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医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展了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识别的标准，就是民族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民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是民族识别的重要因素。民族医药是各民族人民与生俱来的需求。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医药积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医药。这些民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疾病状况、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它是一种长期积累与发展的过程。他们的医药知识有多有少，或存或失，但不会完全没有。其中，历史上有文字的民族，其民族医药的保存、记载、梳理、传承、发展，都比较好。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不少的理论建树。历史上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其民族医药全凭口传心授，缺乏文字记载，容易消失，于是也就很难被现代医学及卫生行政当局所认可。但是，无论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医药，还是无文字记载的民族医药，都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的一部分，为本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繁衍昌盛做出了贡献。
（三）中医学与民族医学的原则区别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是历史的正常现象。一般来说，历史上有文字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保护力比较强，其民族医药积累丰富、著于典籍、自成体系，如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傣医学、朝医学、彝医学、哈萨克医学等。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周围被大民族笼罩着、庇护着的少数民族，其原生态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的冲击，以至被渗透、被同化。表现在传统医学方面，也是这样。总的来说，中医学和民族医学是互相交流、互相渗透的。中医学对民族医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有不少中医学理论被民族医学所接受，或者被断章取义地应用；民族医学中也有不少医技和药物被中医学所吸收，日久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如张骞通西域，就给中原地区带来了胡麻、石榴、红花、葡萄、胡芦巴等。《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这说明中医学的发展吸收了许多民族医学的成分，而民族医学受到中医学的影响更深、更大。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毛南族，历史上本来是有传统医药的，但乾隆嘉庆年间当地有一位读书人谭妙机（1771—1849），只身赴四川峨眉山问道学医，返乡时把中医知识带了回来，而后行医授徒，和当地的草医草药结合在一起，以至毛南医药中有较大的中医成分，这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但不管怎么说，有民族差异在，就有民族识别在。从总体上讲，民族医学和中医学之间，不是大同小异的问题，而是小同大异的问题。民族医学不是中医学的某个分支，不是中医学的地方化或民族化，两者有原则的不同。在学术上，民族医学是中医学平等相待的姊妹。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有四点：一是自然生境不同。医学是人学，自然环境、气候物产、人种体质、饮食食品、生活习俗都有了变化，疾病谱和医药焉能相同。
二是文化背景不同。中医学的文化背景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以儒、道为主。藏医学是以藏传佛教为文化背景，更早有象雄文化的根子。蒙医药以藏传佛教为文化背景，也残留萨满文化的影子。维医药以伊斯兰教为文化背景，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较多。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一般认为是在10世纪。11世纪初，阿拉伯地区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医学家伊本西纳（西方称阿维森纳），他的《医典》一书代表了那个时代医学的高峰，被阿拉伯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在中世纪，欧洲一直将该书当作权威的医学教科书沿用了800余年，其中的许多内容可追溯到古希腊文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以多神崇拜、图腾崇拜为文化背景，他们的传统医药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这些民族医药文化，显然都和中医药文化有很大不同。
三是医学理论不同。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四诊八纲、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藏医药以地水风火空“五源”学说和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理论核心。维吾尔医药的基本理论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四体液学说（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为基础。傣医药受印度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古印度医学的影响，以“四塔”（风、火、水、土）、“五蕴”（色、识、受、想、行）为基本理论。壮医药以阴阳为本，天、地、人三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火路）和“巧坞”主神为基础理论，如此等等。
四是医技方药不同。中医常用中药约400～600味，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一方吃全国”之称，外加一些进口药（南药），药材部门经营的中药约1000种左右。藏药则以青藏高原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为主，加上从南亚等地的进口药材，其中诃子（阿鲁拉）是“药中之王”。维吾尔医药主要以新疆和西亚、阿拉伯的植物药及《海药本草》中的香药为主。同样是灸法，中医用的是艾（菊科植物艾的叶子），藏医用的是火绒草（菊科植物分枝火绒草的全草）。同样是拔火罐，壮医用在草药里煮过的竹筒，增加了药效。浸煮药罐的草药有杜仲藤、三钱三、五爪凤等，具有祛风除湿、散寒止痛、舒筋活血、拔毒消肿的作用。大黄一味，中医用于泻下，回回医学用于“燥湿排浊、吸收炎性体液”。
因此，从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理论体系、医技方药四者来看，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是有原则不同的，笼统地说民族医药是中医药的一部分是不妥的。
（待续未完......）
来源：《民族医药与民族文化》
作者：诸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