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上海书评”，作者李凭，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文载2015年1月1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2014年10月10日下午，我到田老师家看望他。1986年初入师门时，师母告诉我，称呼“老师”他最高兴，从那以后，“老师”就成为面谈时的惯称。
那个下午老师说了很多话，都是陈年往事，诸如1982年夏天让我陪他悄悄逃离学术讨论会去寻访游龙戏凤酒馆（好像在大同城内鼓楼附近）之事。谈起那些事，老师的脸上很有神采，话语清朗，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模样，竟忘了面对着的是九十岁的老人。老师并不像学生中相传的那样过于严肃，他认真但不刻板，具有风趣的一面。那天还让我惊讶的是，以往许多人事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些事情你要替我记下来，不少人帮助过我，有些人并不是学术界的，这更难得。
在老师的谈话中，有关《东晋门阀政治》初版的事情是他反复问到的。老师说，《东晋门阀政治》得了不少奖，这是许多人见到的；可是它经历过曲折，这是大家不知道的，或者只是听到传言而已。我答应把相关的人事写出来给他看，可是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走了。
《东晋门阀政治》最初是交给人民出版社的，但是被退稿了。记得那是1988年的夏天，编辑部约老师见面，老师让我代替他去。接待我的是一位资深编辑，谈话是客气但干脆的，理由是委婉但官腔的，结果就是叫我把稿件拿回去。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走出人民出版社大门之后在街上徘徊了一阵，然后拐过华侨大厦来到中华书局。老朋友骈宇骞编辑热情接待了我，这位山西老乡是很仗义的人。他说，被人民出版社退稿的原因不在于书稿本身，他愿意向中华书局的领导力推。中华书局考虑学术影响更多，很可能会接受这部书稿。
我返回北京大学，到老师家里交上退稿。老师当时没有让我转述退稿的理由，我也只是讲述了改投中华书局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天已入秋，老师叫我将书稿送往北京大学出版社。他说，不用去联系中华书局了，那里同样要三堂会审（戏指出版社常规的三审制度），谁知在哪个环节上会被卡住。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负责人对我讲，本校的书稿太多，他们的经济底子薄，特别是编辑力量缺乏，经研究之后提出了社外编辑的办法，这样利于缩短出版时间。我听明白了，就是将编辑与排版的任务转移给作者方面。此后，我就携着老师的书稿回到太原，求助于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老领导。他笑着告诉我，不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书稿，不能公然安排给出版处编排和印刷，但却暗示我自己与山西新华印刷厂联系。
如今的印刷业已经高度发达和普及，每一部电脑都具有编辑排版的功能，每一所大学附近的门店都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印制好数十万字的学位论文。如今编辑和印刷文稿，享有着诸多科学技术便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印刷业采用铅字排版，工艺笨重繁复，加上行政管理严格（属于公安局的特行科监管），小作坊是干不了的。
山西新华印刷厂的业务科长是李景明，我和妻子早年都与他有过业务交往。当时他是年轻小伙子，结婚生女不久，心情颇佳，私下答应了我的请求。他领我到车间，将老师的书稿安排给一位老师傅。此后，我就往返于太原与北京之间，陆续将排校成功的初校样、二校样、三校样和对红样交给老师复核。
给老师的书稿排版，比一般的稿件要困难一些，因为老师在复核的时候还不断地作修改，直到最后对红时还有改动。修改多了就不得不更改版面，而铅字排版最忌更改版面，因为要将已经固定好的铅字拆散后重新排布。我好几次见到那位老师傅将一整版铅字拆散后重新检字排版，然而他没有向我流露过一点抱怨。他对我说，书稿他读不懂，所以检字费力，但是博士的老师的书稿肯定了不得，所以无论怎么动版他都不嫌费事。遗憾的是，如今我连他的姓都忘记了，当时我记得相当清楚的。真对不住啊！
排版完成以后，我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请示，是否就地在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这是当时太原最好的印刷厂，排印过毛选和有关大寨红旗书稿的大厂家，而且有可能使用好一点的纸张。得到的答复是打成纸型带回，交由河北的一家印刷厂印刷。于是，我又请李景明科长作相应的安排，第二天他就将纸型交给我带走。我心里明白，从排字到打成纸型，是利润最薄的环节。但是李景明没有发怨言，只是细心地帮我将纸型捆扎好，嘱咐我在火车上避免强力的磕碰。
1989年初，《东晋门阀政治》终于问世了。几年后，我又见到李景明，他将最后一次校样找出来交给我，纸张发黄了，但上面依旧清晰地留着老师改动的字迹。
2014年12月27日参加老师的葬礼，随后我乘高铁南下。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接到陈爽学兄的短信，约我写几句话，期限只有五天时间。我来不及细细琢磨，粗粗写下了上述情节。有些当事人的姓名，容我想起来再补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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