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6日，施爱东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张森绚 /摄）
2024龙年，施爱东忙坏了。
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有记者找上门来，约稿约访，让他谈谈龙文化，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施爱东并不以“龙学家”自居，所以他的内心“其实是抗拒的”。
“天天谈龙文化，反反复复讲述同样的观点和材料，把我弄得苦不堪言。”往沙发上一坐，施爱东便向记者如此坦言道。
“这些年，虽然我一直关注着龙文化的新进展，希望找到些新话题，但是说实话，中国龙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任何新变化一旦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转眼一瞬间，几乎不值一提。”
即便如此，看着市面上毫无学术背景的人东拼西凑攒出来的所谓研究性书籍大行其道，学人的专业精神推着他不得不提起笔写点儿东西，《中国龙的发明》一书的重新修订出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的。
在书里，他借助文化学、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溯源龙是如何成为帝王专属，又是如何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
在他的笔下，龙是皇家的、憋屈的，是优美的、时尚的，甚至是丑陋的、讽刺的……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他希望借助对龙文化的探讨，提供给人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
施爱东最早研究龙文化，其实是个意外。
那是2010年，他到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前期提交的研究课题本是关于故事学的，可人到了之后发现，“材料不够，做不成”。倒是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许多有趣的图片吸引了他的目光。
“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人拿出部分庚子赔款在我国大量搜集资料，所以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洋文库里有很多近现代以来关于中国的文献，里面还配了些插图，这些插图中不时有龙元素出现，所以我就想到以这些图片为线索来构筑一个中国龙的变迁史。”施爱东回忆。
一年的访问时间很短，为了提高资料收集、整理效率，他专门买了台微型相机。回国后，经过断断续续两年的时间，文章基本就绪。
“要追溯龙的起源及其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困难。”在《中国龙的发明》一书中，施爱东开门见山地写下这样一句话，“龙不像马，它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它自始至终都是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产物。”
· 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首先，是形象的建构。
在距今3200年前的甲骨卜辞中，“龙”的象形文字被画成头上有冠、巨口长身的样子。今人能看到的现存最早的龙的样子可以追溯到“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它是条状的，像钩子一样，出土于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还有河南濮阳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蚌壳龙，是用许多蚌壳摆成的像老虎一样的龙形。
先秦以条状的蛇形龙为主流，到了汉唐，则以兽形龙为主。及至宋代，文人开始画龙，渐渐就形成了固定画法——三停九似，所谓“三停”指的是从龙头、龙腹到龙尾的三个等分部分，“九似”则是指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耳似牛、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的九种动物特征。
龙的地位在元代得到空前提升，统治者开始垄断龙纹。“三停九似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龙的塑造，而从元至清龙纹成为皇家专用后，龙形象就基本固定下来了。”施爱东解释说。
其次，是文化的建构。
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示范和刺激，龙的形象统一了，但民众对它的想象日益多样化，一支庞大的龙族队伍不断扩充起来——蛟成了蛟龙，夔成了夔龙，螭成了螭龙，长翅膀的叫应龙，天上的叫苍龙，蛰伏的叫蟠龙，无角的叫虬龙，此外更有金龙、黄龙、青龙、赤龙、黑龙、白龙、紫龙、斑龙等，令人眼花缭乱。
“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因为象征了权力，被人们赋予了浓烈的审美色彩。对权力的崇拜一旦升华为一种审美体验，龙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升格为‘权力美学’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 《山海经》中长着翅膀的龙。
· 夔龙纹。
最后，是身份的建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象征皇权的“恶龙”深恶痛绝，他们扯落龙旗、砸碎龙椅、赶跑“真龙天子”。等到20世纪30年代，爱国诗人闻一多写作《伏羲考》，转而提出“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试图借助“龙图腾”号召全民共擎抗日大旗。
龙的命运再次得以逆转是在1979年，中国台湾音乐人侯建徳创作了一首《龙的传人》，旋即风靡华人世界。
歌曲将长江、黄河、黑头发、黄皮肤等中国意象融入巨龙名下，将每一个中国人定义成“龙的传人”。
“随着《龙的传人》一次次走进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随着《伏羲考》的日益经典化，龙学者们配合着公众意愿，配合着社会需求，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的时代，最终完成了龙就是中国、我们就是中国龙的身份建构。”施爱东总结道。
· 汉代“伏羲女娲双龙”画像砖。
从屡战屡败到首肯门生
“中国龙只是民俗文化的一小部分，民俗学关注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边边角角。”
当记者问起施爱东研究民俗学的初衷时，他一改严谨的学术姿态，变得很接地气。
1968年，施爱东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小时候的他，因为一本《射雕英雄传》爱上了金庸的武侠世界。
后来误打误撞读了门理科专业——天气动力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水电局做起了秘书工作，却因为理科背景，被领导嫌弃文笔不好。年轻气盛的他哪里肯认，“发奋考研，偏要考写作学”，结果失利。
还不放弃，又考新闻系，还是没被录取。屡战屡败，他觉得没脸在单位再待下去，索性辞了职，跑到广东打工。“那时候累得很，最后都瘦得皮包骨头了。”施爱东回忆。
这时，中山大学同学兼好友给他指了条路——考中文系吧。说来也巧，施爱东本科时曾出于好奇选修过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命运兜兜转转竟在多年后送上惊喜，1993年，他终于金榜题名考上中大中文系，师从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叶春生。
因为喜欢金庸，研究生期间他写了本《点评金庸》，十分畅销，甚至得到了金庸本人的夸赞：“施先生指出了我的小说中有很多中国传统民间的因素，从民间的智慧中得到好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指出我就感到佩服。”
· 施爱东（左）年轻时与金庸的合影。
毕业时，施爱东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意想不到的是，曾经文笔不被看好的他偏做了写作教研室主任。10年之后，他继续追求学术，负笈北上，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深造后，最终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最开始报考叶老师的研究生，老师其实没看上我。后来被他首肯，师弟师妹们都叫我令狐师兄。”回忆学术生涯，施爱东有些感慨，又说：“只要努力去做，坚持去做，人就能成点事。”
· 施爱东所著《金庸江湖手册》。
人民文娱：有读者说，读完《中国龙的发明》这本书之后对中国龙的认识多了层历史的厚重感，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施爱东：市面上，很多所谓“龙学家”做研究，都是结论先行，按自己的需求和口味去找相应的资料，有的还故意迎合一些喜欢鼓吹、渲染龙文化的读者，然后写篇文章、攒本书，这样其实非常容易。
但这些作品往往对历史缺乏客观、全面、严谨的阐释。《中国龙的发明》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关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时期，龙文化遭遇西方列强羞辱的部分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其实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谁都愿意听吉祥话。
但是一个民族要进步，就要让更多人去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从而对未来的发展作出合理规划。
· 清雍正御制金线缂丝龙纹圆补子。
人民文娱：许多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都有被误解的情况。这也是近些年大家呼吁中国龙修改译名的初衷，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施爱东：我理解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代表邪恶，所以有人建议将中国龙译为“Loong”加以区别。这个生造的单词是在“Long”的基础上演化而来，读音与龙相似，词义与龙的形体特征相同。
但我个人认为，叫“Dragon”还是“Loong”没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1900年庚子事变，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跌至低点，他们以丑陋的龙指代中国，比如美国漫画中的中国龙，总是与鸦片烟枪、瘟疫、辫子联系在一起。
反观16—18世纪，“龙时尚”风靡欧洲：腓特烈大帝按照中国景观的审美风格，在波茨坦建了一所别院，将它命名为“龙居”；在伦敦，女人穿一件绣着龙纹图案的中国刺绣服装，会被认为是最摩登的贵妇。
可见，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的。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文明、开放，西方人不会因为龙在他们的文化里是恶的就讨厌中国龙。
人民文娱：除了讲中国龙，近两年您还作为电影《封神三部曲》的开发顾问受到关注。从民俗学角度来看，大家为什么如此着迷于传统民间故事？
施爱东：当时导演乌尔善找到我，大家花了几天时间策划电影选题，我们商量要对《封神演义》原著情节进行重塑，如呈现妲己形象时抛开“女人祸水论”，塑造纣王一角时还原他作为“人”的复杂一面。事实证明这些改动是大家喜欢的。
· 电影《封神第一部》剧照。姜子牙（中）、杨戬（右）、哪吒都是民间文学中的经典形象。
《封神演义》有点儿像我们汉族的史诗，讲的是一个民族的征战问题。一直以来，民间文学、传统民俗文化就是巨大的IP宝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文本，它本身是动态的。
这种“动”就像一潭深水，任凭外面翻天覆地，水下依然波澜不惊，因为民俗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就是老百姓自发选择的生活方式，热爱民俗就是热爱生活。
只要我们还在繁衍生息，民俗就永远有其生命力。
总 监 制：张 勉
编 审： 张 勉
轮值主编：余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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