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米塞斯研究院期刊《米塞斯学人（The Misesian）》Vol. 1, No. 2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清楚地表明，恶性通胀对货币价值与功能的破坏使得经济计算变得不可能，并且导致经济与社会解体，还有贫困的扩散。
而甚至许多经济学家都未曾非常清晰理解的是，无法进行经济计算会动摇财产的本质，并造成人格（human personality）的败坏，人格与财产所有权密切相联。
由于消灭了评价和合理配置人们的财产的手段，恶性通胀消灭了独立的人的存在，以及社会合作体系下的独立人格的基础。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自愿订约的社会之解体，并代之以财产与人格被集体化的霸权秩序。
在劳动分工的体系下，货币与财产在个体人格的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这里我并不打算做这件事。
然而，我要指出，说到人格，我指的是通常被人讥嘲的所谓“布尔乔亚人格（bourgeois personality）”这是在私有财产社会秩序中运作的现代个体所特有的思维和存在的共同状态。
布尔乔亚个体（bourgeois person）是目标导向的，自利的（但并不必然是自私的），节俭的，并将时间用作提升自身生产力和提高其未来福祉的稀缺资源。
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这种人必然会有意识地反复地出现社会性的行为。
亦即，他必然会从事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而这些商品和服务是由他极可能不了解的人们来估值的。
通过为这些不了解的人生产和与他们交换，他将自己融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谓的社会分工。
专业生产和自愿交换是这种社会行动的本质，它必然是由市场价格所指引的。它们涉及对具体手段与目的的有意选择和对成本与收益的货币计算。
因此，此处所言之“人格”并非指一些心理属性和品质；相反，它指的是在经济计算和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构成和变成某种人的模式。
软件工程师、优步司机、餐馆老板——没有人能够在没有货币和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成为他们如今所是的那种人。
作为一般交换媒介，货币是评价某人财产、估算某人财富和判断某人未来福祉之前景的工具。
一旦货币的未来价值变得无法可靠预测，普通人就丧失了理性地利用其财产和保存其财富的能力，因此无法计划未来。
这让他们除了立即满足，然后耗散其财富和奋斗的动力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这种时间偏好的升高——亦即当前满足相对于未来满足出现溢价——让生产性工作、节俭和谨慎投资变得一文不值。
它造成了一种社会革命，在这种革命中，生产性的中产阶级、企业家、资本家和发明家被摧毁了，而赌徒、骗子和大忽悠取而代之，爬上了社会架构的顶层。
然而，通货膨胀不仅将生产阶层的储蓄一扫而光，让他们将精力投入于颓废堕落的追求；它还扭曲和弱化了他们的人格。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人们都活在一个没有财产，肉体就无法存活、精神就无法活泼的世界上。
正如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所指出的那样，
“财产不是……财货数量的任意结合，而是‘某人’之需要的直接反映，是一个整体，如果不反映财产所服务之目的的实现，那么就不能对它的关键部分进行增减。”
因此，财产是人格的根基——没有财产，有意义的情感、活动或思想表达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格并非是如人类婴儿之无思索行为（unreflective behavior）那般任意的内心冲动向外部世界的自发投射。
人格是存在与变化中的个体（individual being and becoming）有意计划的模式的向外投射。
因此，它涉及有意识的活动安排，这种活动之实现，要求仔细地组合手段，亦即财产。
所以，财产并非可以完全以物理术语描绘的事物之偶然集合（haphazard collection），而是人类精神的热望与志向之连贯的客观体现。
那么，在现实意义上，财产定义和界定了个体的人格。
一个人无法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严格地受限于他所掌握的手段。
一个人无法真的成为一位小说家，除非他拥有一间书房、一张书桌、一部电脑和文字处理软件；
一位餐馆老板必须能够进入一间储满食物的厨房。
如果不拥有特定的具体手段，一个人甚至无法休闲和休假。
没有渔具，没有登船，没有进入水域，就不是渔夫；
没有拥有高尔夫装备或获用这种装备的手段，就不可能是高尔夫球手。
此外，在交换经济中，正是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将意义赋予了不同种类的具体财货之集合，使行动者能够将这些财货转换成适合其目的体系的整体财产结构。
如果他在计算时没有货币价格的指引，那么，当他从事某个职业或某项生意时，他的行事将有如盲人，因为他绝不可能知道，这些活动能否产生足够的收入以助其维持生存。
此外，除非能够计算其所拥有之物的货币价值，否则，人们无法了解其成功的程度，或者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他是成就斐然还是难孚众望？
他是王子还是乞丐？
如果不知道所存积的储蓄和资产之货币价值，人们甚至不知道未来他们将成为什么人或什么玩意儿。
这种知识形塑了他们的所有自我计划及其子女。
一个人会不会可能60岁时，在一个有着豪华高尔夫球场的闭门社区退休？
还是到七十古稀之年，仍然会在当地沃尔玛门口迎宾？
因此，在决定一个人是以及可能成为什么人的社会经济过程中，货币与财产是关键因素。
没有基于健全货币的经济计算，不仅企业家和企业不可能合理地计算备选投资决定的可能产出，而且人们甚至不可能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合理地估计他可能变成什么人。
例如，在德国恶性通胀期间，薪资相对固定的大学教授和高级公务员无法养活自己及其家庭，一夜之间，他们就成为的士司机和服务员。
这一切都暗示了他们的职业和私人关系、社会地位和退休前景。
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这一历史性时刻最生动地展示了货币与财产之毁坏对人的个性的具体影响。
在这种极端的恶性通胀情形下，货币价值猛然归零。
对于货币和财产与个人的人格之间的这一极为重要的联系，一位敏锐的德国大恶通观察家，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Konrad Heiden有过戏剧化的表述：
一位经历了德国恶性通胀的妇人的说法证实了Heiden的洞见。
Erna von Pustau是汉堡的一位中产居民，美国著名作家Pearl Buck采访了她。
Pustau的回忆揭示了德国人民是如何在恶性通胀的计算失序中丧失他们的智识与精神之锚的。
无法进行简单地会计计算，在过去是一种常态，它造成了思想和语言的混乱。
正如Pustau所回忆的那样，
Pustau引用了下面这句话，它来自于当时流行歌曲，这首曲子暗示财富的破坏是不受限制的即时满足冲动造成的：
Pustau接着评论道：
Pustau还忧伤地评论了社会结构的突然崩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作为音乐爱好者，Pustau讲述了一次磨难。
她和她那突然家道中落的中产朋友为了看Wagner的《诸神的黄昏》，被迫排队几个小时购买站票。
戏院里大部分坐票都被那些并非真正热爱音乐，而只是因为在通胀中意外发财才来看戏的人买走了。
这件事让Pustau印象深刻，货币的失能渗透到一个人的核心自我认同中了，它激烈地重塑她珍视的大部分目标和关于世界的信仰。
因此，她说道，
Pustau比较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争对文化与道德的影响，如此总结她对恶性通胀的回忆：
社会学家Heiden生动地总结了成千上万像 Erna Pustau这样陷入恶性通胀魔爪的德国人的普遍经验教训：
因此，正如Heiden所敏锐感知的那样，德国通过恶性通胀废除货币，使得财产没有了意义，从而摧毁了人格基准。
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解体和消失，社会结构本身开始消散，造成人的生存开始原子化和漫无目标。
思想、语言、价值观、文化——当个体的内在生活之意义和目的被抽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时，一切都变形了。
Heiden扼要总结道：
Heiden这里不是指抽象的“经济人”而是鲜活的布尔乔亚人（bourgeois man），这种社会性生物的存在，深深植根于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
除了让国家去填补德国恶性通胀制造的经济与精神真空之外，一切皆无定数。
但是，一位精明狡诈的德国政客——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理解通货膨胀的本质：
一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骗局，并承认德国灵魂与个性的畸变和德国社会的相应解体。
希特勒奚落德国人容忍这场骗局，同时向他们许诺，作为金钱的继承者，国家将给予他们物质救济和精神重生。
Heiden报告说，希特勒在1923年夏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希特勒敏锐地提到，一旦政府开始“全天候”开动印钞机，它就注定会延续这场“骗局”，直至恶性通胀崩溃才会痛苦结束。
阻止货币扩张，将会向工人揭示他们的真实收入实质上少于他们所意识到的那么多，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很多收入都被提走，用于支付对外赔款。
这种揭露，将意味着政府的垮台。
与此同时，人民对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悠久道德与社会秩序的信心也被撕裂，因为心术不正的人将取代品行高尚者，位居社会经济结构的顶层。
正如希特勒在其日报中所写：
现在，尽管希特勒比我们当前的央行人士和学院派经济学家说出了关于通胀之性质与影响的更多真相，但他的意图不是提出一个废除“强盗国家”和恢复健全货币、私有财产以及资本主义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纲领。
相反，希特勒追求的是恐吓和羞辱贫穷的、丧气的和原子化的德国大众，使之放弃魏玛共和国腐败和短视的社会民主党政客，并从由他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统治的独裁国家中获得救赎。
因此，希特勒预先警告说，那些赚了数十亿马克的人真的会饿死。
农民不再为了没有价值的亿万大钞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些钞票他只能用来“糊厕所”。
希特勒希望带来他所谓的“饥饿的百万富翁的反抗”。（译注：饥饿的百万富翁，此处是指恶性通胀下，收到毫无价值的大钞仍衣食堪忧的普通人）
按照希特勒的意见：
而且，希特勒刺激其听众的手段比恐吓更厉害。
他利用了那些被骗光财产和道德价值，那些自我感觉被撕裂的人的自卑。
他看到这样的人已经退化到不成熟的青春期状态，乐意追随领袖，以便按照这种人为的集体主义和领袖扭曲的民族主义理想来重建其自身的道德准则。
因此，希特勒向他们喊话并斥责道：
Heiden很有洞察力地将希特勒关于恶性通胀演讲中提及的目标与其自身个性之错乱联系起来——这种错乱同样是恶性通胀造成的道德、经济与社会灾难之产物：
希特勒不仅将这种个性的衰败与重建的主题当作一种修辞方式，而且将该主题阐述为民族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之一。
在《我的奋斗》题为“个性与民族国家概念（Personality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Folkish State）”一章中，希特勒阐述了他自己版本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他将其“主要任务”视为“教育和保护为国家负重的人”。
这种国家的背后是一种哲学：
对希特勒来说，人格源自于尤为杰出的个体的创新性观念和创造性行动，但只有在有组织的国家中，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下才能完全实现。
个体不拥有人格，而是被人格掌握和形塑；个体这种存在不是由内而生的，而是自外而入的。
对希特勒来说，人格完全源自于领袖，然后扩散到整个民族并使之充满活力，变成一种活泼泼的东西。
希特勒扭曲的人格原则渗透并组织了人类事业的一切领域，包括思想、艺术和经济生活。
实际上，希特勒认为，
然而，人格受到扼杀，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到，因为它被对立的多数原则阻止进入政治生活。
因此，希特勒总结道：
在发表这些言辞后的十年，希特勒拥有了自己的理想国家，它取代货币和私有财产，成为人的个性与社会的形塑者。
德国恶性通胀是财产的破坏如何影响人的个性形成的具体历史范例。
它说明了财产与基于行动学建立的普遍原则的人格之间的联系，这种人的行动科学包含了健全的经济学。
相比之下，当代宏观经济学这种机械的、细分的和高度数学化的学科绝不可能领会恶性通胀造成的所有道德和社会严重性。
其狭隘的专业化践行者甚至不熟悉任何经济科学的分支，更不用说密切相关的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学科。
对于一个试图充分揭示诸如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或1930年代大萧条这类复杂经济事件之原因与后果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学科的主要结论中的有效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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