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易招娣，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合作专项重点课题（23BM055Z）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指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3] 可见，颠覆性技术对于推动旧质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全面跃迁的重要意义。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4]，这表明国家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已然成为全球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推动颠覆性技术实现产业化、市场化与结构化对于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具有关键作用。只有深刻把握这些规律，构建适宜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才能推动颠覆性技术的有组织的创新并向未来产业发展。

颠覆性技术是指通过难以预测的方式替代现有主导性技术的革命性技术，其可以助力后发者赶超领先者，并以非均衡方式实现技术“域”与经济结构的“颠覆性改变”，其由哈佛大学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于1955年首次提出并定义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现有主流技术的技术”^[5]，其蕴含的破坏性、变革性思想最早溯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6]，因此颠覆性技术又被视为“改变游戏规则”“重塑未来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历次工业革命都表明谁先掌握了颠覆性技术，谁将优先占据技术制高点。作为颠覆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的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总能引领人类文明发生跃迁式发展。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历史性交汇，新一轮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需要从历史逻辑框架中洞察其特征与规律，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通过回顾历史发现，蒸汽技术、电力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典型颠覆性技术，催生了四次产业革命（见表1）。

表 1  颠覆性技术历史阶段及特征分析

简而言之，第一阶段的颠覆性技术以蒸汽技术的崛起为标志，其推动各行业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蒸汽机车、蒸汽轮船及蒸汽火车等创新产品应运而生。近代工厂广泛采用的“工作机-传动机构-动力机”三环节机器体系，催生了新的普适性技术规范，促使了这场革命从纺织领域逐渐拓展至机械、冶金、运输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

‍

第二阶段的颠覆性技术是基于感应现象的发现与电磁学基本规律的揭示，催生了以电力与无线电技术两大颠覆性先导技术。它们推动了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等多个领域的迅猛发展，并在电力、电报、电话及无线电通信技术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电工技术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群体，也为工业部门的跃迁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例如，电力技术的推动使钢铁工业实现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后续工业的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阶段的颠覆性技术是基于超前发展的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学、控制论、高分子化学等理论基础应运而生的技术革命。这次革命催生了众多新技术体系，包括传输机/控制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自动化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半导体技术等。这些技术变革不仅带来了颠覆性的产品，如飞机、电子管、流水线、电视、“图灵机”、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原子能发电站等，更推动了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紧密相连，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开启了崭新的原子能时代、计算机时代和空间时代。

第四阶段的颠覆性技术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迅猛发展，推动电子信息技术迈向微型化、超级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阶段，催生了微处理器、万维网、数字技术产品等颠覆性创新，提升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进步，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和发挥。基因重组技术与新型及传统细胞技术、酶技术、发酵技术的融合，塑造了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新面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上述分析可见，在技术发展历程中，科学在孕育与发展颠覆性技术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呈现出技术知识从经验层次跃升至理论层次的特点。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颠覆性技术因其具有技术颠覆性、应用广泛性等鲜明特征，往往会颠覆特定行业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成为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技术工具。在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中“科学-技术-经济”成为可以相互反馈的闭环路径并在这闭环逻辑框架中得以孕育和发生。颠覆性技术创新不仅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关键驱动力，更是对现有市场和产业格局进行彻底颠覆，从而创造出全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的重要力量。

二、生产力跃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多重维度

颠覆性技术往往是在技术数量的渐进积累中得以实现，而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突破又为技术的再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因此可以说，颠覆性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是技术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积累性与突破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本质上体现了技术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相较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旧质生产力的升级版，新质生产力通过用好颠覆性前沿技术以实现产业、模式、动能的跃迁式更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完成由“潜在可能性-现实可能性-现实性-普遍性”的多次蝶变，其实质就是要实现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与结构化，以此推动生产方式转变，最终完成全社会生产力的转型升级。

1.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维度

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7]，新质生产力源于生产力各要素及其组合的跃迁式创新。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就是熊彼特式技术创新的产物。以通用汽车为例，通用汽车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近年来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通用汽车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新型电动汽车的设计和制造上，还体现在自动驾驶技术和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的投资上。该案例依托自动驾驶新技术等实现了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正在逐步改变汽车行业的面貌带来产业变革，推动其向更环保、更高效的交通系统转型。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8]，由此可知技术创新场域是在一个特定的技术领域内，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不同主体围绕着某个共同目标或课题展开深度合作与交往的动态空间。对新质生产力而言，技术创新场域体现了技术创新的开放、多元、互动和融合的本质特征，对于集聚创新资源、促进技术多元交流融合形成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加速新质生产力产业化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创新交往实践贯穿于新质生产力产业化的全过程。技术创新交往实践有利于知识、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和融合，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扩散和转化。在这个场域中，参与者通过交流合作、学习模仿、竞争博弈等方式，不断创造、积累和转化新知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总的来说，技术创新实践场域中多主体的交往实践，通过持续的互动、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通过场域内多元主体的合作互动，可以推动新技术、新模式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2.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市场化维度

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和扩散首先必须解决相关的风险问题。在波特的优势竞争理论看来，企业通过各种战略设置，可以规避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相关风险。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化就是要通过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全过程的资源调配，集中力量对阻碍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和扩散进行颠覆性创新。以互联网的发展为例，它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始。互联网的发展是20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技术革新之一，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商业活动和社交互动的方式。它不仅促进了全球化，还催生了整个数字经济，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和在线服务等市场。

根据技术创新学的基本原理，不论是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还是集群创新，都必然要通过一个动态的植入机理来达成经济增长目标。新质生产力较高的知识含量和创新度决定了其在进入产业之后还需要有一个被市场接受、在市场中扩散的过程，即市场化过程。根据“新工业地理”和“新经济地理”中的产业区知识外溢理论，新质生产力进入产业之后也必须经历市场化的过程才能够形成实质性的社会生产力。^[9] 由于创新知识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等特征，此类市场化过程很难自发形成，因此，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力量通过各种规制来进行相应的协调与整合，而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自由竞争行为构成进行资源配置的整体社会生态。只有通过对市场中各方面主体权力与权利的利益博弈良性化改造，才能够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效能，避免各种无序和不良竞争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而言，要达成市场化的目标必须突破旧的经济学范式，通过实现推动技术交往创新向技术交往创新的中国式转型，形成资源配置的均衡博弈。也就是说，要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均衡博弈必须抓住三个基本要件：一是要塑造适合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垄断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创新。二是要让市场具有一定的开放程度。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而言，其开放程度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达成相应的均衡性。三是要求市场规制系统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政策引导等手段推动资源向优势领域合理流动，避免资源错配；并通过各种各类政策覆盖财政、金融、税收、科技、教育、人才、知识产权、价格、分配、信息、营商环境等方面，以多元利益体系驱动多元主体形成全社会的创新合力，在技术创新交往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打造共同的意义和价值底板，持续生成主体之间的创新交往场域，不断为产业创新注入新技术，持续不断地创新产业实践场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化转换。

3.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化维度

以计算机技术演进为例，从早期的大型机到个人电脑，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的转折点，如IBM的大型机、微软的操作系统以及苹果的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这些创新不仅推动了行业发展，还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应用生态系统，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和沟通方式，例如从1976年推出的个人电脑到2007年推出的智能手机，苹果一直在推动技术的界限，极大推动了手机行业的发展前景，孕育了智能时代的形成。这说明，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到应用生态系统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

1982年弗里曼（Freeman）提出国家创新系统（NIS）概念，他认为政策干预、人力资本和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研发等因素共同组成了涵盖公私部门的创新网络，从而促进了全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10] 新质生产力转化成国家创新系统产出的成果，即创新成果产品化，通过对创新产品的价值实现程度进行绩效评估，从而促进国家创新系统的能级提升，其中价值实现是关键环节。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比较复杂，分别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结构等，其中企业是核心主体。但是由于政府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主导力量，于是就产生了如何处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从而使之效能最大化的问题。换言之，国家创新系统的效能必须通过国家治理能力，尤其体现为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乃至生态效益之间进行利益转化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强化政府的领导、治理能力是关键，国家创新系统的技术创新治理能力发挥的主要渠道是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社会生态，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完成离不开社会结构系统、社会环境系统和社会流动系统保持合理、高效运行的良好状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在增加，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资金链、创新链、价值链等都在不断延伸，而完整的社会生态建构除了技术创新自身的考量之外，还有复制、再生、选择、传播、扩散，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实现技术与知识、实践的双重多向度耦合。^[11] 从共时性审视，现今各国政府普遍重视技术创新，通过制定政策大力引导和支持企业推进技术革新，这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国家利益审视，新质生产力最终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意味着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至关重要，它不仅涉及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应用与扩散，还关乎创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创新要素的配置与流动等。

综上，颠覆性技术创新意味着其技术水平复杂性程度可能更高，并可能需要新的知识基础以及创新能力。^[12] 颠覆性技术的崛起促使先前孤立的技术逐渐交织与关联，将原本不相关的领域或不同认知结构的技术嵌入组合，促进了技术的横向与纵向融合，催生全新功能和应用。此外，颠覆性技术需要与市场需求、企业能力、产业环境的共生演化及其与产业系统的动态匹配。^[13] 从颠覆性技术的历史演变规律来看，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是颠覆性技术产生的基石，可称之为“原理性创新”；新技术与现有技术的融合发展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带来既有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迭代，这往往能够重塑产业格局，可称之为“集成创新”；对传统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应用以及颠覆性思路的商业模式，可称之为“应用创新”，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是典型案例，它通过非传统思维实现了现有功能，引领了新型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在选择和培育颠覆性技术时，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演化规律以及阶段爆发的特点，并适时进行干预，以推动颠覆性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发展。这也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未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进行战略性设计与安排，培养出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和引领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挑战与应对：颠覆性技术对高等工程教育的新要求与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4] 当前，颠覆性技术已成为企业乃至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的探索是中国范式走向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我国系统性创新超越的重要支撑，对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具有启示意义。未来要充分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优势，积极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通过这种聚合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颠覆性技术引领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对现有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转变传统工程教育模式中的更多采用理论知识输出的方式，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同时，也为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主要表现在：一是要系统地实施制度化的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纵观当下前沿技术的发生场域，不难发现企业技术先进性与前沿性远超高校的理论教学内容，工程教育面临内容滞后，课程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不够等问题。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未来工程教育人才的培养。二是要持续深化高等工程教育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发力。当前，教育部大力推进试点新工科建设，旨在通过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期望通过打造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及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平台载体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跨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要尤其重视“科学原理”等基础研究工作，要为基础研究提供政策保障。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开展基础研究工作的人才，培养一批能独立开展前沿的科学探究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人才，强化以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各种研究机构、企业与高校紧密合作，推动了科技领域的各项突破，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2.颠覆性技术推动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1）颠覆性技术推动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双三螺旋”的模型构建。传统意义的政企学“三螺旋模型”打破了大学、产业及政府的组织边界，实现了组织功能的交叉融合，为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创业实践提供了有力解释与有效验证^[15]，因此逐渐被大众所普遍认可与接受。根据通行的政企学“三螺旋模型”^[16]，政府、企业、大学分别承担社会责任主体、经济责任主体、创新责任主体的角色，三股力量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要达成协同效应，必须使三类主体产生向心力。然而，要使这些主体产生向心力，实现协同效应，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企业和大学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实现资源的共享、优势的互补和风险的共担，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协调发展。颠覆性技术不仅推动高等工程教育发生革命性变革，要形成更加开放、个性化、实践化的新型教育模式。也带来对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革命性变革，要求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时代需求的复合型的高素质工程人才。基于高等工程教育与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双重改革要求，探索建构高等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双三螺旋”模型。该模型的总体描述为：基于颠覆性技术创新性和前沿性等特点，重点培养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养”三要素，以此建构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的“内三螺旋”模型。同时，基于颠覆性技术跃迁为社会生产力的“产业化、市场化和结构化”的规律特点，特别要理顺“政-产-学”三主体在科技创新目标、科技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带来行业等协作机制，促进政府、企业、大学主体在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互动交往中高效完成技术创新活动，以此建构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外三螺旋”模型。

（2）颠覆性技术推动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双三螺旋”模型的具象表达。高等工程教育与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的“内外三螺旋”模型在交互作用中，使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大大增强。具体阐释表达为：一是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内三螺旋”模型推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国家战略急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前瞻性思维的高端工程人才，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知识、能力和素养三方面素质具体是指，要强化基础研究的专业知识培养，强化对学生的学习力、创新力、实践能力与开放包容力进行培养，强化学生跨学科整合能力、国际视野等软实力方面的素养。以此适应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对劳动力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让未来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更要具备数字化思维、系统集成能力和创新精神，让他们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有机融合，解决复杂的跨学科问题，从而达到高等工程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养三要素的螺旋式上升和持续性发展的培养目的。二是高等工程教育“政府-企业-大学”外三螺旋的环境支撑。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政府、产业和大学三主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和分工，它们相对独立地开展各自的职能。然而，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界限正在逐渐模糊，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和重组。学术界不仅需要从事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还需要参与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产业界除了进行商业化生产外，还需要进行研发和人才培养；政府既要制定相关政策，也需要在资金支持、创新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三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关系，相互渗透、影响和推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创新网络，通过密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促进新知识、新技术、新产业的产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螺旋的动态互动过程中，产学研三者不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创新活动的高效运转。

综上所述，三螺旋理论为“政-产-学”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建立高效的创新体系、促进知识价值转化至关重要。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需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除了要发挥大学的育人主阵地作用，还要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的各项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以知识生产和转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的“政-产-学”外部三主体组成环境链，以知识、能力和素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内在成长要素组成目标链，内外部因素双向互动，有效促进知识的流动和技术的迭代，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这里的内外三螺旋模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双重三螺旋关系，两股三螺旋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推动各项创新活动。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外三螺旋与内三螺旋的交换能力越强，高层次的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也就越强。^[17] 政府要制定扶持政策，为校企研合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中介组织如市域产教联合体、孵化器、行业协会、技术转移机构等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社会层面，要进一步树立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的科学理念，构建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营造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探索容错的文化氛围。

责任编辑：黄小青‍‍‍‍‍‍‍‍‍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