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事务｜被视作宠物的记者：乌克兰当局管制传媒业的尝试

2024年1月，一个名为“纸牌办公室”的匿名乌克兰Telegram频道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几名蒙面男子敲响调查记者尤里·尼科洛夫的家门，威胁要“把他送上前线”。这段视频很快被另外两个名为“Vertikal”和“Joker”的频道分享，后者补充说，这些“士兵”的目标是尼科洛夫，因为他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时称泽连斯基为“逃避兵役者”。

一位乌克兰高层消息人士告诉“美杜莎”，“Vertikal”和“Joker”都属于泽连斯基政府控制的一个匿名Telegram频道网络。(该消息来源称，该网络中至少还有另外两个频道，但“美杜莎”无法找到将“Office of Cards”与泽连斯基团队联系起来的证据）。

据该人士称，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的倡议下，乌当局运营着“大量社交媒体账号”。不过，该人士称此项目并不成功。他解释说：“这是（叶尔马克）的一时兴起。有可能泽连斯基总统曾一度积极关注Telegram频道里的讯息。但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并不知道其中一些频道与叶尔马克有关，这意味着叶尔马克这位幕僚长可以利用它们来“推广”某些想法。

这位官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尔马克“放弃了这种追求”，Telegram频道现在已经“自行运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媒体市场权威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匿名频道仍“由属于叶尔马克团队或圈子的不同人士运营，但他们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各不相同”。

一位乌当局高级官员透露，这个“办公室网络”（指泽连斯基办公室）“在精英阶层中仍然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议员、部长和其他政治家都会关注这些频道……如果有人开始在那里被打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内部信号：这个人基本上完蛋了。

例如，“Vertikal”频道创建于2021年1月。据“美杜莎”在乌克兰媒体市场的一个消息来源称，该频道由叶尔马克顾问达里娅·扎里夫纳的团队运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独立记者告诉“美杜莎”，“Vertikal就是总统办公室，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她说，记者们使用该频道来“测量”基辅的“温度”：“当我需要了解总统办公室对这个或那个声明或事件的立场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Vertikal”。

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独立媒体的共同所有人证实了这一描述，称这种情况在乌克兰记者中“众所周知”。他说，“Vertikal”和类似的匿名频道是“国家控制的大型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可以影响（该国的公众舆论）。

据这位独立记者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这种“基础设施”，其中还包括了包括乌克兰政治家的官方和非官方Telegram频道，以及像艺术家团体“Ukrainciaga”这样的平台和项目。她说，这些频道分享一般的新闻，但同时也帮助当局传播有利于国家的言论：“我认为这个系统比俄罗斯的宣传机器有趣得多，也聪明得多。但它仍然经常与新闻标准背道而驰。这不是新闻——这是不同的东西。记者在这种基础设施中充当的是内容发布者的角色。

这位记者举例说明了这一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并解释了乌克兰媒体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报道导弹袭击的。她说，首先，记者将袭击作为突发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然后，泽连斯基政府的“基础设施”将信息“打包”，提供给不同的平台和受众，并加入自己对事件的评估。这位记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叙事”。

接受“美杜莎”采访的这家媒体的共同所有者称，这是战端开启后产生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国家和社会）相互信任”。

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二天，泽连斯基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了“联合新闻电视广播”，以“抵制俄罗斯的宣传”。从那时起，乌克兰的六大电视网参与了统一的全天候广播，每个电视网都制作自己的内容，并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播出。

一位接受“美杜莎”采访的乌克兰独立记者说，在冲突全面爆发的最初几个月，电视发挥了作用，帮助打击了亲俄的虚假信息。同时，她说，随着联合广播帮助乌克兰人适应战时生活，记者们也适应了。“我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现实。替代性的信息渠道开始发展，包括YouTube频道。”

到2023年春，记者开始公开表示，该项目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它的编辑政策不透明，从属于总统的利益。一年后，即2024年2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乌克兰当局结束电视马拉松，允许参与这一项目的频道再次开始相互竞争。

不难发现，有迹象表明电视马拉松对乌克兰的媒体多元化造成了破坏。例如，在2024年，“Suspilne”是该项目六个频道中唯一一个邀请乌克兰第二大议会派别“欧洲团结”成员上电视的频道。据“DetectorMedia”频道称，其他五个频道被非正式地禁止在节目中采访反对派政治家，这一政策只能是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结果。

与此同时，总统的“人民公仆”党成员应邀参加了505次“电视讲话”，是所有其他议会派别成员应邀参加次数总和的两倍（“人民公仆”党派在最高拉达的401个席位中占有233席，而最大的反对党“欧洲团结党”占有27席）。

“DetectorMedia”直言：“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的两年，媒体对议员的邀请政策已经沦为当局的信息专制。这一点也不夸张。这种情况简直太可怕了”。

乌克兰媒体和“美杜莎”在基辅的消息来源都指出，在俄乌冲突开始时，前文化部长奥列克桑德·特卡琴科与总统办公室一起负责监督电视马拉松的节目制作。据“DetectorMedia”称，正是特卡琴科打电话给各参与频道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从节目中删除某些主题或发言人。据乌克兰传媒界的一位消息人士称，自2023年夏天特卡琴科辞职后，马拉松比赛一直由“总统办公室的不同人员”监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强调，电视马拉松项目已经开始激怒许多乌克兰人——“不仅因为当局试图侵占媒体空间”，还因为“有多少钱被投入其中”。(乌克兰2024年的预算为电视马拉松拨款17亿格里夫纳，约合4113万美元）。

这位记者还回顾了电视马拉松项目是如何报道“人民公仆”党议员奥列克桑德·特鲁欣的工作的，此前他在一起车祸现场试图贿赂警察，结果被抓获。在长达一年半的法律诉讼过程中，电视直播从正面报道了这位议员，强调了他在议会中取得的成就。

消息人士指出：“2023年新年前，（电视宣传片）谈到了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议员，以及他是如何向邻里的孩子们分发糖果的。当我们（记者）问'人民公仆'党的代表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道时，他们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向我们保证'可能只是疏忽'”。

国家媒体“乌克兰信息”（Ukrinform）的前高层管理人员玛丽娜·辛加耶夫斯卡娅是因与乌克兰新闻社领导层更迭后的新社长意见不合而被解雇的45名乌克兰新闻社员工之一。据《乌克兰真理报》（UkrainskaPravda）报道，2023年11月，在总统办公室的倡议下，记者奥莱克西·马祖卡被任命为该机构负责人，“乌克兰信息”开始面临来自乌当局的压力。该媒体对马祖卡的管理方法做了如下描述：“对员工施加压力，使报道偏向政府，数十名记者和编辑被解雇，然后极力掩盖一切，以免信息曝光”。

新领导试图强制推行所谓的“temniki”——新闻报道的既定准则，包括推荐和不推荐的发言人和话题清单，以及如何撰写相关报道的说明。(很可能，“temniki”最早是在俄罗斯发明的；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来审查媒体报道）。除其他事项外，“乌克兰信息”的新领导层还要求记者不要在该媒体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扎卢日尼的言论。由于社交媒体团队无视这一要求，几名员工被解雇。

据一名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的Ukrinform员工称，在某一时刻，马祖卡命令该媒体的员工与他“协调所有博客、文章和采访内容”。这引发了员工的强烈反弹，马祖卡很快宣布辞职。接替他的是切雷瓦蒂上校，《乌克兰真理报》的消息来源称他是一名“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军人”，是一名战地记者。

参加会议的一家媒体的记者说：“《乌克兰消息报》的报道在乌克兰媒体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谴责，因为‘temniki’问题是一种幻痛——对于当今的乌克兰新闻界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说，“当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会上讨论的另一起案件涉及对“Bihus.info”新闻社记者的监视。2024年1月中旬，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似乎显示该媒体的员工在节日聚会上吸毒。同一片段还包含记者们讨论购买非法药物的对话和通话录音。

该媒体的创始人丹尼斯·比胡斯（DenysBihus）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名志愿者，他很快发布了一段视频，对泄露的片段发表了评论。“两年来，我一直坐在整个前线的战壕里，只在新年时才回来。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那些在空闲时间决定做傻事的成年人辩护”。

比胡斯指出，将毒品带入派对的是摄像师，而不是记者，相关责任人已被解雇。后来，该媒体在举办节日派对的酒店里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从录制的对话来看，记者们已经被监视了大约六个月。

视频发布后的第二天，泽连斯基总统公开谈论了这一事件。“乌克兰安全局已经展开调查，并将查明所有情况。对记者施加任何压力都是不可接受的。”

就在丑闻发生几周后，Bihus.info证实，监视事件的幕后黑手其实是乌克兰安全局——泽连斯基授权调查此案的机构。在该媒体发布这一信息的前几天，即2024年1月下旬，乌克兰安全局解雇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瑟门琴科。乌克兰安全局告诉记者，该部门的另外三名员工被派往前线，尽管他们仍在该机构正式工作。在随后的几周里，乌克兰记者们猜测瑟门琴科是否真的因为违反法律而被解雇，或者他真正的过错在于做的事被媒体发现了。

一位熟悉泽连斯基办公室工作的乌克兰高级官员告诉“美杜莎”，“这类行动很可能是安全情报系统创造性的产物”，尤其是考虑到安全官员在战时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他坚持说：“（总统）办公室的人不是白痴，他们不会自寻死路。当一个想法出自他们自身时，一切都会很顺利。但如此类似于警察的事情显然是安全局的主意”。

尽管如此，许多接受“美杜莎”采访的乌克兰记者都确信，泽连斯基的团队是这次监视行动的幕后黑手。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这起案件百分之百与（总统）办公室有关”。据他称，乌安全局对Bihus.info发布的关于总办主任叶尔马克的前商业伙伴科柳巴耶夫的调查做出了反应。在Bihus.info发布了关于科柳巴耶夫的多份调查报告后，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处理他们”。与此同时，消息人士表示总统办公室可能并不确切知道安全局会使用什么方法，但他坚持认为泽连斯基的团队下达了命令，他对此“毫不怀疑”。

消息人士补充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塔塔洛夫完成的，他完全控制了执法系统，其目的是揭露[记者的]消息来源并诋毁出版物”。

乌克兰当局用来影响记者报道的另一个工具是强制动员。来自乌克兰传媒界的多位消息人士告诉“美杜莎”，他们知道有利用征兵令向记者施压的案例。“女性可能会负责关于令当局不舒服话题的报道——比如动员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新闻编辑室里）知道（对男性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当局还反其道而行之，为一些记者提供免服兵役的机会：例如，为电视马拉松项目工作的记者可以免服兵役——这往往成为他们在那里工作的动力”。

记者们还报告说，他们在申请许可证时面临压力，如果未获许可，他们就无法在前线开展活动。例如，乌克兰摄影师马克西姆·东迪尤克表示，他向《纽约客》讲述了他受到乌克兰当局“威胁”的情况后，很难获得返回前线的许可。

一家乌克兰独立新闻机构的共同所有人告诉“美杜莎”，受影响的记者通常尽量不公开谈论自己的这段经历。据他说，当局已经不太可能在不进行额外检查的情况下签发军事采访证，他们干脆直接拒绝了一些记者。“安全局会与申请人谈话，询问各种问题，比如他们正在研究什么主题，对什么故事感兴趣。有些人试图招募他们与情报部门合作，有些人则试图进行恐吓”。

一位乌克兰知名媒体专家笑着告诉“美杜莎”：“这就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他们试图招募特工。记者的工作就是拒绝这些邀请。这位专家指出，乌克兰安全局是从苏联时期的克格勃发展而来的——它从未完全摆脱苏联的传统。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安全局关注的是不同的事情——比如将俄罗斯船只送入海底，或者抓捕俄罗斯特工”。他还表示确信“不存在大规模监控记者的情况”，但不否认该机构做了“它被批评的坏事，以及其他事情”。

与此同时，“Suspilne”的一名员工表示：“当局确实想控制独立记者——限制媒体的工作”：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真的想把所有人都送进电视马拉松项目，关闭其他媒体。但他们不想被抓到正在这样做，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给出乌克兰公众和国际社会相应的解释。

一位熟悉泽连斯基办公室工作的消息人士称，在俄乌冲突和由此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状态下，独立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已开始“威胁到总统办公室和等级制度”。他指出，记者们获得了外国赠款，这使他们能够充当监督者，而不是为了迎合政府或企业利益而进行报道。“他们不是政客，却能对政治进程产生强大的影响——最终（在未来，他们甚至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这些调查所能产生的政治后果是乌克兰不同于俄罗斯的地方”。

乌克兰一家独立媒体的从业者认为，乌克兰当局与该国独立媒体之间目前的摩擦是因为泽连斯基及其办公室“不理解”新闻业作为一个机构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泽连斯基的职业生涯是在寡头资助的电视频道度过的，在那里你必须协调一切并考虑到老板的观点。“因此，他认为每篇报道背后都有人在操纵：媒体的所有者、美国国务院或其他人。在他们眼中，记者就像有主人的宠物。让它们叫，它们就叫”。

与此同时，“美杜莎”的消息来源承认，乌克兰当局对新闻界持负面态度由来已久。这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寡头控制了该国相当大一部分的媒体市场，并利用新闻界作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

一位独立记者告诉“美杜莎”："这些幽灵般的痛苦依然存在——它们蔓延到整个媒体市场，就好像我们从未经历过“橙色革命”和“独立广场革命”一样。因此，总统把每篇批评文章都视为政治命令或政治阴谋：“泽连斯基就是不相信记者可以把批评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因为社会有这样的需求。他不理解这种价值观”。

不过，他认为，乌克兰的情况还是好于交战的另一方：“乌克兰有新闻检查制度吗？有。总统办公室是否试图进一步控制媒体空间？当然有！但它做不到，尽管它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否则，就不会有几十篇调查和批评文章，包括直接有关他们自己的文章。”

一位乌克兰媒体专家告诉“美杜莎”：与其他国家相比，乌克兰媒体“极其多样化、分散化，而且充满竞争——不是市场意义上的竞争，而是思想、利益和影响力的竞争”。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国家审查制度：国内有数千家媒体，其中大部分习惯于独立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