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悦丘墳，乃招集學徒，弘奬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
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6
東晋興學一事之所以一再不了了之，實有其不得已的、深刻的社會背景。封建時代，學校，特别是太學、國學本就是不斷爲國家治理培養、提供後備人才，其發展總是與選官制度相輔相成、息息相關。東漢初以來，隨着經學憑藉察舉制度而日益普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經學已深深地浸入到士人的血液之中，甚且成爲一種生活常識，師法也不斷向家學轉變，最終在東漢中後期促使西漢末就已出現的强梁、雄霸一方的豪强大族向道德爾雅、擁有較顯赫政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的轉换，如弘農（今河南靈寶市）楊氏、汝南（今河南上蔡、平輿一帶）袁氏（均四世三公）、琅琊（今山東臨沂、青島等一帶）伏氏等。這種世家大族，曹魏時依舊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特别是憑藉政府的優待，盡可能利用一己優越的家族勢位來分割權勢。這樣，奢侈享受、手持麈尾、清談玄理，就成了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其主要憑藉，就是因“軍中倉促”，雖一時權立，後來却穩定、制度化的九品中正制——即由司徒府選授大中正（郡中正則由州中正薦舉，並上報司徒府），一般由中央官兼任；然後中正品第，評次人才高下，提供品狀（“品”，以叙德行高下；“狀”兼叙才行所任）作爲依據，吏部再加以選用。其本意是沿襲漢時察舉制度成功的一面——“鄉論”——能了解實情，“清議”甚且能“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有激濁揚清的監督、制約作用。在實際執行中，却出現了變異，即這一制度的核心“中正”的任職由朝官兼任，但早已出仕、遠離鄉里的朝官事實上是難以徵知地方士子的德行、才華等實情，荀勖在《讓豫州大中正表》中就直言“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14，既不相接，自然無從準確察知。這也即劉毅所批判的“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其結果衹能是“既非鄉老紀行之譽”，没了“鄉議”的精神實質，“又非朝廷考績之課”，也不是對其執政能力、治理實情的考核。而且大亂後世人流徙無定，本身也難以識斷。或者説，民間的“清議”，事實上已轉變爲中正官僚個人的權利，其品第，則“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指門第衰微）則削下，興則扶上”15 ，一切以門第、位勢爲轉移；他們甚至“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16。由此最終頽變、形成了世人熟知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士族占據了選官的主流渠道。
比較一下西晋和東晋時人對選官議論的焦點能看出，西晋時，劉寔《崇讓論》“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17，段灼“今台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18，劉毅“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等，其批評的着眼點都在中正品第的不公與制度的弊端上。這種批評的聲音雖不無激烈，有時甚且有較大的影響，但已很難從根子上撼動業已膨脹、坐大的家族勢力。這樣，在曹魏末、西晋就形成了一種“清途”觀念，即能不任職事，却又能較快升遷的職位受到了青睞；這是因爲積久之下，高門子弟已不屑於由州郡掾吏一步步升遷，且又懶得治事。由此，“黄散”之職興起，即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黄門郎等既無明確職事，又不必煩勞心神的職位受到了貴勢的追捧，其員額不斷膨脹。最終，“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游子弟”19成了一個特定的社會現象和事實。
此外，國學屢興不起，還有一個現實因素，即東晋政權實際上一直處於内憂外患之中，特别是内憂，一定程度上確實是無暇、無精力顧及國學的興建了，上所言的“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以及“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等，都道出了這一史實。永昌元年（三二二），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的王敦，隨着權力欲望的膨脹而在長江上游的武昌舉兵向闕，王敦一度攻陷了建康，並遥控朝廷，取得了主動權；但天不遂人願，後因病重而逝，失去了機遇而於太寧二年（三二四）失敗。東晋政府集中對付内亂，却又導致了外患，即後趙乘隙奪取了東晋兖州、徐州和豫州的大片土地。殷浩西征一事，亦有其複雜的背景。當日權臣桓温已占據上游，擁有荆、梁等八州，意圖篡奪。爲制衡桓温，加上永和五年（三四九）後趙皇帝石虎病死，諸子争位，而致關中大亂，東晋政府决意西征，以絶桓温借口。永和八年（三五二），殷浩奉命西征，攻打許昌、洛陽。但次年即因前鋒姚襄倒戈而徹底失敗，桓温趁機上表彈劾，殷浩被廢爲庶人，流放東陽（今浙江金華、義烏一帶）。這實際上是當軸士族與皇族司馬氏争權的結果。這種紛争，終東晋一代，一直綿延不絶，前後當軸的士族琅邪王敦、流民帥高平郗鑒、潁川庾亮、譙郡桓温、陳郡謝安等，爲維持或增進家族勢力，基本上一直與晋室摩擦不斷，甚且擁兵自重，憑陵晋室。這也即田餘慶所揭示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士族與皇權共執朝政的門閥政治。28這些無疑都極大地内耗了東晋的國力和經濟實力，是没過多的精力、財力去顧及教育了。
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31
（樂）廣時年八歲，（夏侯）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也。”32
（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33
族叔（顧）榮雅重之（顧和），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34
（王羲之）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减阮主簿。”36
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37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38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籲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39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
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初，范寧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45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唤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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