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娟
1951年4月15日，梁思成发表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指出在市政建设高潮的前夕，保护北京城这伟大的杰作是每一个热爱首都的人所关切的问题。在阐述北京的城市格式时，他写道：“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
这段论述，是北京中轴线理念的首次提出。在文中，梁思成详细阐述了“中轴线”的范围：南起永定门，向北经中华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地安门、鼓楼，及至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这条贯通南北城的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
60年后，2011年6月，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经历13年的努力，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决议宣布时，清华大学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正好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从2011年到2024年13年间，作为中轴线申遗工作主要负责人，吕舟全程参与其中，带领团队查找资料、研究文献，实地考察、调研，组织撰写文本……
“今天北京中轴线能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它的价值不仅仅被北京市民、中国人民所了解，也被全世界承认、赞赏。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只是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也是我们一起对北京的一次建设，这一建设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吕舟在大会现场说。
两年前，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时，吕舟曾接受人民文娱记者采访，讲述申遗背后的故事。
“北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7处世界遗产的城市，中轴线上已有3处，现在要把这些遗产点串在一起，其实核心还是基于价值。故宫也好，天坛也好，中轴线上的每一个遗产点价值都很高，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讲单个的价值就足够，就能够讲清楚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明？”吕舟对人民文娱记者说，历经变迁到现在，7.8公里的中轴线是一个体系，包含了很多内容，应该共同来讲一个中国故事。
在中轴线上，吕舟最喜欢的是钟楼。每次看完钟楼，他都会在广场上多待一会儿，看小孩玩滑板、骑自行车，看中年人踢毽子，大妈跳龙绸舞，大爷下棋……看着看着，有时会恍惚，想象几百年前古人的生活。“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都在这条中轴线上延续和呈现，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以下是吕舟的口述。
不断生长的中轴线
提出北京中轴线申遗，也是受梁思成先生的启发。2009年，我和国内的世界遗产专家讨论中国世界遗产问题。讨论过程中，我提出北京中轴线可以申遗，得到一致认可。之后，我们便开始策划和筹备。
一开始，提到“中轴线”三个字，就有人误解。我和一个朋友聊天，问他，听到“北京中轴线”，首先想到什么？他说想起“中轴路”，“线就是路嘛”。他不会想到中轴线上的建筑群，而我们恰恰是把这些“攒”在一起成为整体。2018年，经过多方研讨，确定14处中轴线申遗遗产点，包括：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等。
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如何来阐述？对照《实施“保护文化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我觉得它最符合的一条标准是：一种文化传统或文明（已消失或仍在延续）的独特或至少独特的见证。那么，我们申遗工作就要围绕这个展开，包括撰写文本。要用文字讲出来北京中轴线为什么是一处世界遗产，它的价值到底在哪儿。其核心，是回答这条线是如何来承载和反映中华文明的，用今天的话说，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历史文化故事。
中轴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1267年，忽必烈让谋臣刘秉忠建新都，选址在今北京积水潭的东侧。最终，他们找了一个理想都城的方案，参照《周礼·考工记》，用四方城门与纵横街道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布局，而在城内，以一条中轴线为控制线，建造宫室和城市。都城的中心点，就是现在北京鼓楼的位置。1285年，元大都完工，中轴线长达3.8公里。忽必烈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一位元代帝王视自己为中华文明正统的继承人。
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大明迁都北京，并开始大规模修建紫禁城。当时沿用元代中轴线方位，向南延伸，中轴线全长约4.8公里。至明朝嘉靖年间，北京中轴线形成了今天长达7.8公里的规模。
到了清朝，中轴线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比如，乾隆在景山建了5个观景亭，排列有序、错落有致，其中万春亭正好建在中轴线的中心点上。绮望楼也在中轴线上，里面供奉着孔子牌位，清代官学堂学生在此祭拜先师孔子。景山的北侧，则是寿皇殿，供奉先帝的画像。这些建筑，这种尊崇儒学、体现孝道的文化，使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更为突出。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何处，有过很多讨论。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建在了天安门广场上，也在中轴线上。之后，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建在广场的东侧，人民大会堂建在西侧，对应的关系也是“左祖右社”——博物馆讲述历史的、文明的故事，代表“祖”；人民大会堂是人民参政议政的地方，反映“人民就是社稷”，代表“社”。
从元以来，所有重要的建筑选址都在北京中轴线上。时至今日，这条线仍在生长，大兴国际机场，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会场馆，都在它的南北延长线上。700年间，中轴线从创立到发展、强化，再到延续，和它对3000年前周代都城秩序的尊重，清晰地表达了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延续。所以，中轴线是一种“活的遗产”。
这条中轴线，承载了太多：它反映了中国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是700多年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承载了几乎涵盖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很多人要问，北京中轴线那么多价值，最独特的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独特的见证，这是其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它以整体空间格局，展现中国从古至今城市规划建设对于礼仪与秩序的尊崇。“择中而居”，以“中”对称的布局与设计方法，融合了儒家“居中不偏”的伦理思想、“中正和合”的文化传统……
申遗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在解决问题。比如先农坛，要恢复原貌，需要现址上的学校搬迁，如果搬迁，就可能涉及周围很多问题；再比如永定门，如果把现存永定门视为明代永定门的延续，在真实性上存在明显的疑点——真实性是符合世界遗产的条件之一。整个过程，是漫长的、复杂的，如今终于成功实现梦想。
发掘、激活文物的价值
北京中轴线申遗，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2009年前后，我们行业内有过一次讨论，到底中国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世界遗产？当时，我就想到可以把中国文明对世界有重大贡献的内容放进去。比如瓷器，尤其是景德镇御窑，青花瓷就是从那里走出，走向世界各地。16世纪的欧洲绘画中就出现了很多青花瓷。1987年，沉船“南海一号”被发现，经考古学家认证，这是一条宋船，仅在这艘船上就打捞出了18万件瓷器。可以想象，当时的瓷器是如何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同样地，北京中轴线也是如此。中轴线规划代表独特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中轴线规划是独特的，汉、唐时期的都城大多以宫室为中心，曾影响到日本奈良和京都等东亚地区的都市形态。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就是发掘、激活它的内在价值。很多时候，一件文物、一座古建、一个遗址，等等，它的价值是多样的，需要找到它的核心价值。
1994年，由于三峡工程建设，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抢救规划工作开启。此前，我曾带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张飞庙实习，做过测绘，于是受邀参与其中，被分配到四川云阳张飞庙。张飞庙需要搬迁，但它依山势而建，怎么搬？搬到哪儿？这都是问题。而公众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为何要保护它？
张飞庙是三峡风景名胜区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据传当年张飞在阆中被部将范疆、张达所害，二人取其首级投奔东吴，行至云阳，听说吴蜀讲和，便将首级抛入江中，为一渔翁捕鱼时打捞上岸，埋葬于飞凤山麓。后来世人在此立庙纪念，故有张飞“头在云阳，身在阆中”之说。
从历史价值来说，张飞庙始建于蜀汉末年，1870年发生水患，之后重建，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不算古；艺术价值也不是很突出，比不得武侯祠、杜甫草堂。但是它的文化价值很重要，三峡地区是一个三国文化链，张飞庙下去不远，有白帝城、八卦阵等。另外，它对当地人很重要。云阳人尊张飞是最重要的神，当地人脾气火爆都受张飞影响。这就是它的社会价值——当地人的精神寄托和信仰。
最后，我们商讨出一个方案——跟着云阳人民搬。2002年，张飞庙闭馆拆迁，溯江而上30公里，从原云阳老县城对岸的飞凤山，搬迁至盘石镇龙安村。云阳人民心气高，专门为张飞重塑了一座铜像，铜像送过来那天，沿途人山人海。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身在其中，能感觉到文物是“活”的，它跟人民是有情感联系的。
参与这个项目，对我有触动很大，认识到文物的价值是广泛的。也是从这次起，我真正走进文物界，开始做更多文物保护的工作。
文物是“活”的，文物保护没有固定的方案和模板，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保护其价值。大概也是1994年左右，有一天，我去武汉出差，和几个文物界的朋友一起吃饭，大家聊起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武当山的遇真宫要被淹了。遇真宫是明永乐年间建的，当时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时，我就说可以把它放在水上，像一座水上的仙山一样。这当然很难实现，只是饭桌上说说，之后不了了之。
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让做一个抢救保护遇真宫的方案。我就带着团队研究，做了一个方案：整体抬升，最终通过。2012年，遇真宫整体抬升15米，成为现在的样子。
其实一开始我们不是按“抬升”来的。遇真宫主体由中宫、西宫和东宫构成，其中西宫、东宫的地面建筑已经毁坏，成了遗址，只有中宫是完整的。我们提了另外一个方案：把中宫架空，东宫、西宫遗址放在地下，建一个地下博物馆，做成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程的一个常设站。我当时觉得这样特别好，但因种种原因，这一方案被否决。现在去想，当时整个思路是对的，活化、丰富了它的内容和价值。
遗产保护需要一种凝聚力
我做文物保护和世界遗产这么多年，实际上也见证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1978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建筑系是5年制，第五年选方向，我选了建筑史，研究古建筑、古城构造等。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授建筑史相关课程。后来，我一边上课、带学生实习，一边做一些文物保护相关的项目。
1988年，我有幸参加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ICCROM）举办的建筑遗产保护培训活动。当时，我还在清华大学任助教。半年的培训，学到很多国外建筑保护理念，结识了一些文物保护方面的国际专家，我的兴趣和事业也由此转向了建筑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
后来，我陆续参与到不少国际国内的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活动中。参与的越多，越能深刻体会到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对我们自己文化遗产的保护、申报世界遗产，其实都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途径。
这些年，我既是“申报专家”，也是“审查专家”，学到很多世界遗产理念，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遗产保护”是一个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味着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在处理世界遗产工作时，既要互相尊重，又要有文化自信。
以五台山申遗为例。2008年9月，按照申遗流程，申遗考察组的国际专家到五台山实地考察，我作为中方文化遗产专家接待他们。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五台山开放旅游，无序发展，拆迁难度很大，直到最后还是有几户坚决不搬走，而考察时外国专家又恰好看到这几户，当地领导非常紧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我的经验很简单：一是把握一个度；二是实事求是。我直接对外国专家解释了因为拆迁补偿未达成一致，导致这几户人家未搬走的情况，外国专家听后也都表示理解。第二年，五台山申遗成功。
但申遗，包括文物保护，最终的目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总在提要让文物“活”起来，怎么活？不是做个动画、做个冰棍就能活起来。这只是一个途径，让更多人接触它、喜爱它，最终，我们还是要思考：到底给他们什么。
有时候，我们过于关注申遗的阶段性结果，其实更应当关注通过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是否使世界真正增加了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目前，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倡导“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专家实际上是技术支撑，真正要做的是社区，是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人。不能因为要保护一座古城，或一个古村落，就把居民都迁出去。人搬走了，城或者村都空了，内核没了，还有什么文化价值？
中国也有一些古村落的“社区参与”做得很好。比如浙江兰溪诸葛村，是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整体保护的古村。村里人人都是文保员，300多幢古建筑都要挂牌，村民还要签订保护责任书。这就形成了一种民间的凝聚力。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凝聚力。去年，北京市开展中轴线文化创意大赛，3个月的征集时间，差不多收到3.7万件作品。有个学校说已经把中轴线贯穿到所有课程里，语文课、数学课，甚至体育课。还有一个班，全班同学站在中轴线不同的点上，讲述那个“点”的历史。就在这两天，一位86岁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做了一个中轴线上老北京生活的视频材料，自己还配了音。
这就唤起了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宝贝“藏”在箱子里是一种选择，但更应当把这些宝贝展示出来，变成一个让大家学习文化、了解历史的场所。通过中轴线、中轴线申遗，大家来认识北京，认识历史的北京与当代北京之间的关系，继而展望北京未来的发展。
等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那天，我应该也不会太激动。可能我会想，接下来还有什么能够表达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总 监 制：张 勉
编 审：苏 睿
轮值主编：余驰疆
关注人民文娱
点一下你会更好看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