化行动“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个理论极端^[5]，实践中导致微观层面理性分析脱离现实环境，宏观层面制度分析偏离实际行为。本文尝试从组织适应环境协同演化视角出发，充分考虑产教融合多方主体兼容性、合作行动动态性和合作关系灵活性，选择鞍钢集团（鞍钢）与辽宁科技大学（科大）长达70多年合作关系为案例，分析机构合作发展的共栖、共生和协同演化关系逻辑；引入嵌入式协同理念探究二者关系与结构形成、演化具体路径，由此为破解产教深度融合机制性障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行动方略。

二、概念与理论框架

（一）协同演化

从生态系统理论看，产教深度融合是将产业组织和教育组织视为相互依赖的两个物种，基于各自生存需求，彼此影响、不断适应、调整，借此实现产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融为一体”良性互动状态。受生态系统理论影响，近年单纯强调个体组织生存与发展，无视其他相关组织利益的传统竞争理论已被摒弃，取代的竞合理论认为，组织间除竞争关系外，还存在共栖、共生和协同演化关系。其中，共栖关系指两个组织在相同地理或生态区域内，其中一方受益较多，另一方受益较少，或不受益也不受害的现象；共生关系指两个组织为生存需要，按某种模式相互依存和作用，逐渐形成双向互动、共同生存、相互依赖关系^[6]；协同演化则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持续互动影响、彼此适应，整个系统演化路径相互纠缠、复杂联结。

协同演化理论被引入组织领域后，学界对组织与社会环境、技术与制度、企业与产业协同演化的生态过程等进行了大量研究。^[7,8] 产教融合研究方面，学者使用共栖理论研究了美国硅谷和英国剑桥大学城产业共栖现象；共生理论研究了企业大学、产业学院等多元主体共生现象。^[9,10] 由于产业组织和教育组织间关系的复杂性、非线性和动态性，协同演化理论对产教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相关实证研究。本研究避开将产教融合割裂为协同育人抑或协同创新的还原论方法，有意识把二者视为彼此相互连接，互动合作实现价值共创的整体，进而发现其协同演化的关系逻辑与行动路径。

（二）嵌入式协同

嵌入式协同指某一主体嵌入另一主体或社会网络，通过建立协同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互赖，进而促进组织共同发展的治理方式。嵌入式协同理念根植于社会网络研究的嵌入性理论。从理论意义看，“嵌入式协同”超越了“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单一逻辑^[11]，强调合作主体的兼容性、合作行动的动态性和合作关系的灵活性，为解决跨组织、跨边界合作的主体认知分歧、利益冲突、资源配置等问题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路径机制。

产教融合研究中，学者将“嵌入式协同”理念引入协同育人研究，构建了基于工业价值链的工程人才嵌入式协同模式、生产模块化思维和产业标准嵌入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等。^[12] 随着我国产教融合实践逐渐深化，多重资源嵌入、多向关系嵌入和多维利益嵌入等“嵌入式协同”特征日益显现。作为治理多方主体关系互动的新工具，目前学界对产教之间的业务、技术、关系、结构、制度和认知等维度的嵌入路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产教组织为实现关系匹配、跨界整合和绩效增强等而选择的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由于产教深度融合是具有动态性、历时性和过程性的复杂事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影响机理。^[13] 运用Nvivo12.0质性研究软件编码功能完成所有文本访谈资料的阅读、编码，获得按研究主题分类的编码体系。

（二）案例选择及描述

依据典型性、启发性与适配性原则^[14]，选取鞍钢与科大长期合作关系作为样本案例。鞍钢成立于1948年，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具有辉煌历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被誉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当前，鞍钢集团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坚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技术支撑，深化向内变革创新、向外扩展资源，争创国内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科大始建于1948年，是一所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地方高校。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冶金工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科大在全国较早组建了冶金专业。70多年办学历程中，历经多次重大转型变革，始终坚持产教融合发展思路^[15]，逐步形成“冶金行业服务”办学定位。

鞍钢与科大地理直线距离仅9公里，依靠地缘优势，两机构有良好长期合作传统。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达70多年，主要合作内容是根据协议开展金属新材料及新产品研发，加强冶金工艺及装备、分析检测、节能环保、固废利用和智能制造等领域深度合作，相互开放实验室、共建平台。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联合攻关机制、人才培养与交流机制、产业转型升级协作机制、人员互聘制、双师制等机制，双方在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

（三）数据收集及编码

严格遵守案例研究“三角验证”方法，一手与二手资料交叉检验、相互补充，以此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16] 自2022年10月起，团队成员对鞍钢和科大共进行5次实地调研和5轮电话访谈，采用开放式、半结构式访谈及参与式观察法获取一手资料。访谈人员编码为F（F1为两机构的管理人员、F2为鞍钢技术人员、F3为科大教师、F4为科大学生）。二手资料主要来源是：①两机构合作的新闻报道、已发表学术论文（S1）；②两机构官方网站、主流媒体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的公开信息（S2）；③两机构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的内部文件、档案资料、工作计划、发文通知、会议纪要等（S3）。

四、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产教深度融合的逻辑

鞍钢与科大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是动态变化的历时性事件。长达70多年合作关系中，二者互动合作的逻辑经历了从共栖、共生到协同演化的过程（图1），事件发生、发展关键要素见表1。

图 1  从共栖、共生到协同演化关系图

表 1  共栖、共生到协同演化逻辑要素

1.起步融入阶段（1948-1958年）的共栖关系

作为全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鞍钢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地位极其重要。1948年东北解放，鞍钢迅速恢复生产（S1）。同年，为满足冶金工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创办了科大的前身——鞍山市新华中学专科部（S2）。这期间，鞍钢与科大都刚成立，两者间的合作主要基于地缘关系和国家计划：这个阶段两机构的联系仅仅是科大为鞍钢输送技能型人才。具体如何培养、怎么做，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就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鞍钢与科大还没有“感情基础”，是被动的，并且这种合作是单向的，那时候科大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直接分配到鞍钢工作（F1-01）。

从生态系统角度看，这一阶段鞍钢与科大的合作关系仅是因为共处同一个“栖息地”而形成单向能量输送（科大为鞍钢培养人才）。两者虽然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彼此相对独立、单向依赖、边界清晰，深入沟通和协作较少。这种关系状态与生态系统理论的单惠共栖关系相类似：鞍钢受益较多，科大受益较少，属于产教一方融入另一方的关系。

2.发展融通阶段（1959-1998年）的共生关系

1958年，科大由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鞍山钢铁学院，这对科大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转型（S1）。鞍钢这一时期超额完成了国家“一五年计划”任务，当时新中国建设所需钢材一半都来自鞍钢。不过，这一时期鞍钢也面临新挑战。1960年，我国计划从苏联购入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特种钢被断供，鞍钢临危受命，要填补当时国内“桥梁钢”的空白。为实现“自主创新”，鞍钢亟须培养自己的创新技术人员（S1）。这一背景下，两机构合作关系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融入转为融通。这个时期的鞍钢与科大开始慢慢产生了“情愫”，有了“感情”基础。科大当时的院长由鞍钢党委第一书记、鞍钢公司总经理袁振兼任，这是双方进入发展融通新阶段的标志，当时还没有提出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与要求，但是鞍钢与科大充分认识到想要立足本科教育与实现自主创新，就要与对方建立合作（F1-01）。

这个时期科大与鞍钢共同隶属冶金工业部，因此鞍钢与科大结合产业链和教育链进行统一规划与实施容易“步调一致”。科大的专业设置与调整紧密对接冶金产业链布局，覆盖钢铁行业生产全过程。由于专业与产业对接，科大根据鞍钢的生产需要调整培养方案和授课计划，双方合作开展“厂校结合，共同培养人才”的“3+1”办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建立了“从课堂到工厂”教学模式。这个阶段，两机构彼此开放组织边界，合作关系由“单向”转向“双向”，虽然在组织结构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优化，但鞍钢与科大各自组织系统没有发生演化。这种关系状态与生态系统理论的共生关系一致：双方通过调整机制、制度与管理模式，彼此融入形成共同生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属于产教双方相互融通的关系。

3.深度融合阶段（1999年至今）的协同演化关系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高校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1998年科大由冶金工业部主管划转为辽宁省与教育部共管共建（S3）。主管部门的调整，意味着与行业企业的关系发生变化，意味着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方向都发生变化，科大面临着第二次重大升级转型（F1-04）。这一时期，技术装备落后、生产成本高昂、钢材产品缺乏竞争力等问题，使鞍钢陷入生产困境（S3），鞍钢迫切需要升级转型。鞍钢与科大没有“分道扬镳”，而是开启既“彼此协同”又“相互演化”的深度融合阶段。

资源协同方面，两机构开展“项目制”合作、共建研发基地、设立研究院、创建常态化合作联盟等，实现了人力、物力及智力资源的流动、共享与互补。组织结构协同方面，两机构各自管理层、业务层、一线生产部门、一线教学单位等不同层级的机构部门不断调整以适应与对方合作。环境协同方面，70多年合作中，鞍钢与科大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制度、认知协同。双方围绕“落实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金属新材料及新产品研发、冶金工艺升级和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等，同步签订了10余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S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与鞍钢合作成功经验基础上，科大不断发展新的战略合作伙伴。2006年以来，科大先后与本钢、青钢、聚龙、唐钢、包钢等40余个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同时，鞍钢也进一步拓展了合作高校范围，先后与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从生态系统角度看，与共栖、共生关系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鞍钢与科大的合作不仅动态、持续，且边界不断扩大、范围逐渐拓展。两个组织通过相互选择和彼此适应，不断调整和改进合作方式，各自组织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关系状态与协同演化类似，即在“永无休止的较量中”不断调整自身特性，打破平衡状态，从而演化到更高程度的稳定性，属于产教“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关系。

（二）产教深度融合的行动路径

鞍钢与科大协同演化过程中，表现出合作主体的兼容性、合作行动的动态性和合作关系的灵活性。研究发现，二者行动路径均呈现通过资源、组织、制度等层面相互嵌入以建立协同关系，同时自身组织结构也因此发生系统性变革的特点。这种协同演化行动路径选择与嵌入式协同理论相契合，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业务—技术嵌入：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

鞍钢与科大协同演化，突出表现是作为智力资源的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对科大而言，核心智力资源主要是知识；对鞍钢而言，核心智力资源主要是技术。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动力来源。

研究发现，两机构通过多年联合“选题定项”实现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依托“项目制”双方签署了系列合作合同，明确相关责、权、利。如鞍钢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高炉的炉役时间短，大大增加了冶炼时间、能耗及成本，是阻碍生产效率提高的核心因素，为此鞍钢与科大联合开展关于“高炉一代炉役长寿技术攻关”合作项目（F4-01）。科大围绕鞍钢“出题”进行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将具体问题融入课程体系、科研项目、毕业生论文选题等具体工作。“答题”过程中，把抽象理论知识与解决具体问题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从“抽象无形”转化到“具体有形”。科大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从控制铁水中的含钛量、适合的化学热、碱度、铁口深度及送风口面积等方面，可以延长高炉炉役的寿命。这些研究发现被应用在鞍钢的生产实践中，成为鞍钢“大面积”突破的6项关键共性技术之一（F3-03）。同时，鞍钢将调整后的高炉使用情况及在市场检验技术时产生的新问题反馈给科大，为科大下一螺旋知识生产提供实践原料。科大知识生产与鞍钢技术应用之间持续不平衡，产生“知识位势差”，实现了技术与知识良性互动。参考“SECI知识创造模型理论”^[17]，鞍钢与科大通过业务与技术双向嵌入，在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外化—技术重构—技术知识再造过程中，实现了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图2）。

图 2  知识与技术协同演化关系图

2.关系—结构嵌入：组织结构的强制变迁

鞍钢与科大协同演化另一突出表现是双方的组织结构变迁。为提高资源流动与转化效率，两机构同步构建了内部注重效率、外部扩大开放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作的组织形式。研究发现，鞍钢与科大的组织结构变迁主要涉及三个关键层面：知识技术层、业务系统层和项目组层（图3）。

图 3  组织结构协同演化关系图

科大参与产教融合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产业科技园及相关教学单位等；鞍钢参与产教融合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战略规划部、科技发展部、鞍钢钢铁研究院及生产部门（S3）。

知识技术层由科大高新技术研究院、科技园与鞍钢钢铁研究院等研发部门构成，是产教融合中知识与技术流动、转化的核心组织，也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基础层、关键层。业务系统层由科大科技处与鞍钢战略规划部、科技部等业务部门构成，联结知识技术层与项目组层。由于科层制结构适宜于高效率日常管理工作，因此业务系统层形如等级式金字塔。项目组层由科技大学各项目组、二级教学单位，鞍钢集团各项目组、生产部门等一线生产和教学单位构成。这一层相对较为扁平化，信息可更快传递到项目成员，有利于促进沟通、提高灵活性和快速决策，因此项目组层形如“倒金字塔”。三个层级组织结构特征是：中间业务系统层起承上启下作用，通过组织开展、统筹规划两机构合作项目，传递给项目组层，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中；项目组实施过程中通过业务系统层获得知识技术层支持，同时完成项目后将新知识、技术反馈到知识技术层，由此形成自中而上、而下的关系—结构嵌入模式。

3.制度—认知嵌入：产业政策协同跟进

鞍钢与科大协同演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制度、认知变化带来的政府产业政策协同跟进。两机构协同合作不仅表现为以利益为纽带的合作共赢，且随合作关系不断深入，双方逐渐形成制度共识与文化认知。科大在合作过程中基于“立足冶金，校企合作，注重实践，培养踏实肯干、适应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办学定位，将立足冶金、产教融合作为治校理念；鞍钢在合作过程中基于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目标，形成了以研发机构为主导，以主体厂矿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校及研究院所为协作对象的产、学、研、销一体自主创新体系。合作过程中，以孟泰、刘玠等为代表的“创新、求实、拼争、奉献”鞍钢人精神和科大“创新思维，严谨工作，学习钻研，勇于攻关”大国工匠精神，共同凝结成为“钢铁精神”，成为鞍钢企业文化和科大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构组织制度和认知的变革，不仅推动了自身创新发展，还改变了整个鞍山地区的政策环境。当地政府通过鞍钢与科大的成功合作，充分认识到了产教融合的价值，成立了市级产教融合领导机构（F1-01），发布《鞍山市关于支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若干政策》《鞍山市职普融通发展工作方案》《关于实施“钢都英才计划”的若干政策（2.0版）》等相关适应鞍山发展需要的产教融合政策文件，进一步营造产教深度融合政策环境。政府作为关键“搭桥人”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制度环境与发展动能，推动了整个鞍山地区产业、教育、文化、经济的共同发展，形成了区域内产教协同演化路径机制的创新生态系统。

五、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一是产教深度融合是产教关系从共栖、共生到协同演化的历时过程。产教能否实现深度融合，关键取决于资源流动、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三个重要因素。鞍钢与科大在起步融入阶段，主要是基于地缘关系和制度环境，形成单向互惠共栖关系；发展融通阶段，鞍钢与科大在环境变化压力下，主动调整自身组织结构，彼此开放边界，进一步促进优势互补与资源转化，形成互惠共生关系；深化融合阶段，鞍钢与科大对资源流动、组织结构进行重大革新，主动扩大合作对象范围与边界，促使政府政策环境协同跟进，不仅导致组织间协同演化，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变革。

二是产教协同演化是具多层嵌套的嵌入式协同过程。产教协同演化路径表现为业务—技术、关系—结构和制度—认知三个层面的嵌入式协同，是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组织结构强制变迁和产业政策协同跟进综合作用的结果。业务—技术嵌入促使知识与技术双向形塑，推动高校知识资源与企业技术资源协同演化；关系—结构嵌入促使组织结构强制变迁，推动企业与高校打破组织壁垒，提高资源流动与转化的效率；制度—认知嵌入促使产业政策协同跟进，不仅强化了企业与高校间的资源流动与结构适应，还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行业发展，推动了产教“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全新生态系统的形成。

（二）讨论

责任编辑：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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