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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要想读懂一部古书，就要参看前人对这部书的注解。有些文字比较艰深的古书，如果不参考前人的注解，根本无法读懂。
好在古代比较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有前人做过注解。历史上，古书注解的工作起始于汉代。那时，先秦典籍流传到汉代，由于语言的发展以及口授和传抄的错误等问题，汉代人已经不能完全读懂那些作品了。于是便有一些人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例如，毛亨著有《毛诗故训传》、孔安国有《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对先秦的经书，像《周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等书，都曾做过注解，可谓遍注群经。
就这样，到了唐代，许多汉代人的注解在唐代人看起来，又变得不易理解了。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唐代之前，先秦经书注解家不在少数，各有侧重，看法也常常不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注文比较简略，注解的体例和术语对后世读者来说都比较生疏。
因此，唐人除了为先秦的典籍做解释工作外，也为汉代的作品做了注解。于是就有了给注解做注解的工作，这种注解一般称为“疏”，也叫“正义”，例如贾公彦的《周礼疏》、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五经正义》，还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在唐代就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相比汉代注解先秦古籍时以解释字句为主，唐代的注解则大多以史实的考核、典故的来源、人名和地名的考证为主，其注解内容更为易懂，更重要的是，这类古书的注解，有的在考核史实之中增补了许多后代难得的史料。
唐代以后，宋代学者也做了不少注解古书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义》《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朱熹能摆脱汉代学者的影响，直接从正义入手，他做的注解，很多时候比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是注解的经典之作。
到了清代，注解之风发生了变化，变得极为琐碎，那时学者极力要求无一字无来历。例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论语》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考证，一句并不难懂的话，就注了将近一千个字，虽详尽至极，但是实用价值不大。
对于历代学者对古籍的注解，清人阮元说过这样的话：“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 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存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也。”
事实上，古书流传已久，由于传写和版本的原因，其中常常有错字，这些错字有时能被注疏家看出来，有时却不能，进而不免以讹传讹，根据错字做了错误的注解。还有时，古书中有些难懂的字句，做注疏的人也不免望文生义，这种注解自然是不可靠的。阮元告诉读书人，读古书应该依靠注疏，但不能迷信注解，这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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