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雷在《企鹅哲学史》这样评价斯宾诺莎：
“相对笛卡尔，斯宾诺莎有着更广泛及更重要的影响，其程度大到甚至说他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也不为过。”
斯宾诺莎曾写道：“民主是所有政体中最自然、最符合个人自由的政体”，而迷信的最佳解药是研究科学，“因为人们对自然的了解越少，就越容易编造出虚构的思想”。
格林雷提到的西方历史进程，应该与斯宾诺莎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观点相关。
1632年，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西班牙流亡的犹太人团体之中，24岁被犹太教会驱逐，被指为是“令人憎恶的异端”，并判他“行为荒诞”。具体的荒诞行为是什么却从来没有说明。
离开阿姆斯特丹后，斯宾诺莎在小镇当透镜磨制师，45岁患上肺部疾病英年早逝，死因可能与吸入玻璃的微尘相关。
作为一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发生过冲突的自由思想家，斯宾诺莎知道，偏执和狂热不仅是强加给人民的，也是人民自行赋予自己的。他小心谨慎，不激怒群众，坚持使用知识精英的语言拉丁语写作，并表示不鼓励“大众以及与大众有同样激情的人”阅读他的书。
当《政治论》被评价为“魔鬼自己在地狱中写就的作品”后，斯宾诺莎决定不再出版任何著作。他还拒绝了海德堡大学教授的任职邀请，理由是担任官职会让他遭受更多攻击。他的余下著作，全部以手稿形式交给朋友在他死后付诸印刷。
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中的神与教堂崇拜的神截然不同。他认为神是“绝对无限的存在”。既然神是无限，神不可能存在于某个地方，例如只存在于天国，却不存在于我们这里。如果神存在，那么祂一定无处不在；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也不能与祂分离。
他甚至用了“神即自然”这句短语。也就是说，永恒和无限的存在，一切的万有可以称之为神，也可以称之为自然。假如神与宇宙或是自然没有区别，那么神便无法做人们认为祂会做的事情：聆听祈祷，创造天地，说有光，就有了光。
对当权的教会来说，“神即自然”绝对大逆不道，只是这句话是见于斯宾诺莎死后出版的《伦理学》之中，即使教会大为光火，也无可奈何。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被雅典议会判处死刑，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好像变得聪明而谨慎了，明白到在公共场合说出真相异常危险。
斯宾诺莎有一枚戒指，用拉丁语镌刻着“小心点“。看来，这枚戒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保住他自然死亡的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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