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伯潜（一八九二至一九五六），名起龍，又名尹耕，以字行，生於浙江富陽新關村。父蔣建侯爲秀才，後弃舉業。
在父親督責下，蔣伯潛八歲熟讀《四書》，十三歲能背誦全部《十三經》。2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受業於錢家治、張宗祥等名師，並於一九一一年畢業，先後在閬苑小學、美新小學任教。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受業於錢玄同、胡適、馬叙倫、魯迅等名師。一九一九年，參加五四運動，在《新青年》《東方雜志》等刊物上發表文章。當年畢業前夕遭父喪，之後入嘉興的浙江省立第二中學任教員。又先後在浙江省第一中學、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浙江省女子中學、浙江省立杭州師範學校任教。其間與宋雲彬、夏承燾、俞平伯、朱自清、郁達夫等人有交往，學生中有馮雪峰等人。一九二五年，蔣伯潜與馬叙倫參與策動浙江省省長夏超起義，回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後因事泄而失敗。一九二七年，任《三五日報》主筆，抨擊時政。抗日戰争爆發後，在上海大夏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授，兼任上海世界書局特約編審。上海淪陷後，受聘西南聯合大學，未能成行。後回鄉從事著述。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主任。一九四八年，出任杭州師範學校校長。
一九四九年後，應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之邀，任浙江圖書館研究部主任。同時，被選爲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五五年秋，調入浙江文史研究館任研究員。
蔣伯潜像
蔣伯潜先生個性開朗，“健談，談笑生風，善謔”，“和藹可親，人人樂與之交”3。他文思敏捷，著述頗豐，於經學、諸子學、文學皆有造詣。主要著作有《經與經學》（與蔣祖怡合著）、《十三經概論》《經學纂要》《諸子通考》《諸子學纂要》《中學國文教學法》《校讎目録學纂要》等。
《經學纂要》是一部介紹經學和十三經的學術普及讀物。自西漢設立五經博士，闡釋和研究儒家經書的經學被尊爲官方學術，成爲中國古代的國家意識形態。這一情况到了現代中國纔真正發生變化。隨着科舉制度的廢止與現代學術分科的確立，經學不再享有過去的崇高地位，而成爲現代學術的一個分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少從事文史研究的現代學者，都撰寫過經學的普及著作，如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朱劍芒的《經學提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范文瀾的《群經概論》和周予同的《群經概論》，黄壽祺一九四五年撰寫的《群經要略》，都對十三經逐一作了介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錢基博的《經學通志》、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朱自清的《經典常談》，也包含了對多部儒家經書的介紹。這些著作在介紹群經源流和特點時各有各的寫法，而蔣伯潜的《經學纂要》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種。其内容頗爲詳細，體例也比較合理，對於瞭解經書與經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經學纂要》共分十四章，前冠一篇《緒言》，後附一份《十三經注本舉要》，給經學學習者以極大便利。從内容而言，《經學纂要》可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對經學和經學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介紹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第一章《十三經解題》、第二章《十三經撰述人（上）》、第三章《十三經撰述人（下）》、第十三章《經學史鳥瞰》、第十四章《經今古文學》，分别涉及十三經的名稱、撰述人、經學史的發展脉絡、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争。通過這幾章，讀者能够對經書、經學和經學史的最重要問題和有關争論有一個大致的瞭解。二是對十三經的逐一述要，從第三章到第十二章，依次介紹了《周易》《尚書》《毛詩》《周禮》與《儀禮》《禮記》（附《孝經》《爾雅》）、《春秋》經傳、《論語》和《孟子》。其中《周禮》和《儀禮》合爲一章，在第八章予以介紹，《春秋》及三傳在第十章予以介紹，《孝經》和《爾雅》的介紹比較簡略，附於《禮記》之後。可以説，這樣的章節設計兼顧了經書、經學和經學史的知識，避免了僅將十三經逐一羅列介紹的簡單做法，使讀者對經學的瞭解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在縱向和横向上都能够通貫。
《經學纂要》雖然是一本介紹和普及經書和經學知識的著作，但作者在廣泛援用前人成説的基礎上，對其中的關鍵問題常常作要言不煩的考辨，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又注意緊扣核心問題，不横生枝蔓，這皆使該書成爲一部富有學術見解的著作，而不止是客觀知識的介紹了。
《經學纂要》正中書局版封面
在《緒言》中，作者對學習和研究經書和經學的必要性作了這樣的解釋：“‘經’之中，有古代的哲理、文學、史料，以及制度、風俗……我們可以由此尋得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泉，藉以瞭解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所以現在雖不必像科舉時代那樣去死讀經書，以博科名，但是‘經’和‘經學’，却不能不知道它們的大概。”4這段話凸顯了科舉制度終結之後現代學者研究經書和經學的意義。而《經學纂要》撰寫的目的，在《緒言》的最後部分講得很明確：“本書先就所謂‘十三經’者，作簡明的述説，再由西漢直至現代，略述經學的歷史，旨在使讀者從本書中獲得所謂‘經學’的常識。至於經學專門的研究，則須讀者自己去下工夫了。”從横向來説，介紹十三經的情况，從縱向來説，略述經學的歷史，使讀者獲得經學的常識，這就是《經學纂要》一書的寫作主旨所在。
第一章《十三經解題》，對十三經以及其中每部經書的名稱作了解説。對其中有些問題，作者提出了自己鮮明的見解，如《易》之名稱的含義，一般學者總是追溯到《易緯·乾鑿度》中“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的説法，而本章認爲“《易》含三章義，《繫辭》中原有此意，並不始於《易緯》”，而《乾鑿度》的説法衹是“取《繫辭》之説而小變之”。又如《周禮》原名《周官》，本章認爲其改名爲《周禮》“完全是劉歆的主張，王莽所采行”，又説“東漢以後，《周官》《周禮》二名還是互見的”，作者在另一部著作《十三經概論》的第四編第一章中也列舉了不少例子來佐證這一説法。5在説到《孝經》時，作者特意提醒道：“十三經中逕名曰‘經’的，衹有這一部《孝經》。可是《孝經》的地位，至多僅與《禮記》諸篇相當，衹能説它是‘記’，不能算它是正式的‘經’。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有些觀點，則與現在學界通行的説法不同，如《孟子》入經的時間，本章認爲：“五代時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經，不列《孝經》《爾雅》而加入《孟子》，《孟子》已列於‘經’了。”6但現在學界一般認爲，孟昶刻石經共十部，而《公羊傳》《榖梁傳》《孟子》是宋代補刻的。《孟子》第一次作爲“兼經”進入科舉考試是在王安石主導的熙寧四年（一〇七一）貢舉改革中，而第一次刻石在宋徽宗宣和六年（一一二四）。7無論如何，本章提供了關於十三經名稱的多種説法，彙聚了相關材料，對我們了解十三經名稱的來源和意義是很有啓發的。
第二章《十三經撰述人（上）》，對於《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六部經書的時代和撰述人有詳細的闡説。這些經書究竟由誰撰述，古代本就有許多不同的説法，且很多是針鋒相對的。本章綜合各家意見，於分歧之處，有的百分之百予以肯定，有的則采取或然的判斷。如《易》之重卦究竟由何人所爲，本章先指出“舊有四説”，分别爲伏羲、神農、夏禹、周文王，經過一番考證，作者認爲“當定爲文王”，而“卦辭、爻辭的作者，亦當定爲文王”。這是確定的意見。對於孔子是否删《詩》的問題，作者則給出或然的判斷：“或者古詩本如此之多，史官、太師等已加一番選編，孔子又從而撰次之，亦未可知。……所以孔子删《詩》一事，雖未能斷爲必然，亦未能斷爲决無此事。”儒家經書和孔子的關係，向來是争論不休的話題。對於一部經書的撰述，孔子到底有没有參與，參與到何種程度，可謂聚訟紛紜，難成定讞，在文獻材料有限的情况下，作者這一或然的判斷，體現出極爲審慎的態度。關於有些經書的撰述者，雖然古人的舊解不可采信，但並不能因此否定撰述此經書之人的功績。如《周禮》，舊題爲周公作，作者並不認同。但談到《周禮》的撰述者，作者仍然抱着肯定和欽佩：“此人姓名雖不可考，自是大才。他掇拾周代遺制，參以己意，編成此書，以待後世王者取法。……所以此書雖非周公所作，而其作者的理想力和創造力，倒很值得佩服。”這就表明，本書作者並非僅以撰述人的身份來論經書價值的高低，《周禮》不是周公撰述，並不妨害它是一部系統闡述官制的名著。
第三章《十三經撰述人（下）》對《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諸書的時代和撰述人做了介紹。和上一章一樣，本章對前人的説法多有辨正。如《論語》的纂集，作者認爲：“此書不成於一人之手，而係孔子弟子各有所記，其後乃由再傳弟子纂集成書，但有子、曾子二人之弟子所纂最多而已。”又如《爾雅》是否爲周公所作的問題，本章説：“謂《爾雅》全書皆周公作，固誤。謂《釋詁》爲周公作，而孔子、子夏續有所益，亦未可信。”《爾雅》之所以入十三經，與是否是周公、孔子的著作無關，衹是因爲它是“集録訓詁之書”。在本章的最後，作者總結孔子和五經的關係，先介紹古文經和今文經兩派不同的立場，古文經學家認爲五經皆周公舊典，而今文經學家“以爲五經皆孔子的創作，與周公無涉”，而作者則認爲，五經的材料，固然孔子之前就有，但“孔子之於五經，看似‘述者’，實在是一個‘作者’”，其重要性是不容抹殺的。這一見解，可以説是既嚴謹又圓融的。
第四章《十三經的今古文》，系統介紹了十三經的今古文問題。某一部經書，到底屬於今文經還是古文經，它又是怎樣流傳的，在本章中皆有清晰簡要的叙述。尤其是《尚書》的今古文問題，歷來屬於經學史上的重大事項。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古文《尚書》是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劉餘毁壞孔子故宅時在墻壁中發現的，《經學纂要》提出三個疑點：首先，魯共王劉餘卒於武帝初年，而《漢志》説他武帝末年在孔壁中得書，時間上有矛盾；其次，假設魯共王得書不是在武帝末年，而是在武帝初年，那麽爲何孔安國要到武帝末年纔進獻古文《尚書》呢？假設孔安國獻書是在武帝初年，那麽《漢志》記載的“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也説不通，因爲巫蠱事發生在武帝末年。這是時間上的又一個矛盾；再次，《史記·三王世家》記載魯共王事迹時，根本没有提到毁壞孔子故宅和得到古文經傳之事。所以本章最後得出結論説：“古文《尚書》原爲孔氏所有，非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壁而獲得的。”這個説法，與經學史一般的看法不同，是作者經過考證推斷所得，充分顯示了其質疑舊説的精神。
該書從第五章至第十二章，依次叙述了各部經書的大要。經書内容古奥難讀，每部經書的性質又不盡相同，結構也不一樣，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一部經書的特點充分彰顯，是很考驗作者學術功力的。質言之，這需要一種執簡馭繁的能力，非深通經書者不能爲。該書采取的辦法是基本按照每一種經書内各篇目的内容加以介紹，假如不便這樣做，則提煉出該經書的相關問題予以介紹。
第五章《〈周易〉述要》，從八卦説到六十四卦，再説爻，然後逐一介紹《易傳》的情况。最後，作者闡述了他對“《周易》的哲理的基本觀念”的理解，並總結説：“‘易’和‘象’，是全部《周易》的兩大基本觀念，我們如要閲讀《周易》，應特别加以注意。”這裏説的“易”，含有“變易”“易簡”“不易”三義，作者特别强調“變易”，而“象”包含現象、意象、法象三個維度，“從現象而得意象，而得法象”，“取各卦之意象爲法象”，這是作者對《周易》“象”的理解。
第六章《〈尚書〉述要》，先將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加以介紹，主要是每篇的文體、内容以及與其他篇章的關係。能歸入同一文體的，則放在同一類介紹。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並不介紹。最後介紹了《尚書》的文章特點與文獻價值。
第七章《〈毛詩〉述要》，按照“六義”的順序，先介紹風、雅、頌，再解釋賦、比、興。然後重點介紹了十五國風以及《毛詩》的文學特點，如以四言爲主、多用比喻、如何抒情等等。
第八章《〈周禮〉〈儀禮〉述要》，分别介紹了《周禮》和《儀禮》。本章對“三禮”的性質有明確概括：“‘三禮’之中，《周禮》《儀禮》爲‘經’，《禮記》爲‘記’。《周禮》的内容爲制度，《儀禮》的内容爲儀文。《禮記》有記制度者，如《王制》；有釋儀文者，如《冠義》；且有關於學術的通論，如《中庸》。所以‘三禮’的性質不同。”本章按《周禮》“六官”的順序來介紹《周禮》，又按照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即所謂禮之八大綱來介紹《儀禮》，而不是將《儀禮》十七篇逐一介紹，因爲作者認爲“十七篇的内容，八大綱可以盡之”。
第九章《〈禮記〉述要（附《孝經》《爾雅》）》，並不是將《禮記》逐篇介紹，因爲《禮記》内容相對駁雜，作者對各篇的重要性並非一視同仁。本章把《禮記》四十九篇的内容概括爲四類：一、通論學術及禮意者；二、記述古代制度禮俗，且帶考證性質者；三、專釋《儀禮》各篇者；四、雜記孔子和他的弟子或時人的問答者。其中第一類最重要，尤其是其中《禮運》《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五篇，“都有熟讀深思的必要”，本章當然也給予詳細的介紹。在作者看來，《孝經》和《爾雅》地位相對次一些，“《孝經》在經部中的位置，衹能和《禮記》四十九篇相當，《爾雅》則更在其下”。因此，《孝經》可略讀，《爾雅》是工具書，對文字訓詁特别感興趣並有志於學習的人，纔須必讀。
第十章《〈春秋〉經傳述要》介紹《春秋》和它的三部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春秋》當然没有辦法逐條細講，本章提綱挈領地拈出“正名”“尊王攘夷”這些《春秋》“大義”加以解説，並對“大一統”“素王”這些《春秋》學中的重要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對而言，本章對《榖梁傳》的介紹比較簡略。作者認爲，《春秋》及《公羊傳》《榖梁傳》的價值不在所記之事，也不在記事之文，而在於孔子寄托的“大義”以及對“義”的箋釋。《左傳》“其事則詳，其文則富”，是有價值的史書或文學作品。
第十一章《〈論語〉述要》按照前人的説法，把《論語》前十篇稱爲《上論》，後十篇稱爲《下論》。作者認爲，《上論》的前九篇和《下論》的前八篇都是記孔子之言，尤爲重要。而“《下論》十篇，就編制、文體、議論，以及對孔子之稱謂，與所記孔子之事實按之，其内容俱不及《上論》十篇之純粹”。本章還將孔子之學説分爲教學、道德、修養或做人的方式、政治、倫理、哲理六方面加以分析，幾乎涵蓋了《論語》的内容。
第十二章《〈孟子〉述要》寫法與《〈論語〉述要》後半部分比較類似，本章没有把《孟子》七篇逐一介紹，而是把孟子的思想“挈領提綱地分做幾類”：一是論性，二是論教育，三是論修養，四是論道德，五是論政治，六是論立身處世之道，分别闡述，最後還比較了《論語》《孟子》文章之不同，認爲《論語》之長在“簡樸”，《孟子》之長在“宏肆”。
十三經介紹完畢之後，第十三章爲《經學史鳥瞰》，按照時間綫對經學史作了一番簡要的梳理。這樣的梳理，本不求全面，讀者能看明白即可。我們發現，作者對清代的經學評價尤高：“清代的經學，不但超越唐宋，而且軼過兩漢，實在是經學史中的黄金時代。”所以，本章介紹清代經學的篇幅也最多。作者根據梁啓超的分期法，把清代經學史分爲“啓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詳加説明。最後，作者一再申明，回顧經學史並不是爲了開歷史倒車，而是旨在使讀者“了解固有的文化”，把它和世界文化結合起來，“胚孕出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新文化”，其高遠之用意，今天看來仍然通明，值得借鑒。
全書的最後一章爲第十四章《經今古文學》，就經學史上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争作了回顧，歸納了今文經學派與古文經學派的不同主張：首先是所列六經次序不同，其次是對於孔子印象不同，再次是所説古代制度不同。之後闡明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歧異對史學和文字學的影響。在本章最後，作者亮出了自己的鮮明立場：“我們現在研究經學，於這二大派之間，與其采取古文學，不如采取今文學。”他不否認古文經學有“客觀的近於歸納法的治學方法”，但感嘆“經今文學者借經義以譏切時政，却效孔子之以改制救世，也是學術界思想轉變的一種原動力啊”。在推崇今文經學方面，作者還特意引述了其好友、經學史家周予同在《經今古文學》中的一段話作爲佐證，讀者可以參看，兹不贅引。
《經學纂要》一書的内容大致如上。作爲一部普及性的介紹經書的讀物，它的特點也是很鮮明的。首先，它在結構設置上既重視每一部經書的介紹，又注重經學史的梳理，可謂有縱有横，縱横交錯，這比簡單羅列和簡介一部部經書的做法，學術含量和學術難度明顯更大，但讀者讀之，收穫也更多；其次，全書都滲透着濃濃的歷史意識，即使是介紹每一部經書，作者仍極重視經書撰述人的身份、經書傳授的源流、歷代解經的差異及與經書有關的史事，這都反映了一種强烈的歷史意識。該書不是就經説經，而是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出發來討論經書和經學。最後，該書雖談論經學，却並不采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寫法，行文簡明洗練，平易暢達，使讀者很容易深入經學之堂奥，真正了解經學。
當然，這是一部經學普及著作，而並非研究著作，書中雖多有具體判斷和見解，但在經學或經學史的大問題上，還是以總結和介紹前人成説爲主，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蔣伯潜先生長期在中學和大學任教，編纂了很多教材，他非常善於把艱深複雜的學問用明白曉暢的語言來表述，讓讀者更容易接受。該書也具有這一特點。他曾經自謙地説：“伯潛於經學，其卒不能專，不能深造而有得者。”8但能廣泛涉獵各部經書，條分縷析地在前人基礎上闡説相關問題，這不也是一種“深造有得”嗎？當年梁漱溟先生讀了蔣著《十三經概論》，曾有這樣的評論：“蔣著於此，既資借前人研究，又出於他自己卓識，加以判别抉擇，多有昭示，俾我們避免陷於錯誤，不自覺知；亦或節省了我們許多思辨之勞。我贊其爲功非小者在此。”9這個評價，也同樣適用於《經學纂要》一書。
本書一九四四年由重慶正中書局初版，一九四六年由上海正中書局再版（第一版），此次整理以上海正中書局本爲底本，參考了嶽麓書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整理本，特此説明。
注释：
1、 蔣伯潜著《經學纂要》新整理本即將由華夏出版社於二〇二四年出版。
2、蔣祖怡 ：《先嚴蔣伯潛傳略》，載《杭州文史叢編·教育醫衛社會卷》，杭州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第三一一頁。
3、希平 ：《記蔣伯潛》，載楊之華編《文壇史料》，上海中華日報社，一九四四年，第二六四頁。
4、蔣伯潜 ：《經學纂要》，上海正中書局，一九四六年，第一頁。以下引文凡未標明出處的，悉引自該書。
5、蔣伯潜 ：《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五一—二五二頁。
6、類似的説法也見於《十三經概論》，第八頁。
7、許道勳、徐洪興已辨蔣説之誤，參見氏著《中國經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七一頁。
8、《十三經概論》，第三頁。
9、梁漱溟 ：《蔣著〈十三經概論〉讀後特志》，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八六一頁。
扫一扫 加入我们
订阅号：jingyiwenxian
点击“在看”支持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