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日22时40分，北京保利剧院，台下座无虚席。
舞台暗了下来，单无惮独自一人站在中央，开始独白。他滔滔不绝，讲儿子，讲自己的过往，只有鱼缸里的鳄鱼偶尔插上两句。讲着讲着，一束束光从观众席射出，他的妻子、情人、儿子、秘书等此前离开的人，拿着手电筒，从两旁的过道里走出。手电筒的光照向舞台上的单无惮，也照向舞台下的观众。长达12分钟的独白结束，戏落幕，掌声响起。
这是话剧《鳄鱼》的第三十五场演出，也是本轮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员在舞台上谢了3次幕，热烈的掌声仍未停下来。自今年5月苏州首演，到如今北京最后一场，《鳄鱼》已走过了16座城市，每一站每一场都一票难求。
作为导演，王可然的心在此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这部戏终于画上了句号——在他的戏剧理念里，一部戏被搬上舞台，最后一个句号要画在观众的掌声上。观众不认可，这个戏就没完成。
“我们做戏，就是用各种能力和办法，把观众召唤到剧场里来，让有能力、有愿望消费戏剧的人喜欢剧场，从而产生继续享受戏剧的动力。”王可然对人民文娱记者说。
近20年来，从《陪我看电视》到《如梦之梦》《西贡》，再到《悲惨世界》《鳄鱼》，他和团队一直专注做两件事：一件是挖掘戏剧与当下观众的关系，一件是寻找支撑建立这种关系的手段。
《鳄鱼》是作家莫言的长篇话剧剧作，灵感来自他早年在《检察日报》做记者时的见闻和思考。之所以取名《鳄鱼》，也是偶然得来的。
莫言邻居家有一个小伙子，喜欢养宠物，包括一些很小的鳄鱼。有一次，他受邀去看鳄鱼，好奇为何鳄鱼长不大。小伙子说，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它就不长了。一旦把水箱变成2米或3米，它的身体就会迅速膨胀。莫言听后，心中一动，“这个事情充满了象征意义。人的欲望，有的时候就像一条鳄鱼，你如果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它就会快速膨胀，而且没有限制”。
《鳄鱼》的故事便与人的欲望有关：市长单无惮因贪腐外逃他国，生日时收到一件贺礼——一条会说话的鳄鱼。之后的10年间，鳄鱼不断生长，他身边各色人物也粉墨登场：前妻欲与情人争夺别墅所有权；“外甥”一边从单无惮身上榨取“素材”，一边劝诱他加入国外行为艺术；老部下前来劝导，实则任务在身……最终，单无惮的命运走向悲剧，家庭崩裂，自己也葬身鳄鱼腹中。
2023年6月，《鳄鱼》剧本出版，在文坛引发热议。第一次读剧本，王可然的脑子是蒙的。读第二遍，读到一半就哭了，“故事中每一个人都是我身边的人，都是我见过的人，他们切实地构成了我生活的洪流。每个人都是鳄鱼，只是看要不要把欲望饲养到可以吞噬自己的程度”。
和莫言见了一面后，王可然便成了这部话剧的导演。“《鳄鱼》不仅仅有思想高度、人文高度，最重要的是，给戏剧的舞台行动构建带来属于中国的戏剧文本的高度和丰富性。我一直在等这样一部戏。”很快，他便组建了创作团队，设计戏剧构架和创作思路。他找赵文瑄演贪婪、自私又有书卷气的主人公单无惮，凯丽演传统的妻子，邓萃雯演妩媚的情人……
真正上演时，暗绿色的布景、鳄鱼形的沙发与舞台上巨大的“鳄鱼”背景融为一体。结尾处的手电筒设计，也是王可然琢磨许久的结果。
“虽然手电筒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工具，但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把整场观众和演员的内心照亮，把窥探欲望的情绪拉满。”他说。而这正是剧场所独有的，“只有在剧场才能构建出人对于过去和此刻的梦境，这个梦境是独一无二的”。
故事落幕时，王可然希望剧场里的每个人都被“光”照到。“《鳄鱼》最耀眼的光芒，就是‘警惕欲望’。故事最想传递出来的，依然是维护每个人内心向真、向好的期待。”
王可然每日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常常工作到凌晨。他像个“大管家”，从选剧本、谈导演、签演员到盯排练、盯演出、盯宣传活动……甚至包括确认宣传海报上的每个标点符号。“所有的一切，从大到小，由远及近，从整体到细节，本质上都是在为观众和舞台搭建通道。”
王可然说，戏剧要鼓舞和慰藉人的灵魂，是观众于自己灵魂的不满足、不安之外，在舞台上找到的一种温暖感。
这种温暖感，这种戏剧观，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读高中时，他多愁善感，几近抑郁。高二那年，有话剧团到学校创办话剧队，他受邀参加演出。站上舞台时，他找到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我想把我对生命所有的感慨、感受传递给别人，我就想这样活着”。也是这次经历，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戏剧。
后来，王可然便一步步向戏剧靠近。第一次考戏剧学校落榜，先去当了3年兵，退伍后做过夜班工人、保安，199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大二时突然选择退学，后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工作。直到2007年，他遇到《陪我看电视》。
当时，王可然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如果说有一个物件起到不可替代的、见证历史的作用，那一定是电视机，它串联起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从电视里，大家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巧克力、香水、洗衣粉，电视让中国人向往更好的生活，体验更好的生活，这是人最本质的驱动力。”王可然说。
他几经奔波，组建团队，制作了舞台剧《陪我看电视》，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台电视机先后“流落”到北京知识分子家、西北农村、都市垃圾堆、南方工厂打工妹宿舍，最后成为上海豪华别墅主人的怀旧之物和酒吧的另类摆设的故事。
第二年，《陪我看电视》在全国巡演，上座率80%，观众纷纷议论“戏剧还可以这样”。
这部戏是央华戏剧制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王可然“通俗化”戏剧实践的开端——此后，他推出的戏，都遵循“题材与当下的关系，作品能否给观众的灵魂带来共鸣”的原则。从《宝岛一村》到年年上演、场场爆满的《如梦之梦》，再到《犹太城》等，无不如此。
2009年，王可然看了《宝岛一村》，深感眷村故事和大院生活的勾连，第二年将之带来内地；2013年制作《如梦之梦》时，不少人开始考虑生死、探索生命的意义，观众也通过这部戏思索“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的未来又将怎样”；2018年引进《犹太城》，也是看到了故事与当下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关联，整部戏都在探讨一个终极问题：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要好好地、优雅地、热烈地活着，活到最后一刻……
“戏剧人要有感知时代价值观的能力，要理解人性在经济发展中的所需所欲，要关注个人在其中投射的理解和感受。”基于多年戏剧经验，王可然提出了“情感消费就是生产力”，并将之作为戏剧制作的理念。
中国经典，世界语言
今年，央华戏剧另一部大戏是中文版《悲惨世界》，由法国人民剧院院长让·贝洛里尼导演，王可然担任艺术总监、监制，刘烨等中国演员出演。目前，这部戏已在上海、长沙、南京等地完成一轮巡演，计划11月在法国国家人民剧院演出。
《悲惨世界》是王可然年少时最喜欢的戏。他第一次读小说时不到12岁，当时就被故事震撼。高一时，老师有一次用《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细节讲什么是人道主义，“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和人之间的怜悯，不该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它比我们所认为的慈悲更加广阔。”后来，这部戏就被他埋在了心底。
再后来，成了戏剧人的王可然，多次讲述《悲惨世界》对自己的影响。2021年冬，他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在颁奖典礼上，他脱口而出要做一部中文版《悲惨世界》。
近些年，央华戏剧引进、改编了不少国外经典作品，如《西贡》《犹太城》《庞氏骗局》等。选择哪部作品，全凭王可然一人的戏剧嗅觉。
2017年7月，王可然和法国朋友安娜去阿维尼翁戏剧节。第一天晚上，两人看了一部戏《西贡》，讲述上世纪50年代大量越南百姓逃亡法国，40年后又回归故土的故事。当时，位置很糟糕，王可然几乎是“半个屁股边碰着椅子”。3个半小时的戏，全法语，他一句都听不懂，却看懂了。
“这部戏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流’里，蕴藏着语言、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诸多矛盾，对‘我是谁’进行了深刻的追问；它表达的生离死别、大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冲击，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能够打动中国观众。”看完后，王可然就决定引进这部法国戏剧。2018年，《西贡》原版在中国上演。
王可然不仅引进、演绎国外经典，也在探索中国经典的新表达。
2021年，筹备《雷雨》时，王可然邀请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就是要让中国的经典成为全世界的语言”。为此，他与埃里克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沟通，发了一封又一封电邮，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雷雨》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品，它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关系是什么。最终，埃里克被说服了。
“无论《雷雨》还是《悲惨世界》都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故事或者法国故事，它们代表了全人类的悲悯、全人类的困惑。我和国际话剧、国际舞台的所有往来，一开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看到你最好的技法能不能为我所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用最好的手法表达中国文化，这才是文化自信。”王可然说。
从少年时代开始，王可然就知道，戏剧是他人生的拐杖。如今，在戏剧之路上磕磕绊绊走了这么多年，戏剧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活在戏剧里，它证明我来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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