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只有良渚文明这一个孤证。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

　　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位于西辽河流域，距今5500年到5000年。考古过程中，在遗址范围内的40多个山头上发现了用石头修建的大型圆形祭坛和方形积石墓，墓内随葬玉人、玉鸟、玉龟等精美玉器。在牛河梁遗址群地势最高的第一地点，发现了沿山脊由低向高逐层修建的一处规模庞大、由多层砌石台面和建筑构成的大型台状遗迹，台面上残存的石构建筑和出土的各型用于礼仪活动的塔形器、筒形器等遗物，表明此地极有可能是当时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在该祭台南侧，发现一座神庙遗迹，内有大量泥塑女神像，形体最大的达真人三倍，还发现了龙、熊、鹰等塑像残块。这处遗址极有可能是供奉当时的祭祀对象——女神的庙宇。在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还新发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遗址的线索，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可以看出，当时的辽河流域出现了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权贵阶层，他们死后被埋在宗教圣地，并随葬精美玉器，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出现了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到达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数个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一起。在对该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遗址之一的西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遗址周围用宽十几米、深数米的壕沟护卫。遗址的中心区是一处广场，广场附近有数座大型房址，每座房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加上周围的辅助设施，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和墙壁经过加工，十分平整光滑，可能是当时权贵阶层的居所和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壕沟外侧，发现了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大数倍。墓主人是一青年男性，身旁随葬一件制作较为精良的武器——玉钺，脚端随葬十几件陶器。这个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遗址所在地名为铸鼎原，传说黄帝曾在此地铸鼎，因而得名。在有黄帝传说之地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十分耐人寻味。

　　距今55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出现了数个大中型聚落，暗示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的主要发现有：一个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整个遗址面积117万平方米左右；有三处公共墓地，墓葬明显分排，其中两处墓地中都发现有一个夯土台，另一处墓地四周被围沟围绕；在内环壕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中，发现三排成组的大型建筑，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建筑基址本身约1800平方米；发现有9个有意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在同时期的青台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由9个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成为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社会分化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规模大的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达数十米的壕沟环绕，城外设置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相差悬殊。男性大墓的墓主人普遍随葬一件制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钺，反映出他们是掌握了社会军事指挥权力的军事首长，并依据手中的权力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

　　黄河下游的文明起源。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后于黄河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达近百件。墓主人为男性的大墓中，都随葬武器——玉石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差别悬殊，表明山东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已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初期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这个丛体内部，各区域在其文明化进程（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各个区域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凭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为目的、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点的礼制，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对周围广大区域施加了强烈影响，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有力支撑。距今10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最初的栽培农业，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业也取得了进步，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端倪。但是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社会。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剩余产品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也就不会有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花和鸟图案为特点的彩陶，曾向周围相当广阔的地区施加影响，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史前时期第一次中原史前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表明两地的高等级阶层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良渚文化的祭祀用代表性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和呈圆环形的玉璧，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石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都有发现。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中孕育出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