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甜，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邓磊，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罗玉霜，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开放办学的发展战略与协同路径研究”；西南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点项目“‘大先生’教育思想引领中国教师身份建构的内涵、逻辑与体系”
摘 要：从功能单一、管理封闭的“象牙塔”，到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现代大学，高等教育系统化发展走过了曲折漫长的道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仅要重视优势高校，还应保证体系协调。美国大学历经近四个世纪发展，从依附到独立、从整合到分裂，其体系建设有益经验可供借鉴，教训值得反思。二战后三十年，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致力于整合，既促进精英大学追求卓越，又鼓励各级各类高校特色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公信力下降和经济政策转型导致教育支出大幅削减，高等教育体系走向分裂，马太效应愈发严重。由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知，政府应引导高等教育体系兼顾卓越与均衡，高校要根据自身定位致力于特色发展和自主创新。
“体系”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思想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整体”[1]，是“社会各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稳定、有组织且相互联系的复杂整体”。[2] 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发展，其内涵“埋嵌于历史发展”。[3]
从价值看，“卓越”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追求。大学源头就有超世俗性格，旨在“吸引世界各地学子前来从事纯粹的知识探究”。[4] 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5]
现代以来，高等教育超越性价值愈发凸显，“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6] 现代化程度愈发达，大学与社会互动就愈紧密。20世纪上半叶，两位学者阐释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意义。雅斯贝尔斯指出现代高等教育“是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7]；弗莱克斯纳认为其是“以崇高的和明确的宗旨以及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有机体”。[8] 可见，高等教育追求卓越的体系价值一以贯之。
从功能看，“均衡”是现代高等教育愈发重视的社会责任。知识社会下，理论创新是社会改革和政策制定的发起基础[9]，大学成为核心机构。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整体规划，使其“广泛地适应现代工业体系”。[10]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各国政府结合产业调整趋势和社会发展目标，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性建设。如美国“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简称“总体规划”），就是由政府进行体制创新，通过出台多元办学和评估制度，将各级各类公立高校结合成彼此协作、内部贯通的体系。这个体系共享一套价值，通过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不同高校各具特色，彼此之间既有区隔也相互贯通，由政府进行分类引导和综合评价。[11] “总体规划”实施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均衡发展，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结构看，高等教育体系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并因为“卓越”与“均衡”的张力，其外在形式变动不居。伯顿·克拉克20世纪80年代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如果说近代大学是一座知识的动力站，那么一个国家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规模大了很多倍的智慧力量的中心。这个中心包含几十个、成百个，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的规模大小不等、综合性和专门化齐备的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知识任务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的界限十分模糊，实际上是无限制的”。[12] 鉴于此，克拉克构建了“大学、政府、市场三角关系模式”，高度概括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
综上，“卓越”与“均衡”既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需兼顾的两个方向，也是充满张力的一对目标。一国高等教育机构价值取向上应是统一的，但主体功能和结构形式可以甚至必须是多样的。由于历史传统、办学条件和地域环境差异，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应根据自身条件自主探索管理制度和发展策略。
近四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兼收并蓄欧洲各国之长。殖民地时期主要模仿英国古典书院，独立后政府持续推动公立大学建设，近现代以来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功能愈发凸显。纵观其演进历程，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虽然一直围绕“卓越”与“均衡”两大主题，但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一）追随“卓越”：殖民逻辑下古典大学复刻（1636-1775）
1636年，殖民者创建了北美第一所高等院校——哈佛学院（今哈佛大学）。美国独立前共建成九所高校，皆是对英国古典大学的复刻。此时期高等教育遵循殖民逻辑，以古典语言和哲学课程为主，旨在训练学生心智和提升道德修养。基于新大陆特点，殖民地高校有一些新发展。首先，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允许学生在课外拥有自主学习空间，各校普遍形成以政治辩论和文学批评为主旨的学生社团。其次，殖民地高校最初以拉丁语为教学语言，但因新移民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务实取向，实证性质课程迅速引入，教学语言从拉丁语逐渐变成英语。[13]
殖民地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继承了英国中世纪大学传统。与欧洲旧大陆相比，新大陆社会风气更具实用主义和创新精神。美国建国时，其高等教育体系宗旨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特别是为那些有前途的绅士服务”。[14]
（二）谋划“均衡”：国家逻辑下的公立高等教育理念（1776-1860）
1776年美国独立，首任总统华盛顿履职之初就提议集各州之力创建一所世界知名国立大学。《独立宣言》签署人本杰明·拉什曾于1788年提出“联邦大学”概念。[15] 托马斯·杰弗逊更大声疾呼：“新政权的健康程度取决于掌权者能否学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而这一切皆来源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16] 建国先贤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均衡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公立大学建设被提上日程。
人口激增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寻找财富”的声音响彻美国的同时，“寻找才智”的声音也振聋发聩。[17] 1849年，加州召集人致全州人民公开信中写道：“宪法制定者应‘竭尽心力’去创建公立大学”。[18] 制宪会议召开后，加州第一部宪法第4条明确指出要创办公立大学。1862年，利兰·斯坦福当选加州州长，将发展教育事业看作最重要政府事务。[19] 此后，各州政府皆下决心兴建公立大学。但直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仍然存在深重矛盾，国家分裂导致公共事业土壤十分贫瘠。为根本上促进国家统一，林肯总统1862年批准了佛蒙特州议员莫雷尔提出的《赠予土地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各州和准州发展的法案》（《莫雷尔法案》），由政府出面无偿捐赠土地，旨在培养一批农工专门人才。此后，公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三）走向“卓越”：学术逻辑下的研究型大学建设（1870-1910）
1810年柏林大学诞生，引领了当时世界科研风潮。19世纪初到一战爆发，10000余名美国学者赴德留学，以柏林大学为标杆对本国大学进行改造。[20] 留德学者对传统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度改革，联合企业家创建了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等现代研究型大学，由此美国大学学术水平整体得到了提升。
1890年《第二莫雷尔法案》出台，进一步促进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赠地学院增加到69所，大多成长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州立大学。研究型大学理念指导下，公立大学也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和发展研究生教育，逐渐摆脱了农工技术人员培训基地的低水平办学局面。此方面，加州大学成就尤为突出。1899年，惠勒担任校长，加州大学迎来快速发展期，科研风气和配套设施与日俱增。惠勒努力争取私人捐助，说服约翰逊州长将州政府拨款与大学入学人数挂钩，积极发展对外合作关系，使加州大学从旧式学院蜕变为国际知名的现代大学。[21]
（四）致力均衡：职业逻辑下的初级学院——社区学院运动（1900-1960）
20世纪初，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22] 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成为稀缺资源，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的高等教育大受欢迎。赠地学院和私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传统学院又无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社区学院运动”应运而生。
1896年，威廉·哈珀将大学分成“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 College）两个阶段。“初级学院”主要任务是通识教育，缺乏学术竞争力的学生可以在结束两年课程后获得副学士学位。此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到20世纪中期，大多数两年制初级学院专注于周边地区发展需要，将学校特色和地方项目结合，成为后人熟知的“社区学院”。加州社区学院发展尤为显著。[23] 1910年，加州弗雷斯诺城市学院成立。[24] 20世纪30年代，加州初级学院发展成“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主要任务是提供职业技术教育。至20世纪50年代末，社区学院正式成为公立高等教育三大系统之一，60年代平均每周开办一所新的公立社区学院。[25] 1975年，社区学院注册人数达500万人，相当于过去12年高等教育机构注册人数的总和。[26] 社区学院是适应时代的产物，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入学容易、学费低廉、地方管理等特色，被誉为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最伟大的创举。[27]
（五）双向兼顾：服务逻辑下的“总体规划”（1960-1980）
二战后美国进入“黄金时代”，上升通道向民众敞开。此时美国大学的层次和风格已颇为多元，但不同类型高校各行其道。随着规模和功能拓展，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须回应公众需求，因此在服务理念下兼顾“卓越”与“均衡”。
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简称“总体规划”），致力于规模扩张和体系完善，最终打造一个三级系统。第一级是加州大学系列分校（UC），主要功能是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第二级是州立高等院校（CSU），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人才、促进社会繁荣；第三级是各地的社区学院（CCC），主要任务是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职业技能，三个层级彼此贯通，能广泛为个体上升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28] 不同层次高校既各有使命又互相配合，课程、学分、转学等方面资源共享。“总体规划”一经推出，迅速被其他各州效仿。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仅拥有哈佛、耶鲁等顶尖私立大学，以加州大学为代表的公立旗舰大学也成为一流学府，再加上数百所州立大学和遍布全美的一千多所社区学院，共同构成多元立体、内部贯通的高等教育体系。
（六）体系分裂：市场逻辑下的“核心悖论”（20世纪末至今）
三、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经验
二战后三十余年，美国高等教育以“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为原则，呈现学习与创新并举的发展特征，形成多元立体结构，一定程度实现了“卓越”与“均衡”统一。虽然“黄金时代”结束后盛况不再，但其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一）积极变革，追求卓越
美国高等教育曾向三个国家学习，一是强调博雅教育的英国古典大学，二是以研究为使命的德国现代大学，三是政府主导的法国大学。英国大学为早期美国高校涂上了精英教育的文化底色，即便经过多次改革，这种传统仍然在老牌院校清晰可见。法国的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却意味深远。公立大学理念的提出、《赠地法案》的实施及社区学院的兴盛，背后都有法国大学的影子。德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是体制与结构的现代化，美国学者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学习德式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体系和制度，让美国大学完成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此外，美国大学还创造性将“自由、寂寞”的德式学术改造成与社会和市场高度结合的美式学术，为多元巨型大学奠定了基础。
全面学习欧洲大学先进理念、自主探索本国大学教育实践、多方引入高等教育办学主体，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值得借鉴的经验。尤其二战结束后的黄金三十年，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通过“总体规划”形成多元整合的体系，关键在于根据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追求卓越。
（二）分类发展，注重均衡
办学类型上，不同时期创办的大学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但总体看各有侧重，形成互补。殖民地时期古典大学秉承博雅理念，坚守本科教育，注重通识传统，强调文化育人功能。赠地学院最初培养工农业技术人才，后来转型为教学科研并重的州立综合大学，以服务本州或本地区的人才和技术需求为主旨。私立研究型大学强调科技创新，公立应用技术类大学注重服务地方。这种类型多元、特色分明的格局，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多方需求，也有助于构建相互协作的体系。
“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各州严格控制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比例，避免同质发展和无序竞争，引导高校根据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进行定位。古典名校及麻省理工、约翰斯·霍普金斯等研究型大学，加上加州大学等公立名校，这一层次高校旨在科技创新和引领社会，以强科研、高投入、低录取率享誉世界。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州立大学主要致力于培养卓越的科技和商业人才，尤其重视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结合。部分州立大学的科研实力相当雄厚，但由于经费有限而无法在尖端技术和基础领域作出重大创新，对本科教育的重视度相对不足，对公众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无法与前者媲美。应用型大学和社区学院专注教学，以培养技术人才为主旨。除私立大学外，州内各层次公立大学在教学与科研的互动、学分和学位的互认上有着密切合作关系。
（三）多元参与，自主创新
借鉴英国自治模式和法国中央控权，美国取乎其中，确立了政府督导与社会参与并重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法规制定和财政支持，对高校进行分层管理和分类引导。高校根据自身特色与政府和企业合作，形成多主体参与治理模式。20世纪中期以后，政府将发展高等教育视作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关键措施，从立法层面宏观布局，赋予大学较为充分的自治权利。大学通过董事会联系社会，根据市场需要做出变革。董事会不参与具体事务，让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社会环境较为宽松且鼓励创新，政府、企业和各界精英共同参与大学发展。多主体参与让大学以更灵活的身段整合资源，分类引导有利于特色发展。社区学院解决就业，州立大学促进经济，研究型大学向世界展示学术成就和文化吸引力。这种多元立体体系既能提供复合型人才，也有利于个体发展。不同类型大学的资金来源和评价方式各行其是，但必须自主创新。研究型大学注重科研，并以此获得政府、财团和校友资助。小型博雅学院主要依靠高昂学费和充裕的私人基金，更注重本科教学的设计和创新；社区学院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以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为己任；另有一些与产业高度相关的人文、艺术类院校，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培养各行业专门人才。
四、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演进的反思
中国大学扩招后重量轻质、高度同质现象日趋突出，体系存在明显问题。回顾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构史，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参考经验，一方面也是为了规避发展陷阱。
（一）国家战略下的卓越路向
从体系建设视角看，政府公共担当和长远规划是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是公共责任，政府必须谨慎对待“卓越”与“均衡”之间的张力，引导精英大学走向一流的同时兼顾整个体系的提升。
首先，精英大学能够集中反映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高等学府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吸引了全世界的卓越人才，极大提升了美国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政府应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契机，中国研究型大学必须在世界学术范围内争夺话语权、提升竞争力，加强高深理论和尖端科技方面的表现，致力于本土文化全球传播和世界级领袖人才培养。为此，政府重点支持的同时，还要赋予精英大学充分自治权。学术发展自有其规律，文化积淀和内涵提升需要适宜土壤和空间，过多干涉或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
其次，各类大学应特色发展、追求卓越。中央政府可通过政策法规和项目支持引导高校分类发展，摒弃同质发展和无序竞争的办学模式，尤其要杜绝一味求大、求高、求全。地方政府可以在区域内统筹不同类型高校分工协作，一是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高科技产业中心，二是大力发展应用职业教育，为社会提供必需的应用技术类人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可以围绕地方政府总体规划进行沟通和协作，各高校既要根据自身实力和特色制定招培计划、争取资源投入，同时也可以优势互补、美美与共。
（二）多元主体下的均衡发展
政府是高等教育举办者和管理者，市场是雇佣方和使用者，前者主要通过宏观政策予以引导，后者通过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再加上受教育者的主体选择，多方因素共同推进高等教育体系均衡发展。
信息社会，政府、大学、产业和公民社会结成“四螺旋”结构，共同致力于知识创新，高等教育日益呈现多主体、多形态、多节点和多边互动特征。[35] 政府、企业、社区、家庭甚至个体，都以各自形式不同程度形塑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优秀企业可以创造新大学，也可以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注入新活力；产业布局一定程度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也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模式和质量；家庭背景和个体选择更直接决定诸多大学和学科的生存，不再受欢迎的大学和学科将在未来少子化趋势下衰退甚至消亡。因此，高校首先要接受政府的宏观布局和积极引导，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其次，争取企业资金支持，关注人才和技术需求；再次，根据资源优势和学科背景，量身定做招生培养制度；最后，随着深度老龄化和极端少子化社会到来，传统生源不断萎缩，越来越多的高校将面临无生可招的窘境，因此，相当部分高校须提前考虑如何面向新经济和新业态兴办新型职业教育，将老龄化社会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当作新的突破点。
（三）差异管理下的分类引导
管理和评估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要措施和保障，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动态平衡的“调节器”。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同质化倾向较为严重，评估体系以研究为导向，对本科教学和应用技术教育为主的高校缺乏关注和支持。20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非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模糊、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就业困难等非常突出，部分学生将报考研究型大学研究生作为改善出身和就业的捷径。
参考文献
[1]社科院语言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88.
[2]邓伟志. 社会学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5.
[3]BRUBACHER JOHN S.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M].San Francisco:Jossey Bass Inc，1982:2-3.
[4]海斯汀·拉斯达尔.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一卷):大学的起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5.
[5]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3.
[6]威廉·克拉克. 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型大学的起源[M].徐震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
[7]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9-22.
[8]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9]BELL D.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M].New York:Basic Books，1973:30.
[10]GALBRAITH J K.The New Industrial State[M]. Harmondsworth:Penguin，1969:372.
[11][28]SIMON MARGINSON.The dream is over:the crisis of Clark Kerr’s California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14.
[12]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旭，王承绪，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7.
[13]亚瑟·科恩，卡丽· 基斯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M].梁燕玲，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0.
[14]罗杰·L·盖格，刘红燕. 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129.
[15]BENJAMIN RUSH.Address to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C]//LORRAINE SMITH PANGLE，THOMAS L PANGLE.The Learning of Liberty:The Educational Ideal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93:148.
[16]RICHARD D BROW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education of a citizen[M].Washington，D.C.:Library of Congress，1999:94-96.
[17]杨立军. 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52.
[18]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 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M].周作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6-28.
[19]荀渊. 从地方性大学走向世界:加州大学的崛起与多校园系统的形成[J].全球教育展望，2010(10):58-63.
[20]贺国庆.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15.
[21]马万华. 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30.
[22]李英东，俞炜华.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形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学术论坛，2008(3):139-142.
[23][25]约翰·塞林. 美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孙益，林伟，刘冬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7.
[24]刘范一. 美国加州社区学院的管理服务体制及其启示[J].高教探索，2007(3):63-65.
[26]亚瑟·M·科恩，卡丽·B·基斯克.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M].梁燕玲，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131.
[27]罗江. 美国加州公立社区学院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
[29]潘建军. 当经典遭遇危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向何处去[J].比较教育研究，2016(11):90-97+103.
[30]罗杰·盖格.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M].郭建如，马林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31]克莱顿·M·克里斯坦森. 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的基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2.
[32]潘建军. 从被崇拜到流于平庸[J].高等教育研究，2015(7):103-109.
[33]College Board.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over time[EB/OL].[2023-10-05].https:/trends.collegeboard.org/college-pricing-/figures-tables/changes-family-income-over-time#menu.
[34]USA TODAY College.Private college tuition is rising faster than inflation again[EB/OL].[2023-10-12].https://www.usatoday.com/story/college/2017/06/09/private-college-tuition-is-rising-faster-than-inflation-again/37432483，June 9，2017.
[35]CARAYANNIS E G，CAMPBELL D F J.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twenty-first-century democracy，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M].New York:Springer New York，2012:29.
[36]比尔·雷丁斯. 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陈毅平，何卫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37]谢进川. 关于差异化管理的理论探讨[J].理论前沿，2005(23):22.
责任编辑：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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