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南雍论学”，载周勋初《无为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如有引用，请据原著。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陈寅恪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然评价多异。建国之前，学界誉之为国宝，称之为教授之教授；建国之后理所当然地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人号召学生要在掌握史料上超过他，不言而喻，陈氏在观点上自属落后之列，因而不存在赶超问题。“文革”之后，情况有了变化，陈氏的著作全部印出，对其学术的评价似乎愈来愈高。如何分析这一现象，愿供愚见。
陈寅恪以掌握多种语文见长，熟悉史料见称，港台也有学者从这一角度评价，且将之归入史料学派的。陈寅恪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二十年，而傅斯年在该所《工作之旨趣》中就曾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陈氏确是极为重视史料的扩展、整理与活用，那么是否就可据此将其归属于史料学派呢？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从其名称上看，就可知道曾受西方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在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时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故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而据蒋天枢所作陈氏《编年事辑》，可知他在四十五岁之后就不大写作有关边疆民族语文的文章了。这对陈氏早年花了大功夫学得的本领来说，未能充分施展，实属可惜。但这方面的训练，对其一生当有巨大影响。只是陈氏文中不提早年学习的情况，朋辈记载也不多，因此前此阶段的学术背景，终嫌不够明晰。有人认为曾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乃从其时学术环境推论，或许符合事实。
陈寅恪学贯中西，从本国学术渊源而论，当然会归结到清儒考证学派的影响。有的学者就强调他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
生在清末民初的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当然会受到其时占主导地位的朴学的影响。陈寅恪在很多地方赞誉钱大昕等人的成就，亦可见其学术渊源。但陈氏的道路，已与前此的乾嘉朴学大不相同。试读《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可知他对清代朴学中的经学与史学都有不满，认为近年来之史学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显然，他所从事的是超越前时的新史学。
陈寅恪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有的学者认为首句言其研究专业“指国史中古一段”，怕未必切合原意。姑不论陈氏晚年写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涉及明清时代之文字，即在其初至清华任职时，就常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明清档案，而他因家世之故，对晚清政局亦感兴趣。考“不今不古”之说出于扬雄《太玄经》，陈氏援此说明其思想方法既有所异于古，亦不全合于今。反而言之，则可说是又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一面。《太玄经》中与此语对应者曰“童牛角马”，则似暗示此一特点可称绝无仅有。
陈寅恪曾说过“读书须先识字”，“版本之学不可不讲”，而据介绍，他读书总是先从批校开始，在校雠中发现问题，《编年事辑》中曾举他读《高僧传》数例以明之。这些都与清儒矩镬相同。但陈寅恪所强调的“一字不能放过”，“读书必求正解”，实际情况与清儒很不相同。
清儒在经学上投入力量最多，群经新疏、《经义述闻》等名著，于字义疏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后扩展到子学，如《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等，其贡献也在疏通文义上。疏通文义的结果，有助于正确理解经籍子书，但这个别文字的诠释，大都就事论事。触类旁通处大都属于语法、句法等方面。陈寅恪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他读《莺莺传》，从“会真记”一名揭示莺莺为一地位低微之女子，因“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仙之一名，“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又如陈氏从寇谦之父子与王羲之父子等人均以“之”字命名，知为天师道的标志，从而推断琅邪王氏等家族实为天师道世家。这样的研究，着眼于社会、民俗、宗教问题，通一字而豁然开朗，这种境界，是读清儒著作时难以见到的。
大家都说陈寅恪的论文有以小见大的特点。例如《狐臭与胡臭》一文，长不到二千字，所谈者为生理现象中的小问题，这类题目在清儒中是看不到的。但陈氏藉此分析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则可见其立论之大。
陈氏的文字之所以与前有异，乃时代不同之故。我国古代的史家都着重政治史的编纂，而陈氏长期在域外学习，学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这样他的着眼点当然会有不同了。
陈寅恪论史重通识，尤为注意种族、家族、宗教等问题。例如《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从一种社会现象剖析魏晋南北朝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样的文字，不但前所未见，即在其后学人的笔下也难见到。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人，又怎能以“史料学派”视之？陈氏常说“在史中求史识”，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文章，如果不能理出其主线，也不是光能聚异同的人所能写出的。
陈寅恪在史料的处理问题上曾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他的史料观，采的是广义说，以为一切能够用来说明历史现象的材料都是史料。史料应当加以科学的鉴定。广泛占有材料，仔细加以比勘，当然是研究者首先必须做到的。材料有真伪之分，真的材料中可以有伪造的成份，伪造的材料中也可以有真实的成份，陈氏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中加以阐发，从年代学、地理学、典章制度等不同角度分析《序》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醒他人考辨此类材料时不能局限于佛门一系的典籍。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合乎辨证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自与前人的考订文字面目有异。
陈氏论史，重“综汇贯通，了解其先后因果之关系”。他常采用假设法，文中常有“设一假说”等字样，随后就汇聚之史料进行分析，寻找出这些事件前后演变的规律。例如他在考察南朝统治者的递嬗时，认为早期阶段实为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迨至南朝后期，寒族北人中之善战者亦已不善战，政府乃不能不重用新自北方南来之降人以为将帅，陈室之兴，其所佐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依时势论，陈室皇位终将转而入于南朝土族之手。这是以发展演变的眼光考察南朝皇权转移规律之一例。又如他在考察武曌在中古至唐代历史中发生的作用时，并不注重传统的道德评价。他先从初唐的政局叙起，太宗组成胡汉关陇集团，高宗欲立武昭仪为后，卒得具备“山东豪杰”首领资格的徐世勣之助，遂得排除关陇集团之控制。武曌控制政权后，一方面通过婚姻关系而组织起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宰制百年之世局，一方面又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培养一批非士族出身的新型官僚，于是中晚唐时又发生了牛李党争。由此可见，陈寅借用假设方式表述的问题，富有系统性，他把各种社会现象用社会集团、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因素加以辨析，说明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激荡下形成的新格式，比之就事论事着重道德评价的旧史学，自然要深刻得多。
学界还说陈寅格创立了以诗证史、以史论诗的新方法。实则以诗证史，宋代即已有之，钱谦益注杜诗，即曾沟通诗史，陈氏喜用此法，将诗歌作为一种史料运用，这与他将小说与正史并列，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庶几得史事之真相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他对小说私记的看法，也有崭新意义，与同时的陈垣、岑仲勉等人有所不同。
陈寅恪引《杨太真外传》、《南部新书》考杨太真入宫之年，引《东观奏记》推断宣宗谋害郭后，引《续玄怪录》证宪宗之被害，都把小说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这些都是突破旧史绳束的新观点。他还在审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时提出了“通性之真实”的理论，认为有的记载按之事实固不可信，但却反映了其时的民情风俗，因而仍有其重要价值。例如《剧谈录》中叙及元稹交结李贺遭辱事，全不合事实，但可由此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自有其价值。陈氏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认识到了艺术的真实的问题。
由于过去学界轻视小说，材料没有经过很好整理，陈氏又失明而不能多所甄辨，故在利用小说材料时常出错误。陈氏有的论文立论新奇，喜用推论之法，例如他说陶渊明为天师道徒，理由是其祖陶侃曾被人骂为溪狗。陶氏居庐江郡，原为溪族杂居之区，溪族每以渔为业，陶侃早年本为业渔之贱户。溪人崇天师道，故陶渊明能提出新自然论，可见这篇文章是通过一系列的类推而得出结论的。陈氏当然也重归纳，注意排比材料，但时而根据个别材料进行推论，因此他的文章有的嫌根据不足，容易引起争论。但读他的文章时，却又感到浮想联翩，富有文学意味。
我觉得陈氏的好些论文的结论未必可信，但仍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例如他在论陶渊明时提到的名教与自然之争，即曾启迪近代哲学界人。又如他论黄巢之乱阻断运河而唐亡，全汉升后即写有《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论证东南水运之重要意义。因此，阅读陈氏论文，可得多种启发，因为其中含有“通识”的结晶，后人每能循此续作探讨而得重大收获。又如陈氏论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时区别胡汉以文化论而不重种族血统，这是涉及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绝大问题，可以由此探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亟应多方探讨深入阐发。
近代以来，学术分科越来越细，文学史学，各不相涉。陈氏生于清末，又属士族门第，接受的是文史不分的传统。他的论文，每具文史高度融合的特有情趣。而他又长期在高等院校中兼任中文系与历史系的教授，因此今人仅将之视作历史学家，是片面的。按他本人的自述，按今人对学科的认识，陈氏所关注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每与他人有异，如他的大力表扬王导，着眼于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他的大力推崇韩愈，则着眼于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贡献。这就是说，凡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有功，或有发扬之力者，都得到好评，反之则否。
吴宓评陈氏之思想与主张，以为一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并谓这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氏的这一思想，自己没有充分阐述过，但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有所表露，认为自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本位。”这是他的主张，也是他治学的结论，“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之论滨海地域之宗教，论西域文化与佛教文化之传入，都贯彻着这一观点。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陈寅恪称玄奘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他在挽王国维七律中云“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则是亦以一代文化托命之人自喻。他所坚持的道，应该是指传统文化中一些最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陈氏曾在《读莺莺传》中畅论新旧道德并存之时新进者如何利用此一空隙自致青云，而他自称“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则是以“士”人的传统价值准则自律的。后人如何评价其操守，是一个关涉对传统文化总体评价的大问题，相信这与其学术成就一样，会引起好几代人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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