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節 隆慶六年謝廷傑在杭州匯編單刻本舊版刷印
王强和彭啓彬等成都采薇閣學者通過多年的努力，派人前往日本、美國各地圖書館採購王陽明單刻本與全書本諸種孤本，並進行細心匯校，發現隆慶六年版存在對王陽明嘉靖時期單刻本舊版大規模刷印匯入全書這一重大文獻刊刻事實，不僅有胡宗憲刊刻的《傳習録》《陽明先生文録》，還有徐必進刊刻的《陽明先生文録續編》，舊版刷印融入全書本，涉及卷數三十一卷，只需重新增刻《三征公移逸稿》《陽明年譜》七卷即可，利用原嘉靖後期三種單刻舊本刷印，是近期中國古典文獻學、王陽明文獻版本研究學的重大發現。[1]
1 全面與細緻的舊版刷印具體情况，參閲王强、彭啓彬：《郭朝賓本〈王文成公全書〉的版本及其有關問題》，采薇閣書店微信公衆號，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二〇二三年二月初，王强先生從成都來寧波，公幹之余，先生與我詳細告知他們最近的研究成果，先生大膽地指出，隆慶六年，因爲時間緊迫，謝廷傑不得不依舊版刷印，故而導致隆慶版全書很快刊印完成。短時期内，全書能夠順利出版，是需要對舊版重刷的，全新重刻是當時時間不允許的。
本書前文曾説，隆慶六年謝廷傑在杭州刊刻全書，在全書中發現每行字數存在不一的情况，如圖叁、圖肆所示，正文部分，全書本《語録》左圖每頁九行，每行十九字，同于胡宗憲《傳習録》本左圖；全書本《語録》右圖每頁九行，第二至八行每行十九字，但第一行二十字，不同于胡宗憲本左圖第一行十九字，胡本比全書本第一行少一字。全書此卷語録部分，自鄭朝朔條後，保持與胡本行數、字數一致。故而，王强、彭啓彬説，全書舊版刷印『每卷之首的版面往往有文字壓縮或者擴展的情況』。[2]
2 王强、彭啓彬：《郭朝賓本〈王文成公全書〉的版本及其有關問題》，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反復觀胡本、全書本，兩種版本字體形狀、刀工刻法完全一致，只是舊版新刷，行數不變，但行内具體字數有所調整，且新刷招聘的謄抄與刀刻的工人爲同一批人，體現出全書版對胡宗憲刻本的利用特徵。
誠如《郭朝賓本〈王文成公全書〉的版本及其有關問題》新文所説，謝廷傑隆慶六年杭州刊刻全書的這種舊版新刷，還體現對漫漶字亦未曾補刻，完全一致。
徐必進版存放于杭州天真書院，但不到六年，就出現範本漫漶情况，這或許與其靠近西湖有關，西湖潮濕，不利于保存，故而隆慶版全書亦未對漫漶處進行修繕補刻，一如其舊。因此，王强、彭啓彬下結論，指出謝廷傑刊刻全書時處于任期末，可能存在『趕工期』的急迫突發情况，不得已舊版新刷，新、舊版混刻，因升任南京新職之故。[3]
3 王强、彭啓彬：《郭朝賓本〈王文成公全書〉的版本及其有關問題》，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隆慶六年全書本爲宋體字，是在語録三卷本（《傳習録》三卷本）、胡宗憲刻文録新二十二卷本（四卷詩歌合並爲二卷）、嘉靖四十四年刻《陽明先生文録續編》新六卷本（原八卷）的基礎上，加上陽明年譜五卷本、《三征公移逸稿》二卷，總計三十八卷。萬曆初年用楷體字重刻三十八卷本，萬曆二十四年、萬曆三十五年分别重刻。今存世的四部叢刊本比靈斯慶本、萬曆初年本均多出《山東鄉試録》一小卷，爲後世重刻時增録。
第二節 全書初刻本對王陽明單刻本的匯編與遞修
隆慶六年，官刻《王文成公全書》收録胡宗憲刻《傳習録》，置全書卷一至卷三，更名爲《語録》，爲《傳習録》上中下三卷。其中，原胡宗憲刻本《傳習録下卷》，即《續録》三卷，統合爲完整的一卷，更名爲《卷之三語録三〈傳習録下〉》，依次爲陳九川二十一條、門人黄直録十五條、黄修易録十一條、黄省曾録十二條（挪移原胡宗憲刻本第十二條『此道至簡至易的』于後黄以方録第二十五條）、錢德洪與王畿録五十七條、黄以方録二十七條（實錢德洪選編，比胡宗憲刻本缺『知者，良知也』條），計六部分，總計一百四十三條，比胡宗憲刻本少一條。
至此，錢德洪潛心編刻的《傳習録》成爲以後歷代通行的權威版本，亦未再有人提出異議了。
陽明年譜有贛州本三卷本（孤本，藏于國圖）、杭州天真書院七卷本。其中，贛州本爲羅洪先定稿本，天真書院本爲錢德洪手稿本，二人編輯意見有很多分歧，故而約在嘉靖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間均得到公開刊刻，二書寫作時間下限截至爲陽明去世那一年，均未收録陽明去世後全國各地修建書院的情况。隆慶六年郭朝賓將刊刻全書，錢德洪弟子增加嘉靖九年至隆慶二年時期陽明書院的相關史料，最終促使陽明年譜完成，總計五卷。杭州天真書院七卷本藏于日本，雖然被采薇閣書店費資複製，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與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簽訂保密協定，該書至今未能公開影印出版，以饗全球讀者，甚爲遺憾。
嘉靖四十四年，嘉興知府贊助刊刻《陽明先生文録續編》八卷；而隆慶四年，錢德洪弟子沈啓原定稿《三征公移逸稿》二卷，最後均被合並至隆慶六年《全書》中。
總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爲二十八卷本縮减基礎上二十四卷選本的增修本，故而相比二十八卷本，失收公移四卷，字數約十五萬字。隆慶六年，謝廷傑、錢德洪想做全本，但時間緊迫，故新增《傳習録》三卷（朱子晚年定論）、公移二卷、年譜五卷、《陽明先生文録續編》六卷（原嘉靖四十四年嘉興刻八卷，至此合並至六卷），『不能説未全書』，而是雜亂無章的選本、單刻本混合，且與文録本次序不同。而原二十四卷本外集詩歌四卷，合並成二卷，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本得以正式定稿。其具體的操作程序如下：三卷語録，新增胡宗憲刻上中下三卷本《傳習録》（原書十一小卷），置于全書之首；五卷正録，其中正録卷二篇目次序有所調整；（二十四卷本基礎上）十卷奏疏、公移，將胡宗憲二十四卷文録本置于書末的《别録》，提前至正録之後，凸顯王陽明軍功與外王；（二十四卷本基礎上）七卷外集，將七卷外集置于《别録》之後（原外集九卷合並成七卷）；（二十四卷本基礎上）六卷續編，原《文録續編》四卷，新增沈啓原編輯公移二卷；七卷附録，四部分，年譜五卷（新增一卷），世德紀二卷（《文録續編》原名《家乘》，三卷，合並爲一卷）。全書是合並衆多單刻本組合而成的，包括三大卷本傳習録、二十二卷本陽明文録、六卷本陽明文録續編、五卷本年譜和二卷輯佚公移五種書。
需要指出的是，全書除了對不少個别字句進行系統的修訂，特别是統一用通用繁體字對全文進行大規模修繕，且對文録正録卷二篇目次序有所調整，與諸本皆不一樣。
由上表可以看出，通行本遠溯甲庫藏二十四卷本，事實上，在對多種嘉靖時期刊刻的陽明文録二十四卷本的互相校對中，我們發現，全書本的最後定稿經過一系列長期的不斷完善過程，其中涉及所收之文次序的挪移、删减與替换。國圖藏手寫鄒守益序本就是對雲南省圖書館藏甲庫增刻本的一次精修，延刻雲圖藏遞修本外集卷九增加二篇與洪鐘相關文章的合理性，這些細微的改變，如果不經系統的匯校，其實極不容易被發現。而隨後胡宗憲刻本重刻國圖藏手寫鄒守益序本。全書本是在胡宗憲刻本的基礎上對各種已經公開出版的各種單刻本的合並，且次序多有調整，章節進行合並。
最大的變化是，由于《傳習録》三卷置于全書卷首，且《傳習録》自南大吉嘉靖三年收有陽明論學書信，該版本公開傳播以後，陽明衆多弟子紛紛對其中書信部分進行不小幅度的修改，内容有所增加，已經不是南大吉原刻本書信篇目。而全書本語録部分收録陽明書信，勢必要對原有國圖二十八卷本、國圖藏手寫鄒守益序本文録篇目進行改動。由于錢德洪、鄒守益對陽明文集精選的編輯方針，反對歐陽德、黄綰二十八卷本求全求真的編輯原則，並在胡宗憲二十四卷本的基礎上，吸收傳習録、年譜、文録續編、公移逸稿等文獻，屬于在精簡版的基礎上搭構了全書，未能吸收黄綰存稿本大量的公移、書信文章，最終形成一本不是全書的『全書』，散佚大量史料，令人遺憾。
通過分析隆慶期間序言先後次序、有無像贊與是否增刻《山東鄉試録》等多種問題，尤其是刻本所呈現的字體形態，我們可以發現，隆慶六年郭朝賓本呈現出仿宋字體向楷體字過渡的趨勢，且保留衆多以郭朝賓爲代表的數十位捐資者與以孫應奎等爲代表的一大批編輯者，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衆多學者和官員的實際作爲與付出程度。
遺憾的是，萬曆時期謝廷傑應天府重刻本删去上述人員具體名單，且後來大規模流通的版本是以謝廷傑南京重刻本爲底本的翻刻本或重刻本，導致隆慶六年初刻本慢慢被人遺忘，也讓我們對隆慶二年至隆慶六年衆多捐資者與編校者不知情。
如前述，全書在隆慶六年杭州本、萬曆初年南京本被刊刻之後，風行天下，重刻、補刻者頗多。今據《中國古籍總目》，有萬曆二十四年重刻本（僅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有收藏，但不讓讀者查閲，我們無從得知其是否爲南京重刻本）與萬曆三十五年重修本（山西師範大學圖書館有收藏，亦不讓讀者查閲；幸運的是，此書武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亦有收藏，通過提供介紹信和單位證明，即可以查閲，方便研究人員）兩種版本存世。[4]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刊刻于浙江，爲江西撫州南城籍陽明心學名臣左宗郢捐資補修刊刻。其中，左宗郢補刻全書以杭州隆慶六年本爲版，對之進行修補。今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唯一一套可以查閲的孤本即萬曆三十五年孤本，也即左宗郢重校補刊隆慶六年本，索書號爲D/0129。全書對漫漶的木版進行重刻，左宗郢委託當時錢塘縣知縣、金川聶心湯負責召集工人，字體不一樣，重刻過一千零三十一頁，改補過兩千四百六十七字，起始于五月初五，終于七月初七，歷時約兩個月完成，補刻速度很快。
4 《中國古籍總目》，集部第二册，《别集類·明代之屬》，第六三七頁。
由于左宗郢是在原謝廷傑浙江本木版的基礎上補刻修繕，字體形狀體現出不同年代的風格。右邊爲補刻本，字體明顯不同于隆慶六年的宋體本。
由于聘請的刻工不同，在補刻頁面中，存在多種字體形態。總體而言，萬曆三十五年浙江補刻本，似乎字體更大、更粗一些，更端正，畢竟時代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接近兩代人的時間。隆慶六年本更美觀一些，閲讀起來更輕鬆；萬曆三十五年刻本閲讀起来不太舒服，字距空間小，閲讀略吃力。
徐階序
徐愛《傳習録》序
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録》序
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録》序
王畿《重刻陽明先生文録》後語
徐階《陽明先生文録續編》序
錢德洪刻《文録》叙説
制誥
像
刻全書姓氏總目
萬曆三十五年補刻重校姓氏
與隆慶六年本精准定位每一卷的具體編輯人員相同的是，左宗郢本保留這樣的做法，有助于我們清晰地看到每一卷的編輯進程，比通行版在卷首籠統概括更科學。
隆慶六年全書本系列每卷編輯人員姓氏[5]
5 數字表示每一卷的卷下題名數目。
《語録一·傳習録上》，門人余姚徐愛傳習，揭陽薛侃葺録，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校閲。
《語録二·傳習録中》，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渭南南大吉葺録，安成鄒守益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孫應奎校閲。
《語録三·傳習録下》，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臨川陳九川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校閲。
《文録一·書》，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文録三·書》，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别録一·奏疏》，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别録三·奏疏》，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别録五·奏疏》，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别録七·奏疏》，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别録九·公移》，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外集一·賦》，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外集二·詩》，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外集三·書》，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南昌唐堯臣考訂。
《外集五·記》，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續編一》，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續編三》，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續編五》，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續編六》，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安成鄒守益葺録，泰和歐陽德校正，山陰王畿增葺，余姚嚴中考訂。
《附録》，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補葺，後學吉水羅洪先考訂，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訂。
《附録二》，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補葺，後學吉水羅洪先考訂，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訂。
《附録三·年譜三》，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補葺，後學吉水羅洪先考訂，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訂。
《附録四·年譜四》，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補葺，後學吉水羅洪先考訂，滁上胡松校閲，秀水沈啓源增訂。
《附録五·年譜附録五》，後學秀水沈啓原録。
《附録六·世德紀》，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校閲。
《附録七》，門人余姚余姚錢德洪編次，山陰王畿緝録，後學諸暨酈琥校閲。
在上述名單中，錢德洪爲了回報主持王陽明文獻單刻本的捐資人，採取一種寬泛的署名方式，實際上捐資人並不參與具體的編輯工作，這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指出的。但是，透過左宗郢本，我們可以通過名單，來推知過去王陽明單刻本文獻捐資人、編輯者的大致人員，這是謝廷傑浙江本、左宗郢補刻浙江本的版本價值。
總體來説，錢德洪和王畿政治仕途坎坷，錢德洪過于堅持法律的公正性，得罪嘉靖而被下詔獄貶爲民，王畿則由于過于積極推薦政府官員而被嘉靖認爲有干政之舉而被罷官，二人在仕途的時間均很短，處于平民身份的時間均很長，二人合璧，最終促成精選本的王陽明集的編輯原則。
6 《乾隆烏青鎮誌》，民國七年刊本，卷八《職官》，第三頁。
7 《乾隆杭州府誌》，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六十二《職官》，第五一頁。
8 《康熙杭州府誌》，康熙三十三年重刻本，卷十九。
與此類似，嘉靖三十年湖南衡湘書院（即石鼓書院）版《傳習録》，是孫應奎、蔡汝楠共同捐資、主持編輯整理王陽明手授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的成果。據考，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原余姚縣人。由進士授行人，歷任禮科給事中、華亭縣丞、河道總理。逾年罷歸。孫應奎比蔡汝楠年長，且官位更高，事實上的校對工作是由蔡汝楠主持的。這説明，雖然孫應奎本出現不少異文，但孫應奎對于傳承和傳播南大吉嘉靖三年《傳習録》初刻本仍做出重要貢獻，而且因爲孫應奎本是石鼓書院陽明心學的『核心教材』，對于嘉靖中後期岳陽王門、邵陽王門、常德王門、辰州王門的發展推進功不可没。對于湖南地區陽明心學的風行，孫應奎本的公開刊刻，意義巨大。故而，錢德洪把孫應奎的名字列在《傳習録》卷中里。但這樣的做法，在隆慶六年，孫應奎内心是非常抗拒的。實際上，這與他對王陽明文集的編輯理解相關，他其實是偏向黄綰、歐陽德一派的編輯原則的，不喜歡錢德洪、王畿大規模精簡王陽明全稿的做法。故而在孫、錢通信中，孫應奎是表達自己的抗議的。需要指出的是，孫應奎可能並没有承擔具體的《傳習録》校閲工作，只是挂名而已。
或許，大約在萬曆時期，好事者增刻《山東鄉試録》一卷于卷三十一下，並獲得廣泛流通。民國時期，上海商務印書館與上海涵芬樓均影印四部叢刊初編本，而四部叢刊初編本所取底本就是增刻《山東鄉試録》的萬曆重刻本，既不是隆慶六年初刊本，也不是謝廷傑南京重刻本，令人唏嘘萬千。正如香港著名學者朱鴻林先生所指出的，隆慶二年並没有刊刻全書，隆慶六年本應該是郭朝賓刻本，而采薇閣書店策劃影印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全書本、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全書本、哈佛大學藏全書本公開出版，通過仔細比對，我們終于可以解决上述全書本流傳的疑難問題。
王陽明早年在刑部爲官，性格耿直，弘治時期給大其十八歲的領導方良永（一四五四—一五二八，字壽卿，號松崖，今福建莆田人）作贈别序言。但陽明此篇序言言辭過于激烈，如陽明説『今强禦之徒，自東廠錦衣而來者，歲不下數百，比其唯利是射，獲一人而蒙一級之賞，則亦何所不至。然而數年之間，未聞有一平反者』，『是固而毁謗，是虞則其籠絡，掩抑之術，必置于甚而後已。在下者，雖有分寸之辯，何從而直之』，顯然直指東廠錦衣之當局魚肉百姓，勢必觸怒萬曆時期的錦衣衛相關領導，故而可能被後世相關者刻意毀版，而重刻者不得而刻全。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全網公開與采薇閣重新影印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全書本出版，則相關孤本文獻得以重見天日，而相關學術研究越發清晰了。
總目録
第一册
傳習録 三卷 續録二卷 明嘉靖刊本 一
傳習録 三卷 續録二卷 存卷上 續録二卷 明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一
第二册
傳習録 四卷 明刊本 一
傳習録 上卷 明苟好善刊本 一
陽明先生遺言録 二卷 明刊本 一
第三册
良知同然録 二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一
陽明先生與晉溪書 不分卷 明隆慶六年刊本 一
第四册
陽明先生文録 （一）二十四卷 卷一—卷五 明刊本 一
第五册
陽明先生文録 （二）二十四卷 卷六 外集卷一—外集卷八 明刊本 一
第六册
陽明先生文録 （三）二十四卷 外集卷九 别録卷一—别録卷三 明刊本 一
第七册
陽明先生文録 （四）二十四卷 别録卷四—别録卷七 明刊本 一
第八册
陽明先生文録 （五）二十四卷 别録卷八—别録卷十 明刊本 一
第九册
陽明先生全集 （一）二十八卷 正録卷一—正録卷四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册
陽明先生全集 （二）二十八卷 正録卷五 外録卷一—外録卷六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一册
陽明先生全集 （三）二十八卷 外録卷七—外録卷九 别録卷一—别録卷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二册
陽明先生全集 （四）二十八卷 别録卷三—别録卷七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三册
陽明先生全集 （五）二十八卷 别録卷八—别録卷十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四册
陽明先生全集 （六）二十八卷 别録卷十一—别録卷十四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五册
王陽明先生全集 （一）十六卷 卷一—卷二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六册
王陽明先生全集 （二）十六卷 卷三—卷五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七册
王陽明先生全集 （三）十六卷 卷六—卷八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八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四）十六卷 卷九—卷十二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九册
王陽明先生全集 （五）十六卷 卷十三—卷十六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二十册
陽明先生年譜 三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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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知道明代最完备的阳明文献是隆庆六年的《王文成公全书》，《全书》是对《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阳明先生年谱》等文献综合编辑的结果，而时至今日，《传习录》《文录》以及《全书》版本源流的细节中仍有诸多疑问之处。近十余年来，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国内外的各大藏书机构公布了许多之前不为人所知的珍贵文献，这为重新检讨有关问题提供了契机。
2、本书编者长期从事阳明文献的整理工作，尤其注意收集明代嘉靖间刊行的阳明著述的早期版本。2021年，本书编者于广陵书社出版了《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全82册），收录王阳明稀见版本文献25种。此后，本书编者继续致力于明嘉靖时期稀见阳明文录版本的收集、复制与研究，整理为《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续编》。
3、本书收录12种嘉靖时期稀见有文献版本学意义的王阳明文录，通过汇校，可以发现嘉靖时期阳明文录版本源流的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