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叙事体系中，“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沂蒙精神的渐次生成和不断构筑，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山区的生动写照，是党同人民群众始终血肉相连的实践验证。“党群同心”的本质，是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性，亦即党和群众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帮助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遵循。从进入沂蒙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那一刻起，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把“人民”二字牢牢镌刻在心上，一切为了群众利益，一切为群众着想。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的多重剥削、奴役和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只能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在沂蒙人民遭受日军蹂躏、生灵涂炭的危急关头，共产党率领部队来到沂蒙山区，用生命和鲜血守护人民的家园，救人民群众于危难之中，用心用情帮助群众、服务群众，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并通过民主选举、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措施，使广大沂蒙人民逐步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以及被肆意欺凌的悲惨命运，开始“翻身做主人”。
可以说，共产党给沂蒙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幸福与解放，沂蒙人民发自内心地把共产党当作“主心骨”和“贴心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更加积极地投身和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也正是这样的“党群同心”，推动着沂蒙精神不断向前发展，并成为沂蒙人民的意识自觉与行动自觉。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一部沂蒙精神发展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沂蒙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热爱人民，号召“一切战时、平时环境要处处爱护群众利益”，为保卫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展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政治信仰；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无比爱戴、视如亲人，他们毁家纾难、奉献所有，支援军队、支持革命，熔铸了军民血浓于水的感情，谱写了拥军支前的壮丽史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正是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同频共振，正是这种同心向党、鱼水情深的双向互动，铸就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钢铁长城，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推动革命事业走向胜利。
“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这样的情节不是文学作品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场景。在艰苦的岁月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浴血奋斗、救苦救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群众从实践中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八路军、解放军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因此，在开展规模宏大的支前工作，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的同时，群众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
沂水县沂水镇朝阳官庄的王步荣（夫姓彭）大娘，有五个孩子。1938年，她的二儿子参加八路军，翌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她强忍悲痛，又把三儿子送到区中队。在抗战最困难的1942年，她又把四儿子送到部队，并动员唯一的女儿参加部队的医护工作。1944年，她又把留在身边照顾她的大儿子也送上战场。1945年，《大众日报》对这一感人事迹进行了报道：“朝阳官庄彭大娘，拥参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彭大娘四儿一女上战场。”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翻身解放的农民以及工人、商人、青年知识分子等纷纷参军，特别是翻身农民为了保住胜利果实，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出现了大量送子参军、送郎参军、未婚妻送未婚夫参军的生动感人事迹。正因为解放区人民源源不断地把优秀子弟送往部队，解放军才得以不断壮大，越战越强，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敌人，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水乳交融”指水和乳汁融合在一起，比喻关系十分融洽、结合十分紧密。如果说“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是从构造主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诠释沂蒙精神的初始起因，“水乳交融”则从更深层次、更高维度概括了沂蒙精神的创生之根与发展之本，体现了山东根据地党群干群之间高度紧密、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情谊以及军民肝胆相照、共克时艰的历史传统，昭示了我们党永不褪色、长期执政的根源，是党和人民群众双向良性互动的必然结果。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从来不是互相牵制、互相对立的矛盾体，而是互通共融、休戚相依的关系体。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执政优势的最大体现就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沂蒙精神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忠实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范例。
蒙山高，沂水长，好红嫂，永难忘。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地处山东根据地腹地的沂蒙山区涌现出一个令天地动容、令世人敬仰的伟大母性群体，这就是“沂蒙红嫂”英雄群体。无数的沂蒙妇女送子参军、送夫支前，她们用柔弱的肩膀、质朴的行动，与浴血奋斗的战士们共同撑起战争最后的胜利，完美诠释了“英雄”的真正含义，而红嫂也因此成为舍生忘死、无私奉献、一心向党的沂蒙妇女共同的名字。抬担架、送情报、运弹药、筹军粮、缝军衣、做军鞋等一件件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宁死不屈的吕宝兰、“永远的新娘”李凤兰、“民兵英雄”侍振玉、拥军模范王步荣、“沂蒙母亲”王换于、“沂蒙大姐”李桂芳、“不能让烈士断了根”的张淑贞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光辉典范，背后是无数个用信仰和生命为革命事业写就壮阔诗篇的沂蒙妇女。
她们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和掩护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军人和干部，顶起了沂蒙革命老区的“半边天”。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沂蒙山区有42466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护伤员19776人。
当时创编的《九子峰战斗歌》曾唱遍沂蒙山区：“满山的青草发了芽，老大娘前线来送茶，问一声八路同志辛苦了，打鬼子保家乡为了大家……”
“生死与共”指生和死都在一起，比喻情谊极为深重、关系极为密切。这就将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浓度升华到了“生与死”的忘我境界，体现出了沂蒙精神的筋骨与血肉。沂蒙精神之所以可歌可泣，就在于它代表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以鲜血与生命来诠释的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闪耀着至真至诚的人性光辉。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水乳交融”与“生死与共”之间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水乳交融”和“生死与共”的联袂，已然突破时空的界限，彰示了山东根据地党群、军民浑然一体、双向赋予、共同奔赴的互通共融状态与融合共生格局，彰显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沂蒙精神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巍巍沂蒙八百里，革命英雄垂青史。抗日战争时期，沂蒙曾涌现过四次参军热潮。第一次参军热潮出现在1938年至1939年，此时根据地尚未建立，但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呈现出空前的参军高潮。如沂南县依汶乡的朱家里庄和葛沟镇的石泉庄，就各有10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第二次参军热潮发生在最艰苦的1941年到1943年。第三次参军热潮发生在1944年，仅沂中县就有1496名男子参军。1945年，为准备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又掀起了第四次参军高潮，仅1月份，鲁中根据地沂蒙区，就有8111名沂蒙汉子报名参军。在战争中，大多数的沂蒙男子，拿起武器就上了前线。那时参军往往意味着牺牲，但群众的热情不减反涨。“一门双英”“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的模范家庭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一门七英”的模范家庭。
提起沂蒙山人民，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民。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其中，“推小车”的人就是沂蒙汉子。除去当兵的、打游击的，剩下的男人已经不多了。这些为数不多的男人，所担负的责任，不比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逊色。他们从沂蒙家乡出发，路经江苏、安徽，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冒着枪林弹雨，把战场上急需的弹药、粮食、衣服、药材……运上去，把伤病员送下去，把牺牲的烈士埋葬掉。特别是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坚壁清野”的最黑暗时期，为了让躲藏在深山幽涧的子弟兵吃饱穿暖，他们千方百计、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把急需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东蒙镇发生的一场战役中，弹尽粮绝的八路军战士120多人被围困在塔山东、黄崖寨西北一片山坳里，最后全军覆没。为了安葬这些烈士，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山去，趁夜色悄悄把烈士们埋葬。当时的敌人就驻扎在沥水崖西侧的一座山头上，上山的村民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稍有闪失，就会命丧黄泉。可即使这样，那些留在家里的沂蒙汉子还是义无反顾。
沂蒙精神是一个动态演进、不断发展的精神范式，也是一座巍然挺立的精神高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扬赓续沂蒙精神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和实现的事情，而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过程。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从而将沂蒙精神中内嵌的红色基因和价值导向创造性地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深层动能，是谱写新时代沂蒙华章的终极旨归。
来源：《中国新闻发布》杂志2024年第12期（总第036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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