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岚，1968年生，河南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曾供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教科文卫体工会。现任《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子曰诗社秘书长。合著有《相映集——六人诗词选》等。
作者自幼热爱诗歌，大学期间尝试写作新诗，很快转向旧体诗，本书作为自选本，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旧体诗创作的概况，涉及旧体各种体裁，大抵韵从宽，律从严，代表了当代旧体诗写作的方向之一，若论诗的旨趣则于唐人为近。本书还附录了作者部分诗词评论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当代诗词发展所作出的某些积极探索。
八七年高考我改了现在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但也只能算作笔名而已。我本姓昌。昌姓在中国是个小姓，主要分布在南方某些省份。就我这一支而言，对文学的爱好似乎有着某种遗传的因素。祖上虽不曾出过有名的文人乃至诗人，但父辈多教语文出身，先父更是兼擅书法，兄弟乃至子侄辈普遍长于文科而不擅理工科，在我身上可能体现得尤为明显。这要搁在封建科举时代，只考察背诵功夫，固然轻松而又愉快。但在普遍重视理工科的当代社会，这点可怜的文学细胞恰恰成了难以克服的先天性的劣势。整个中学时代，我为了数理化还有英语，简直备受煎熬，成绩嘛，就可想而知了，所幸文科弥补了一大部分，这才侥幸跨入大学门槛。直到前些年，还时常在梦里为数学或英语考试答不上来而遽然惊醒，一摸额头，大汗淋漓！可见中学时代给我造成的苦恼之深之巨了。
然而，相比之下，我仍然宁愿选择活在当今，而不愿回到古代。考试还在其次，关健是生计啊。清代诗人黄仲则曾经说过：“四海谋生拙，千秋作计疏”，以诗人而名垂千古，作计未必疏，而他也成功了，所以，后一句乃自谦，前一句才是写实。对于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读书人来说，种田不甘心，经商不体面，除非彻底脱离红尘，遁入佛道，唯一的出路便是通过各种途径，步入仕途。如果仕途不得意，要么直接挂冠归里，要么直接投入大牢，押上刑场，所谓“当途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扬雄《解嘲》），其间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有时真为我国古代诗人感到说不出的悲哀。如果系统地加以考察，在我国古代，诗人们的平均寿命极有可能是最短的，而他们的生存质量甚至连井市平民都不如！普通人生于贫贱，死于贫贱，也许并不感到太多的痛苦，但诗人是其中富有智慧和理想的一群，他们不安心困在这个鲁迅先生所谓的铁屋子里，四面冲撞，直到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仍不肯放弃努力，看看那些震撼人心的诗词曲赋，又有哪一首不是从血泪中开出来的鲜艳的花朵呢？
生活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我辈应该感到庆幸。作为诗人，哪怕是像我这样的旧体诗人，出路也较古人不知多了若干倍。我们不仅能够相对自由地写诗，比如我还能作为诗歌编辑而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必像古代的诗人为了生计，四海奔波，仍然不得温饱。所以，我们应该感到知足了，应该而且必须写出更好的诗篇，以此告慰两千五百年来诗人们悲苦忧伤的灵魂。
知命之年，不应多求，亦无须多求，要在知足，且家临拒马河，故颜斯集曰《饮河集》。
《新潮诗词评论》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江岚诗作的评论文章，我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及至收到江岚兄寄来的40首诗作，品味再三，心有戚戚焉，却不知如何下笔。读着江岚的诗，总有一种潺潺的情愫律动心弦，着力处还会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隐隐作痛。但那到底是什么，却一时说不清。按照当下评诗的套路，大可摘出作者的一些佳句进行品评，然后再将其升华一把。但说来奇怪，江岚的诗不能说没有佳句，但十分抢眼的并没有很多；然而读后却又那样真真切切地触动着我。因此，评论欲走现成的老路，恐怕行不通。
于是，我把他的诗作打印出来，带在手边，有空就拿出来品味一番。渐渐地似有所悟。然对与不对，只好套用一句当下流行语了：我的文章我做主。
仲冬的一个周末，艳阳高照，气温回升，我驱车至郊外闲游，看到三五农民正在翻耕田土。那怡然自得的神态，让我情不自禁地念叨起陶潜的诗句：
陶诗字面上往往用平淡、自然、优美、浅净的文字，写意出一幅幅宁静、淡远的山水田园画，表现了大自然清明澄澈的美，以及诗人物我同一、超尘拔俗的恬淡人格。而实质上，这些平静浅淡的文字里却包含着深邃、厚重的意蕴。正是这种恬淡的美，深深感动了读者，让读者产生润物无声的情感共鸣。
这不也正是江岚诗中最明显的风格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自选集中排在最前面的三首绝句：
五绝最是难写，江岚兄能写得如此醇厚，与他自然性情的流露、朴实无华的笔法分不开。这几首五绝，乍一看很有些王维的影子。仅从诗的意境来看，王维与陶渊明确有相似之处。但如果更进一步考量二者的内心世界，区别还是很大的。陶渊明是真心实意的归隐，王维则是遇挫后的暂时逃避。反映到诗作中，陶渊明就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自然天成；而王维则多少有些像“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样刻意了。
我与江岚兄谈不上过从甚密，有限的几次接触和交谈，总感到他有谦谦君子之风。这种为人处世的风格与其诗词创作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呢？我想到了意识批评。
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一书被认为是日内瓦学派的“全景式的宣言”杰作，他在书中提出一种建立在阅读现象学基础上的意识批评理论和方法，主张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认同。他认为，在阅读过程中，批评主体虽然让位于创作主体的意识，但他并非完全地丧失自我，而仍然在继续着自身的意识活动。这样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通过阅读行为产生一种“相毗连的意识”，并由此在读者身上产生一种“惊奇”，这个感到惊奇的意识就是批评意识，它实际上即为读者意识。读者在把他人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意识对象时，与创作主体形成了一种包容或同一的关系。
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把握作者的“我思”而获得，是两个主体间的意识交流和沟通行为。所谓“我思”即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意识，因此，发现作家们的“我思”，就等于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使用同样的词语再造每一位作家经验过的“我思”。这样就出现了批评的认同。
2016年4月底，我参加了《诗刊》社和晋江文联组织的“海丝晋江行”采风活动，有幸与江岚兄同行。一路上我们多数人说说笑笑，而他则话语不多，每到一地总是默默观察；为了尽快完成采风活动的写作任务，我们一行人早早动笔，不断地晒出自己的作品，而他则久久不拿出来。直到过了很久，我才最早在《诗刊·子曰》公众号上读到他的诗作。下面录二首这次自选集中并没有收入的作品：
这两首诗，依旧是淡泊的风格，除了第一首七律的颔联句式有些新人耳目外（我清楚地记得，这还是我们一帮好为人师者建议他这么组句的，他也许不好意思拒绝诗友的盛情才使用的吧），其余都不以句法、章法取胜。第二首五律读至“古寺耽凭吊，幽禽自往还”时，我不禁想起陶潜《饮酒二十首》之四中的“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的句子，甚至恍惚觉得江岚诗里的“幽禽”就是陶潜诗里的“失群鸟”，而这只鸟正穿越千年，充当着两位诗人心灵交通的信使。
在这次采风活动中，我发现江岚兄是很享受创作过程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更不是为了炫耀才学，而是用心去与历史对话，然后把这种对话的心得忠实地表达出来。这与当下诗坛心浮气躁的表演和逞强斗技的风气有着云泥之别。就我自己来说，写诗丝毫没有求实惠的功利之心，但却不乏求虚名的炫技举动。当下诗词界，评价一首诗的好坏，十分注重句子是否精妙、章法是否独到、立意是否崇高等元素，因为浮躁的编辑和敷衍的评委哪有心思去“细读”海量的作品呢！这样一来，像江岚兄这样的本色写作，是很难被选为报刊头条或摘得各种大奖桂冠的。这就十分考验一个人的写作动机了。
既然把江岚与陶渊明对照着来看，那么两者的恬淡风格与情怀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同样都有着共性中的个性呢？
在很多人眼里，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其诗营造的田园牧歌式的意境令许多人迷恋。钟嵘《诗品》这样评价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严羽《沧浪诗话》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赵文哲《媕雅堂诗话》则说：陶公之诗，元气淋漓，天机潇洒，纯任自然。然细玩其体物抒情，傅色结响，并非率易出之者，世人以白话为陶诗，真堪一哂。
然而，陶诗并非只有一种面目，他的内心也并非一直古井无波。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忠心报国的愿望无法实现，未酬的壮志一直深埋在心底，至晚年更加强烈。诗人内心的慷慨与悲愤借助怪诞神话形式释放出来，尤以《读〈山海经〉》组诗之九、之十所写的内容十分突出：
陶渊明通过对夸父远大志向和非凡毅力，对精卫、刑天顽强品格与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他们最终徒存猛志而发出的叹惋，从字里行间抒发了诗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的豪情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其二）的悲慨。
而他的《咏荆轲》则最为慷慨且锋芒毕露。像“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的气概真可谓横绝千载！陶渊明之所以热情歌颂荆轲剌秦王的英雄事迹和正义勇敢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抒发自己对强暴者的反抗精神并对他们进行鞭挞。荆轲勇烈无畏、重义任侠的英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达到的，但是在诗人心灵深处，荆轲就是他自己，是他的理想，因此，诗人通过热情歌颂荆轲刺秦王的勇敢行为，使他的理想插上翅膀，自由翱翔。
同样，江岚的诗也有金刚怒目、慷慨悲歌的时候。兹略举二例：
第一首的“使公横槊向明末，哪个胡儿敢叩关”，大有毛泽东主席《咏蛙》之“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豪情。第二首整体上浩气干云，尾联则卒显其志——“淬罢群崖坚似铁，好同猛士镇高台”，这种气势当不在渊明《咏荆轲》之下。
与近体诗相比，江岚的古体诗写得更加厚重，亦更多刚健之笔。像《谒成吉思汗陵有感》《过伊犁咏马》就是如此。尤其是《咏长白山岳桦林》更是惊神泣鬼：“独怜岳桦近高寒，倔强势欲傲风霜。木棉也称英雄树，对此壮气恐难当。苍松宁折不能弯，安知岳桦虽弯不能折？恍若复生与任公，去留肝胆两豪杰”，收束处，直是惊雷炸响：“斧锯何辞根还在，雷电交加色不挠。截去犹堪作长剑，好为吾侪破寂寥。”
为什么江岚与陶潜的诗骼会有如此的相似之处呢？是经历、个性使然，还是观念、才情使然？我们很难妄加猜测。那我就只好又一次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以小我之心度他人之腹了。
好在有一种理论叫印象主义批评。那我就再次拿来给自己撑腰了。所谓印象主义批评其实是一种依据审美直觉，专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来表现批评家自我的主观印象和瞬间感受的批评方法。印象主义批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度盛行，它与我国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在某些方面有契合之处。一方面，印象主义批评认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批评家就是艺术家，在进行批评活动时，不单要有情感的投入和体验，还要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内心体验、个性气质融入批评过程中去，这种充满个性化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用艺术家的标准要求批评家的做法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印象主义批评既不重判断，也不重分析，而注重批评家审美印象的描述，这种印象的描述，只能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批评家将自己的理解溶解于感觉之中，不显露出理性的筋脉，带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直觉方式，他们的批评过程就是感受美、颂扬美、创造美的过程。
这真是一个特别适合我的批评武器，可以一任我思维的野马，放纵奔驰。
我一直认为，人的性格有一个统领性的主调或基调，但也有适度性的变调。平时呈现的是主调，遇到合适的环境也会呈现出变调。陶渊明如此，江岚也不应该例外。陶渊明终其一生都难以彻底泯灭报效国家的愿望；我想，江岚兄心底燃烧的同样是一腔报国赤诚。这在“淬罢群崖坚似铁，好同猛士镇高台”和“截去犹堪作长剑，好为吾侪破寂寥”中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心志。只是陶渊明隐于乡野，江岚兄隐于都市，因此二者在呈现变调时音色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已。
性格决定命运。不善逢迎、不善言辞、不善屈膝者，常常空怀一腔热血，理想永远都是梦想。但陶渊明晚年的愤懑与其生活日渐困顿有关，而江岚兄的生活不至于窘迫吧，因此，他的峻峭诗骼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心理自觉，一种与天地同悲、与百姓同仇的可贵品质。
说实话，我最喜欢读江岚那些恬淡风格的作品，这除了我个人的性格偏向内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诗时很容易将其诗与其人融合为一个整体，更何况他的诗意还那样醇厚耐品。先看他的两首七绝吧：
第一首显然是由张继的《枫桥夜泊》起兴的，诗句表达了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相对于永恒的宇宙和不朽的诗篇，人是何等的速朽。这就从侧面告诫我们，与其去计较那些功名利禄，不如去拥抱文学、拥抱自然！第二首开头两句推出两幅绮丽的画面，尽管看起来是二元对立的；第三句则笔触一转，“几时浪静摇船去”，从而逗出第四句“泊向湖心看落晖”。外界好也罢、歹也罢，我且随心任意地欣赏夕阳的美丽去。这是何等的修为！
江岚兄的七律则很有些老杜的气质，那就是显性的家国情怀。他的《读中国近现代史咏怀》三首情怀浩荡。如第一首中的“宁与外邦共休戚，那堪禹甸满腥膻”，第二首中的“纵遣小民自为战，百年何至泣铜驼”，第三首中的“长技强兵徒逞霸，移民立国不禁风”等诗句，苍凉老辣，直逼人心。
不止如此，江岚兄的一些作品，在同一首中还融和了恬淡与刚健之风，读来别具神韵。我们还是用作品来见证：
前一首借美人松起兴，抒发的是对巾帼英雄的仰慕。这本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主题，但结句的字面却无比秾丽华美。第二首算是典型的山水诗，前二联意境恬淡优雅，后二联则转为刚健峭拔。这种舒徐斗健之间的转换如此合拍，毫无斧凿痕迹，是极见功底的。
击键至此，文章该煞尾了，心情也顿时松弛不少。端起已经转凉的咖啡，牛饮一口，顿觉微苦中带着些许清爽和甘甜。这与我品读江岚兄诗作时的感受颇为相似。更深入一层，这种特殊的回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微凉，二是牛饮。江岚的作品似乎也是需要放一放再品的，不适合趁热吞咽；江岚的诗还需要通过饱和式阅读才能渐入佳境，读三五首很难从局部上与之共鸣。这也是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评论界重视的缘由吧。就我所知，评论家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喜欢，都愿意去评论“实验派”作品。尽管这些“实验”很少有成功的，但却给评论家提供了舀之不绝的“话题”活水。江岚则不同，他的笔法是那样传统，他的为人又是那样低调，因此不为评论家所垂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我，如果不是接受稿约，也不会那样去反复细读他的作品，也就不会发现他的诗或柔或刚，或刚柔并济，而且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却在他的整体创作中由恬淡的基调所统领，终至融和。也许，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双重诗性，造就了魅力江岚！
段维，1964年生，湖北英山人，法学博士。现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首届荆楚诗词聂绀弩奖获得者。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姚鼐也在《复鲁絜非书》中有相同的观点：“观其文，讽其音，是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概其大意：文如其人。读江岚的作品，是2005年我自费订阅《诗刊》和《中华诗词》等刊物的时候。但结识江岚，则是我进入《中华诗词》担任编辑之后的事情了。
一次，江岚送给我一本他与另外三位诗人的合集，书名叫《素心集》。那是我第一次集中赏读他的作品。江岚的名字是柔性的，江岚的诗也充满了柔性。“秋半天河似水清，凄其风露满重城。谁知世上几多恨，一夜笛声吹到明。”(《中秋》)“夜色幽幽似水蓝，星光遥映碧窗寒。梧桐枝上一轮月，袖手中庭独自看。”(《秋夜》)。在中国，秋历来“多事”。尤其对于诗人，更加容易引起诗性的爆发。两首以秋为题的绝句，风格清丽婉约，语言晶莹剔透，情绪饱满但不泛滥，意境悠长而不拖沓，“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江岚似乎对秋有着特殊的敏感。今年初，在向他约稿时，又读到他一首与秋有关的作品：“满城灯火乱如蝶，雨打秋槐一径斜。老友半年不曾聚，算来只隔两条街。”(《秋窗晚望怀友》，《中华诗词》2018年第五期，刊载时略有改动)笔锋不疾不徐、不紧不慢，叙事娓娓道来，画面淡雅而简洁，意象选择与意境营造取向一致，相得益彰，这便是江岚诗词的标志性基调—— 内敛而沉静。
在我眼里，江岚一直是个严肃甚至有些刻板的人，但是，再次读到他发来的三十首作品，我才知道自己对江岚的印象out了。“我岂贪杯者？杯来安可拒！莫笑步欹斜，犹能抱闺女。”(《春节在庙川十余日饮酒几无虚日戏作》)酒，自古以来就是表达友好、强化感情、促进交流的第一媒介，国人酒事，究有四怕：一怕请了不来，二怕来了不喝，三怕喝了不走；四怕走了又回。春节归乡，面对亲朋诗友的善意邀请，却之无疑是不恭的，来了不喝同样说不过去。但是，即便“杯不可拒、步已欹斜”，却“犹能抱闺女”。结尾如同相声、小品的包袱，令人忍俊不禁，极其生活化的语言，却不乏诗意和趣味。诗，有时候是能够彰显诗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态度的，所以，江岚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情感与外在表现都是复杂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诗人尤甚。“客游到此心转伤，徒叹归欤归何方？谁吟《招魂》犹在耳，东西南北恨茫茫。”(《丁酉初冬自涿州赴成都道中》)表现了诗人的冷静与深邃，彰显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恰似连宵拱地起，古城突现白云里。东风吹我上城头，春光弥漫到眼底。”(《戊戌春日登正定复建之古城墙》)扑来眼底的不仅是春光，更有对家国、对大自然的热爱，沉稳劲健，气质高华；“小院轻阴垂似纱，曲池明灭板桥斜。”(《戊戌春日过石家庄颐园宾馆后窗即景》)“修篁夹道几人家？溪水粼粼可浣纱。”(《过彭州磁峰镇石门竹海杂咏》)“谁倩天孙织霞帔？轻轻披上美人肩。”(《戊戌春日登正定复建之古城墙》)写景与写意并重，清新浪漫，气韵生动；“滹沱细细太行高，坐对浮屠品寂寥。话到古城桑海事，檀香花雨一时飘。”(《戊戌四月游正定诸佛寺感怀》)“望里寻常一土丘，中郎别后几千秋？遥怜春日湖边过，尝带文姬陌上游。直道事人翻贾祸，清才绝代恰宜愁。读书台畔风光好，柳絮飞飞落满头。”(《大溪水库坝上望蔡邕读书台》)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思接今古，深沉警策，余韵绵长，这些，都带有江岚独特精神气质的豹斑。
诗缘情而绮靡。但诗人如果仅把作品局限在情感表达上，无异会显得单薄和轻浅。杨逸明先生曾有过诗词创作的“金字塔理论”，即把诗词创作分为技术、艺术和思想三个层面，技术是基座，艺术是塔腰，思想是峰顶，且不说这个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掌握平仄、押韵、对仗等基本问题，做到技术娴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使作品生动、绚丽，“味道”十足，即迈上艺术之台阶，也不是特别难，但是，若使作品具备哲学思维，蕴含为人处世之道理，的确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情，非高手莫办。我们来看江岚的《丁酉秋日过秭归谒屈祠》：“当年流放屈原者，已被岁月永流放。当年抱恨怀沙者，翻教百代同仰望。笑尔称王又封侯，死后无非土一丘……”怀古作品，难度不在于对史实的回顾与记叙，倘若简单描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百度一下、复制过来就可以完成。但这样的作品无疑会显得肤浅与乏味，如果没有对人物、事件的起因、发生、发展、结局的全方位梳理和深层次考量，它顶多只能算是分行、押韵的记叙文。为避免曲解杨逸明先生“思想层面”的本来含义和误读江岚作品的思想实质，造成诗词作品与鉴赏之间的南辕北辙，我特意在微信上与杨先生进行了沟通。我问杨逸明先生：“您所提出的‘金字塔理论’中的‘思想层面’有没有具体定义或标准？富有哲理的诗词作品，算不算达到了‘思想层面’？”他说：“‘思想层面’是指对人生、宇宙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但不是要大家都写哲理诗。”我作了进一步的解读：“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哲理不是‘思想’的全部内涵，但在‘思想’的外延之中？”杨逸明先生表示赞同。我想，江岚的这首《丁酉秋日过秭归谒屈祠》，在基于对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生平际遇的深刻反诘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作出了具有个人独特视角的哲学判断，并以诗的形式进行了体现，我们虽不能据此给诗人戴上一顶哲学家的帽子，但我们至少应该客观地评价，他的作品具备了‘思想’的华彩。同样，“老天生才一何难，遇或不遇竟随缘。遇则平步青云上，不遇如花坠泥潭……同是美玉出此地，奈何贵贱一朝异。贵为佳人头上钗，贱如瓦砾随手弃。”(《春日过梅岭路边拾玉偶感》)“圣代不肯杀文人，偏是文人不相得。莫道手无缚鸡力，杀人往往不见血。阴狠最爱窝里斗，斗到国破不肯歇！”(《丙申秋日过六榕寺怀苏东坡》)也蕴含着‘思想’的光芒。
按照惯例，一通表扬之后，也要挑挑毛病，我亦不反常态，“窠臼”一下。江岚诗作，古风占相当比例。古风无须受平仄、押韵、对仗、粘连等条框苛责，是旧体诗中的“自由诗”,然而也正因此，操作起来极易养成拉杂、冗赘之病,我以为，江岚的一些古风作品，如作些“减肥瘦身”，当更能显得简炼与紧致。
武立胜，安徽省淮南市人，现居北京。1966年出生，1983年入伍，原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副参谋长，上校军衔，研究生学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责任编辑。
江岚老师的作品体裁多样，以意取胜，不为格律所束缚，尤以古风出彩,其风格古雅纯正，俊朗清雄,这首七古通过对比的手法表现出屈原的伟大，从而表达作者对屈原的崇敬之情。
全诗按韵部的转换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前四句； 第二层为五至八句；第三层是最后六句,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第一层将流放屈原的当朝者与屈原进行对比，写出两者最后的不同结局。当年流放屈原者，他们最后落得了“已被岁月永流放”的下场,这些陷害忠良的佞臣，在如漏沙般的岁月中，早已经被岁月的长河所淘汰，流放在岁月的一隅，被人们唾骂，被历史遗忘,而当年抱恨怀沙沉江的屈原，反而世世代代受人敬仰。此句的“怀沙”语意双关，既是指“怀抱沙石以自沉”之意，又是指屈原的作品《九章·怀沙》,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两个“当年”领起，具有反复回环之美，语言顺畅，言浅意深。
第二层继续以议论的方式和对比的手法写出流放屈原的当朝者和屈原身后的不同影响。作者着一“笑”字，辛辣地讽刺了当朝者,纵然他们在世时称王又封侯，身份何其显赫，地位何其高贵，“死后无非土一丘”而已，他们的身份与名号是无法带走的，只剩下黄土一丘罢了！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离骚》是其代表作之一，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并对天命论进行了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的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离骚》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范式,它的光芒可与日月争辉，是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作者以点带面，选取屈原的代表作对屈原在文学上的贡献进行讴歌，从而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情,一代爱国诗人屈原也必然与他的作品一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的名字永远会铭刻在历史的光荣榜上，就像生生不息的江河永远流传，流淌在人们的心中。
第三层紧扣秭归屈原祠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以景结情，余味悠长。屈原祠位于秭归县东1.5公里长江北岸的向家坪，又称清烈公祠,滔滔的江水与巍峨的山岭与之相伴，屈原正如巍峨的山势屹立于此，倾听着滔滔的江水滚滚而去。西陵峡口历史文明，源远流长，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儿白云缭绕，宛若仙境，许是屈原带来的仙气吧,新修的屈原祠在秋日的暖阳下高高矗立着，闪耀着秋日的金色光辉,这儿嘉木繁茂，如线的女萝垂挂在它们的身上。屈原在《九歌·山鬼》开篇写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作者巧以“女萝”引出山鬼之形象，写景而意在言外也,如此以景铺垫，巧妙过渡，自然引出结句：山鬼窈窕犹相待，一樽聊此酹烟波。“山鬼”亦是一语两到，既是《楚辞·九歌》之篇名，又指山神。山鬼出自屈原的作品《九歌·山鬼》，《九歌》是一组与楚人祭祀有关的诗篇，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楚地信鬼好祀的风俗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组歌诗,此诗是祭祀山鬼的祭歌，叙述的是一位多情的山鬼，在山中与心上人幽会以及再次等待心上人而心上人未来的情绪，描绘了一个瑰丽而又离奇的神鬼形象,全诗采用“山鬼”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充满离忧哀怨之情,山鬼对爱情的执着，正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山鬼的形象，正是屈原的美好形象；山鬼爱情的哀伤，正是屈原理想的破灭,如今，这窈窕多情的山鬼似乎还在痴痴等待，有谁会将祭酒洒在烟雾笼罩的江面上祭奠这哀伤的爱情呢？此结余韵袅袅，使人仿若看到苍茫的天地间庄严的祭祀,这是充满着敬畏之情的祭奠，是对山神的敬畏，亦是对屈原的敬畏，读罢苍凉之感顿出，亦油然而出一股神圣之情。
全诗语言纵横开阖，议论、描写、抒情自然结合，含蓄蕴藉，蕴理丰富，情感沉郁，令人思索，回味无穷。
张金英，网名南国英子，笔名英子。女，汉族，70后，祖籍广东，定居海口。爱好写作，钟情诗词，尤喜古诗词鉴赏，著有个人诗词集《留馨集》，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华诗词》等多种刊物。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海南省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书画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论坛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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