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项目“新型举国体制高校科技攻坚的制度优化研究”（CGA230335）

作者简介：苏明，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战争与大学发展是重要的研究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大学对国防的支撑作用，2016年视察国防大学时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我军院校建设必须有一个大的加强。^[1]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除中央军委直属高校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外，诸多部属研究型大学和地方研究型大学不同程度参与国防科研，形成了以军工科研单位为主体、各层级研究型大学为补充的国防科研体系。^[2] 但与美国相比，普通研究型大学服务国防科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历史上诸多美国研究型大学战时实现迅速崛起，不仅为美国军方研制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核心技术，而且实现自身世界一流大学跨越式发展。本文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案例，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框架，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战争中的发展逻辑以及国防科研和研究型大学协同发展的经验，以助力我国研究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防安全。

一、战争学府：案例与框架

近现代战争史中，战争和高校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战争中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高校进行大批量军事人才培养和高端军事技术研发来获取战争胜利。军事是高校服务国家的最直接体现，除专门军事院校外，美国大量理工院校与军方具有密切合作关系，高校为军方研发应用于战争的关键核心技术，军方经费成为高校跨越式发展助力剂，形成“军-学-研”协同发展生态。战争是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是美国诸多后发高校何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关键。美国超过200所高校与国防部具有合作项目，尤其工程类院校因重视科技领域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而与军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其中被称为“战争学府”的麻省理工学院是典型代表。

1862年美国处于南北战争的激烈阶段，战争为《莫里尔法案》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莫里尔对1859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的《莫里尔法案》进行关键修改，增加了军事教学内容，高等教育与备战相结合更符合国家战争需求^[3]；另一方面，南北分裂使国会中反对法案通过的南方势力缺席，最终美国国会近全票通过《莫里尔法案》。麻省理工学院等私立大学获得一定数额捐赠，使麻省理工学院得以建成。常被国内学界忽视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建设伊始就与军事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莫里尔法案》要求私立大学在内的所有受捐高校必须开展军事训练（一战时演变为后备军官训练团）^[4]，必须承诺以促进国家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军事战术是赠地学院的核心教学内容，学院致力于培养人才成为战争后备力量。

表1显示，历史脉络上，麻省理工学院与军事的关系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建校至一战，此阶段学院科研力量和研究生教育非常薄弱，主要通过教学进行军事方面培训，大一年级两个学期都设置必修军事课程，培养具有军事素养的工程师。^[5] 第二阶段关键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科学发展分水岭，国家开始动用高校和产业力量进行战争^[6]，麻省理工学院的场地、建筑、人员都直接服务于战争，培训了8802名技术专家和156437名军官。^[7] 此阶段开始通过军事科研和研究生层次军事人才培养支持战争，而且为了加强在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的实力，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工程院校理工化转型和研究型大学转型。第三阶段关键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除继续培养军事人才，项目制军事科学研究具有更重要地位，麻省理工学院成为美国最大的非工业国防承包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几乎所有重大研究都为军方开展。^[8] 校内专门建设Draper仪器实验室（研究舰艇瞄准器）、Bush辐射实验室（研究微波雷达）、Edgerton闪光实验室（研究闪频灯夜间高空拍照），这些技术都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些大型实验室都在战后得到保留或更名重建，大幅提升了麻省理工学院科研实力。第四个关键期是冷战，美苏争霸为高校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新的契机，麻省理工学院成立航空航天系应对苏联人造卫星的挑战，不仅是阿波罗计划主要参与主体，而且培养的宇航员数量也远超其他高校。此阶段麻省理工学院与军方合作开始进入基础科学领域，尤其核物理成为二战后的显学，粒子加速器等核物理大科学装置得到政府投资。但冷战时期局部热战（主要是越战）也导致反战情绪，闪光实验室被迫脱离麻省理工学院独立运营。第五个关键期是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仍持续从美国国防部获取高额研究经费，只是科学研究重点和国家需求都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量子通信、新一代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美国国防科研追踪系统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国防科研活跃度最高的院校，2000-2020年从美国国防部获取957项国防资助项目并发表684篇国防研究论文，各方面国防科研数据都远超其他高校。新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国防研究并不像一战和二战时期局限于纯军事领域，而是涵盖物理、医学、数学、化学、材料、通信、生物、气象、心理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更广泛的国防安全技术范畴。

可以认为，麻省理工学院是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发展、在战争中变得卓越的高校，美国政府军事资源投入极大助力了麻省理工学院高质量发展，军学关系是其能从一所财政窘迫的赠地学院后发赶超诸多常青藤大学的关键。但更为核心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何以能建立良好军学关系并获取充足的发展资源，需要进行机制性解释。总体上，麻省理工学院发展过程很大程度是学院与战争（包括冷战、贸易战、信息战等广义战争）互动的过程。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战争决定理论认为战争参与度是不同国家或组织制度差异和结果差异的根源^[9]，战争本身是麻省理工学院过程—结果演变的重要机制。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分支流派具有一定片面性或侧重性，仅从历史单个维度进行剖析是不充分的。历史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麻省理工学院并非参与战争的被动客体，而是自身具有很强参战意愿的行动主体，战争的外源冲击影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发展，但麻省理工学院何以积极参与战争，需要更充分的分析。

实际上，新制度主义是集合诸多制度理论的理论群，不同制度理论具有不同的分析维度和分析侧重。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融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制度构建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等分支流派而形成更全面的制度逻辑，主要包括利益选择逻辑、环境适应逻辑、文化认知逻辑、历史关系逻辑。其中，利益选择逻辑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体理性视角，把行为体视为相对独立的利益单元，根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实施行动，这种行为逻辑比较符合美国私立高校的法律定位，是相对独立的利益组织，形式上具有与政府平等的地位；环境适应逻辑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主体外部视角，任何关系的构建和事物的生产都是外部环境需求引致的，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主体行为的诱发效果和主体的适应性^[10]；文化认知逻辑是制度构建主义的主体认知视角，行为体的行为不是受利益的引诱，而是认知或观念生发出的行为应然性，即“我们应该这样做”或“理所当然这么做”^[11]；历史关系逻辑是历史制度主义关键历史视角，强调历史的重要事件或人物等关键节点对主体发展的影响，认为权力具有不对称性，关键人物决定历史走向，同时历史本身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12]

二、麻省理工学院战争发展的多维逻辑

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中观察到了美欧大学相对质量的变化，二战前美国大学远落后于欧洲，二战后欧洲大学远落后于美国，且欧洲大学越来越弱，美国大学越来越强。他引用汉斯曼的研究结论认为，其核心原因不在于经济和政府投入，而在于美国大学是高度竞争、欧洲大学政府管控太多。^[13] 高校自由竞争说是自由市场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但这很难解释为何在教师资源自由流动的美国高校发展存在显著马太效应和层级固化情况下，麻省理工学院等后发高校仍能迅速后发赶超；很难分析为何美国大学崛起不是渐变而主要是二战期间突变跃迁的过程，这必须从高校与国家战争关系中寻找更准确的解释。事实上，美国高校和政府绝非互相独立，由于美国旋转门和游说制度，美国高校对政府的影响力很高，形成了高校对政府的反向干预，让美国政府为高校发展提供保障，形成自下而上的高校政策机制。诸多高校教师和毕业校友直接跨行担任政府要职，成为高校在政府部门的利益代理人。战争环境下，美国高校并非被动塑造的客体，而是主动发展的主体，如图1所示，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下，麻省理工学院把握战争机遇从“波士顿技术学校”转型为世界一流“战争学府”的发展逻辑主要包括：

（一）利益选择逻辑

达特茅斯学院案以判例方式明确了美国私立大学独立发展的法律基础。^[14] 虽然私立大学也需要接受政府委派的董事，但政府成员在董事会占比很低，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77名董事中，只有3名来自政府部门^[15]，不是政府的下属管理机构，而是具有独立利益的法人机构。除赠地收入外，早期麻省理工学院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费和捐赠，由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工业发展高速增长期，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得到很大提升，使得麻省理工学院学费和捐赠收入相对充足。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学院经费的不稳定，必须寻求政府部门的稳定资助（第四任校长才获得），只是政府部门的常规资助少于公立大学，必须从战争中寻找非常规机会。两次世界大战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影响具有相似性，首先，战争干扰了学院正常教学秩序，大幅降低了普通专业学生入学人数，却为学院带来额外军事培训经费；其次，战争时期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规律作用下，人力等各种资源向军事工业集中，学院所服务的非军事产业被压缩，但同时，军事工业扩张为学院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最后，战争引发了民众对飞机等关键装备依赖国外的质疑，认识到本土高校支持军工发展的不足，引发民族主义自主研发的科技需求，也激励了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科研资助。^[16] 总体上，战争为麻省理工学院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损失，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科学研究发展局签订了75项合同，获得总额1.17亿美元的科研经费，5年世界大战期间学院战时合同经费相当于过去80年正常办学开支的总和。

更关键的是，美国国防部对高校科研的支持在战后通过科学项目制得到延续，科研经费激增不是特殊时期的昙花一现，而是持续至今的连续过程。如表2所示，近十年麻省理工学院从国防部每年稳定获取约13000万美元科研经费，2016年前长期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大的经费资助机构，美国能源部和美国航空航天局也是与军事技术研发密切的机构，同样对麻省理工学院投入了大量经费。虽然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麻省理工学院获取的国防部经费资助实际是持续下降的^[17]，但仍占很大比重。军事经费资助领域及经费占比波动情况为，通信系统（18%-20%）、航空空间系统与技术（16%-18%）、空中导弹和海上防御技术（15%-17%）、先进技术（12%-13%）、战术系统（10%-12%）、国土保卫（6%-8%）、网络安全与信息科学（6%-8%）、情报监视和侦察技术（5%-7%）、前沿研究（4%-5%）、空中飞行管制（2%-3%）。总体上，麻省理工学院二战期间获得科研经费的突变，且战后相对其他高校一直保持从国防部获取科研经费的大幅优势，对于解决财政危机、培养和聘请卓越教师、吸引优秀生源都有非常积极的价值，也是其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

（二）环境适应逻辑

即使热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也以合同方式服务政府，这不同于科层制的权力机制和社会捐赠机制，根本地是一种市场机制的交换行为，市场环境变化中，学院需要适应环境需求变化。战争需求是极为特殊的需求，一方面，战争需求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天然反对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合作，普遍带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满情绪和担忧，强调全体系地独立自主研发以应对战争情况下合作网络中断危机，国防科研民族性和排外性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了独特市场空间。一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深度参与“自给自足”计划，生产硝酸钾、氮产品、硝酸、氨水等战争必需化学品^[18]，在仅四分之一战机为美国生产的质疑中加强航空科研，逐渐在科研需求适应中完成教学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转型，在二战时的更高科研需求中完成研究型大学到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跨越。另一方面，战争需求往往具有关键期特征，且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首先，战争需求直接受国际政治环境高度影响，热战时期重视应用型技术研发，非热战时期重视军事科学基础研究。其次，经济危机会增加国防科研投入，由于国防是国家公共物品，是基础建设，在凯恩斯式经济刺激中产生的刺激负面效果相对较小，2008年《美国恢复与刺激法案》将大部分科研经费用于国防研究。最后，战争需求受战争自身影响，战争也可能引发反对战争的效果。总体上，麻省理工学院在战争历史中不断进化并寻找适宜的国防生态位。麻省理工学院不是军校，大规模培训军人只是战时临时状态，非热战时期只有5%的毕业生进入国防和航空领域，其国防职能发挥主要在科研方面。虽然麻省理工学院在同类型高校比较中是获取国防经费最高的学校，但实际上美国大学能获得的国防研发经费总额不足20%，军工企业是国防研发经费最大利益集团。职能分工中，军工企业负责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运营，研究型大学主要负责基础研究。由于国防经费总额相对固定，军工企业和研究型大学在经费分配上存在竞争，研究型大学工厂化运营会招致军工企业抗议，最终达到平衡状态，形成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国防基础研究而军工企业主要从事技术研发和应用研究的生态格局。^[19]

（三）文化认知逻辑

文化认知逻辑本质是观念而非利益偏好，强调决定主体行为的内在道德秩序。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伊始就被要求公共利益原则，战时是学院为国家战争服务的隐晦表达，学院不可以拒绝军事培训方面的战争要求，服务敌方阵营会收回赠地经费。可以认为，服务战争是麻省理工学院建校带有的文化基因，创始校长罗杰斯等多任校长都与军方有密切联系，沃克校长本身就是退伍军官，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主动要求为国家战争服务。譬如，1917年尚未参加一战的美国刚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校长麦克劳林就致电战争部表示麻省理工学院愿意为战争服务^[20]，二战时期副校长布什主动游说政府向学院提供资金进行战争武器研发。^[21] 为国家服务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天然使命，虽然与政府的科研合作和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形式上没有本质差异，但与政府的科研合同被理解为学院的本职或义务，而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却让学院在早期被批判为给钱就能用的妓女。^[22] 在实用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美国哲学土壤中，美国政府从未把高校作为“象牙塔”看待。在战争大规模动员中，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高校是重要动员对象，除少数顶尖科学家特批免除兵役外，所有大学教师和学生需要通过服务战争来服务国家，强调并大力审查高校教师忠诚问题，任何不忠于国家的表现都可能导致解聘和进一步的惩罚。

学院和国家作为文化认知的双主体，对学院服务战争的认识没有任何分歧，把服务战争视为爱国主义的表现。即使越战后期强烈反战浪潮中，国防机构被要求不再资助大学研究^[23]，1969年《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也获通过，国防部能使用基金让高校从事直接或明显关系特定军事功能的研究。但学院与国家在如何服务战争或服务国家方面存在分歧，最主要的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歧。一方面是科学家对应用研究的歧视，认为应用型技术并不前沿，对知识的突破贡献更小。如二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研发雷达技术，但参与任务的物理学家对此非常傲慢和不屑，认为雷达仅是经典电磁学问题，与前沿量子力学和核物理学不相关，掌握“更高级”知识无用武之地，却也对雷达研发束手无策，最后学习工程师“黑箱”算法才使雷达技术落地。另一方面，是对基础研究的价值判断，麻省理工学院非热战时期的军事科研主要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最大价值是为应用技术提供基础，可基础研究的应用转化非常困难且失败率很高，导致国防部一度对基础研究失去信心。基础研究被认为是共享性全球公共产品，无法建立独享性本国技术优势，越战至冷战结束美国国防部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总体是下降趋势，林肯实验室需要裁员才能维持运转，直到911事件军事科研经费才恢复增长。

（四）历史关系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关系演化分析与基因理论具有很强相似性，任何现在事物及其特征的生成都是其历史性原因造成的。这种历史性解释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是突变过程，历史性人造物和人造制度存在从无到有的演化，这种演化往往在漫长时期没有变化，却在短时间内完成新样态塑造；二是路径依赖过程，突变产生的制度和样态具有很强惯性和继承性，在后续漫长历史中稳定延续。其中，突变过程是需要重点分析的关键性节点，该阶段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决定了事物和制度的未来走向。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战争学府”的关键节点在二战阶段，虽然二战前学院也与军方具有复杂且密切的关系，但作为服务于军方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其重点军事研发实验室、巨额军方科研合约等现代核心特征是二战时期形成的。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在二战时期承接最多的军方科研合同，绝不在于其具有更好地服务军方技术需求的雄厚实力或比较优势，事实上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科研方面比较薄弱，也没有为服务军事技术做好准备。以最重要的辐射实验室为例，研发雷达并不是美国军方自主设定的科研项目，而是由于1940年英国本土受德国轰炸导致雷达研发中断，英国代表团要求美国接管雷达研发后续工作并共享了其最新研发的单腔磁控管，而参与接待英国代表团的恰好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和副校长布什。当时没有专门研究场地，甚至计划把学院校园停车场改造为雷达研发临时实验室，且研发人员数量和结构也不合理，在校内外人员招募后才形成30名科学家、3名保安、2名仓库管理员和1名秘书的实验室团队，且所有科学家都是物理学家，实验室由并不专业对口的核物理学家领导，没有形成多学科团队，之后才补充了电气工程、气象学、材料科学等其他学科专家，最终1945年扩张为4000人规模。^[24]

麻省理工学院能获得巨额经费更多是政府委派的结果，而非比较优势下自由竞争的结果，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比学院科研实力更重要。美国历史学家Michael Dennis认为，布什的战前关系是战时科研组织构建的核心影响因素，也是麻省理工学院能接收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最多科研合同的重要原因。^[25] 布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教师，雷达项目资助机构——国防委员会是由布什1940年负责组建并担任主席，1941年将国防委员会扩张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并担任局长。当时美国科研项目没有建立同行评审程序，局长在经费分配方面具有很大权力，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能获取巨额军事经费的直接原因。美国国防科研项目一直以来都没有采用同行评审制度而是项目经理制度，校友关系网络对项目经费非常重要，且校友关系也不断自我强化和扩张，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至今24位局长中有6位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是局长校友最多的高校。

三、基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冲击使美国所有大学都参与战争之中，通过武器开发研制证明了大学对工业社会的真正价值。^[26] 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下，美国高校实际是以发展科学为特殊目标的利益集团，在战争适应中充分利用政学网络关系，通过为政府服务最大化扩张自身利益。麻省理工学院军工发展历程具有很强探索性，并非顶层设计的结果，虽然雷达等军事技术研发目的是为军方服务，可是军方对雷达具体作战效果并不清楚，也无法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甚至把麻省理工学院建设辐射实验室理解为针对军方的夺权行动，最终在实验室大力推销和尝试应用中才让不感兴趣的军方采购。^[27] 战时麻省理工学院是披着大学外衣的军工厂，大学正常教学和基础研究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主要进行军事技术发明活动。战争结束后，军方没有安排具体技术研发任务，麻省理工学院将重点转移回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充分利用战时资源成为顶尖研究型大学。

（一）加强研究型大学军事基础科学投资

研究型大学相比企业等其他机构所特有的职能是扩展知识新前沿。虽然二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因为研发实用性军事技术而获得额外资助，但应用型技术研发偏离了大学发现真理的本职，战后必须将重心迁移到基础研究领域，否则意味着自动放弃知识技术转换的最上游领域，成为与企业无异的技术发明和产品生产机构，学术自由在大学也无从谈起。布什认为，二战期间大量军事技术能短期内成功研发，要归结于二战前大量基础知识的积累，美国二战军事技术的成功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成功，是对欧洲基础研究的强行应用取得的，而美国本土基础研究仅是二流水平，战争期间虽然催生了诸多应用型技术，却破坏了基础研究活动，实际上是对大学发展的伤害。^[28] 如果国防部门仅与高校签订应用型技术合同而不投资基础研究，那么再多经费投入也无法缩小与一流大学的差距，要实现高校利益与国家利益协同，必须对高校基础研究予以额外资助，防止优秀师资向工业部门流失。世界领先技术优势很难脱离世界领先基础研究存在，要通过实现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推动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

（二）推动自下而上不成熟领域的科学支持

研究型大学作为生产新知识的机构，其掌握的新知识更前沿，在新知识科学价值、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等方面与其他机构存在信息不对称，掌握信息优势的高校不能被动等候政府部门政策和投资，应自下而上说服政府部门对未来科学重点领域进行资源倾斜。一流大学科学前沿性决定了其行动主动性，发挥能动性对政府反向干预。麻省理工学院副教务长Lester教授认为，学院之所以在世界高等教育学界具有引领地位，是因为学院教师存在自下而上观察和预见科学未来的能力，并对未来重点领域进行“下注”和“赌博”。^[29] 高风险与高收益是科学发展一体两面，高风险领域能通过超额投资收益弥补失败投资成本，风险领域能获取更高平均投资收益比率。^[30] 美国国防部科研经费项目经理制更适合前沿和非共识风险领域，避免同行评议程序过度看重研究基础和偏好资助成熟项目问题。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教授Winston比较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差别，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同行评议制导致越有成就的拿钱越多，却很少资助根本性、原创性研究，国防部高级计划局都是头头们说了算，如果管事的头头品味好就能出好东西，不成熟领域的项目申请有更多机会。^[31]

（三）建设军民融合的高校平台

军民融合不是单向军转民，而是由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军用科学与民用科学界限模糊而导致军民一体化。艾森豪威尔认为，二战经验表明，仅依靠军队不可能获得战争最终胜利，科学家和工业界提供的技术和武器使美军能战胜敌人，这种军民合作建立在科学界、工业界和军队互相了解前提下，即使和平时期，也需要让军队熟悉科学界和工业界最新成果，把所有对国防安全能做出贡献的民用资源列入国家安全计划。^[32] 军用技术已不再是纯粹的破坏技术，民用领域和军用领域出现大量交叉，形成更广义的国家安全范畴，生产基础科学的高校机构成为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共同的发展基石。归根结底，学科是按知识亲缘性划分的，军用领域和民间领域所需的基础知识具有很大重合性，很难在基础科学中进行民用和军用区分。基础研究代表基础前沿知识的整体发展，投资基础科学即使没有明确军事目的，也必然让军事受益，从这个角度，基础研究就是国防的一部分，所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型大学都应具有竞争获取国防部科研经费的资格，这也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实。大学作为军民融合平台具有很大转化优势，其培养的尖端人才能更便利地离职创业，孵化出IBM等科技巨头。^[33]

（四）建设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理念和谐并存的发展环境

强调纪律与服从的军队文化与强调自由与怀疑的科研文化大相径庭，产生了两种文化冲突，军官视角下的科学家散漫疏懒，科学家视角下的军官无知自大。二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实际发挥的是工程师角色，从事的是任务型技术发明而不是基础研究，各方面受军方严格管理。布什战后坚决反对军方对实验室的干预，强调科学家自治，认为如果民间的科学努力完全服从于军方领导，就无法做出真正的贡献。^[34] 二战让大学的价值得到史无前例的呈现，美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到十字路口，传统理念的大学是以发现真理为目标的自主机构，真理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受世俗评判，大学独立于政府存在而且大学的科学家应获得绝对的、无条件的学术自由。战争显然破坏了大学的独立性和教师的学术自由，科研的方向不再是真理的方向，而是政府需求的方向。基尔戈尔认为和平时期也应坚持这种破坏，让科学家成为服务国家的公仆，布什认为大学应回到欧洲传统，按理性主义路线建设具有完全独立性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环境，科学家应自己决定研究议程。^[35] 现实中麻省理工学院并没有完全走向理性主义或功利主义路线，而是混合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发展路线，针对学科产业化能力的差异，既推动适宜为政府和市场服务的学科形成产政学研协同体系，也为不具备转化能力的基础学科提供自主空间，让规划的科学和意外的科学、面向真理的科学和面向世俗的科学并行发展。

四、结语

Allison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历史总是不断重复，新强权崛起会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压力，从而不可避免导致新旧强权突，在近500年16次新强权崛起案例中，只有4次以和平收场，战争成为历史普遍模式的大国政治悲剧。^[36]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唯一可能竞争者，宣扬通过“大国竞争”开展前沿技术竞赛，阻塞中国理工人才赴美学习和交流的通道，甚至直接对诸多国内研究型大学实施制裁，在潜在战争或冷战阴霾下我国研究型大学更需通过前沿知识创新和独立自主研发服务国家总体安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时指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37]，要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38] 总体上，战争是大学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积极防御观中，理工研究型大学需要在基础和前沿领域为国防科研做出更大的贡献，既要在复杂环境适应中充分利用国防经费为国服务，又要坚持研究型大学办学思路避免成为企业类型的技术研发中心或军控研发机构，真正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国防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论文选刊】苏明：高校有组织科研合法性的形成与协调

责任编辑：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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