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得名与蜀族有关，是他称而非自称，这支族群最初活动在中原地区，后由于种种原因辗转迁徙至今天的四川省境内。由于中原人对该地区不熟悉，遂以自身熟悉的蜀族之名命名当地，称其为蜀地，意为蜀族所到之地。但对该地区的情况却并无了解，史书“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的记载暗示了这一点。四川地区被纳入中原大一统的王朝之后，蜀之名称遂成为定制，一直流传至今。四川得名为“蜀”是先秦时期族群迁徙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体现。

　　蜀族：一支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的族群

　　蜀族是一支古老的族群，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同黄帝、颛顼产生了联系，甚至还曾有通婚的行为，实力之大可见一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族之女为妻，生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夏王朝时期，蜀族与夏桀曾发生过一场战争。据《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为了抢夺美女，攻伐蜀族并最终获得胜利。

　　从商朝开始，我国历史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蜀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增添了实物资料。从卜辞的记载而言，商王时常“至蜀”“在蜀”（《甲骨文合集》20584、20854、21723、21724），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商王还经常“贞蜀受年”（《合集》9774），占卜蜀地的粮食收成如何，以便前往收取租税。一旦蜀人不从，便“共人（征）蜀”（《合集》6858、6859），甚至派遣“使”（《合集》21730）驻守蜀地进行政治监视。另外在卜辞中，还见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族的情况。商朝末年，政局动荡，原居蜀地的蜀族部分西迁，部分留守。西迁的蜀族加入武王伐纣的阵营，《尚书·牧誓》中有明确的记载。留守的部分蜀族则同商王室共进退，成了周人攻伐的对象。

　　西周以后，西迁的蜀人继续带着同黄帝、颛顼有关的历史记忆迁徙至今天四川省境内，并与当地人渐渐融合为新的蜀族。由于四川盆地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原人对其族群的印象也慢慢淡化，直到战国时期才又逐渐明朗。

　　蜀族最初活动区域：中原腹心地带

　　黄帝、颛顼作为中华“人文初祖”和“上古五帝”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原本的活动区域就在中原一带。如黄帝，《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曰：“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故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最早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为揭示黄帝族群的活动地域增添了大量新的科学证据。又如颛顼，《文选·思玄赋旧注》曰：“少昊金天氏居穷桑，在鲁北。”《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曰：“空桑，地名，在鲁北。”种种文献的相关记载，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黄帝、颛顼的活动区域，也反映出上古时期蜀族活动的大致区域。

　　夏王朝时期，蜀族同样活动在中原腹地。《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岷山，实为蒙山，岷、蒙古音都为明母，音近互通，《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蒙阴条目下注曰：“《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顼国在蒙山下”可证。故在《左传》对宣公十八年、成公二年、昭公七年战争的记载中，多次出现了带有蜀的地名，且地望都在中原地区。

　　商朝时期的蜀地，同样在中原腹心一带。上文提到卜辞记载商王时常“至蜀”“在蜀”“贞蜀受年”，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和粮食收成情况。商王频繁来往蜀地，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区域重要性而言，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应相隔甚远。由于当时的“祸”对于统治阶级意义重大，商王多次去蜀地，甚至可以说蜀地与商王朝的腹心区域不远。在卜辞中，常常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另一方国的记载，从逻辑角度和实际情况而言，当时作战的两个方国相距皆不远。据此，假如卜辞中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地的记载，那么只要能确定这一方国的地望，便能推测出蜀地的大致方位。在卜辞中，有多条缶攻打蜀的记载（《合集》06860、06861、06862、06863等），缶的地望在今河南境内，古今学者多执此说，而缶又常与雀交战，雀之地望据学者考证在河南温县一带，卜辞中记载雀人在商王室担任重要职位。结合商王、缶、雀三者与蜀的联系，蜀之地望当在今河南境内。

　　周原甲骨文有两条关于蜀的记载：（1）伐蜀兹（H11:68）；（2）克蜀（H11:97）。周人攻打的蜀，据《逸周书·世俘》的记载，“庚子，陈本命伐宕、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自）蜀、宕至”。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仅6日，按《诗经·六月》毛传“师日行卅里”算，6日则为180里。又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可见单边90里的距离并不远。这又从另一侧面证明卜辞中的蜀地就在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

　　“蜀”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大约在西周初期，这支迁徙的蜀族辗转反侧进入四川盆地，同当地族群渐渐融合，蜀族完成了从中原地区到今四川地区的迁徙。中原地区文献基本不再见到有关于蜀的记载，直到东周时期才因为与秦、楚大国发生关系而再次进入中原人的视野，重新被写入了史册。今天的四川地区，在古时候最早被称为什么，由于文献的缺失并不知情，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蜀见于中原文献记载，是他称而非自称，且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此时中原人士对今天四川地区的情况尚无多少认知。第二，在古时候当地（今四川地区）人的历史记忆里，只有五个王，即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而他们既是酋邦首领、是共主，同时又是王朝的代号。第三，按照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人类族群的迁徙有“名从主人”的命名规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的地名，命名新迁至的新土。秦灭巴蜀后，四川盆地被纳入中原大一统的王朝，蜀之名称遂有了特定的含义，一直流传至今。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曾出土一件名为“太阳神鸟”的金箔，属殷周时期的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对太阳的崇拜；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象征对鸟的崇拜。对太阳和鸟的崇拜多见于东方的族群，如金箔的四只鸟造型，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俊，清人孔广森注《大戴礼记·帝系》时认为“俊即喾也”，王国维先生考证后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里亦执此说，顾颉刚先生认为俊即是舜，三位学者的观点都将帝俊之“使四鸟”指向东方；东方的族群又十分崇拜太阳，其大神少昊之“昊”字，从日从天，金文（师昊父簋）可见一斑。加之“太阳神鸟”金箔时间为殷末周初，恰同蜀人迁徙进入四川盆地的时间相当，其后当地族群逐渐开始崇拜鸟（尤其以四只鸟、十二道太阳光作为造型的构图）和日出太阳等华夏原生文化，生动地展现出先秦时期四川地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

　　据文献记载，“蜀”自上古时期始便同中华文明关系密切，蜀国的建立始于人皇，蜀族的先祖乃是黄帝，蜀族的母家则为颛顼。作为华夏支庶，蜀族还与治水的大禹产生联系，演化成流传甚广的“禹生石纽”传说。作为中华文明勃兴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同样能清晰地洞悉出“蜀”在其历史长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蜀族以族群迁徙的方式，将中华文明的基因带往其他地方，大大促进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互鉴，成为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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