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雪婷||“伦理”与“道德”关系的演变——基于“西学东渐”进程中语汇翻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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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雪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汉语学术语境中，“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关系长期存在争议，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词源学分析、概念辨析等，但很少从译介历史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事实上，在“西学东渐”进程中，“伦理”与“道德”概念的翻译与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晚明时期耶稣会士携西学来华，二是清末基督新教传教士编纂字典，三是日本借字翻译西语。本文将详细阐述这三个阶段的翻译，并据此分析“伦理”与“道德”关系的演变。

单从构词来讲，中国传统典籍中就有“伦理”与“道德”两个词语。在古汉语中，“伦”与“理”最初是两个独立的字⁽¹⁾,“伦”与“理”的连用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即“乐者，通伦理者也”^[1]1458。“伦理”一词的含义，在汉代之后逐渐固定为“伦常名教”。同样地，“道”与“德”最初也是两个独立的字⁽²⁾,但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连用，如《荀子·劝学》中的“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10。“道德”一词的含义也主要是“伦常名教”,但更为强调“德”,即对“道”的体悟、内化，因而与修身养性相关。

但是，“伦理”与“道德”作为现代学科术语，却是16至18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产物。东西方文明的早期互动，主要体现在经典著作的互译中。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主的西方哲学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中国哲学经典也被翻译成西文^[3]121-128。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会士将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并开始翻译“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例如，高一志的《童幼教育今注》和艾儒略的《西学凡》都系统介绍了欧洲大学教育所授科目纲要。《童幼教育今注》将其分为文学、法律之学、医学(修疾治命之学)、格物穷理之学(费罗所非亚)、天学(陡罗日亚，即今天所谓“神学”)五大类。^[4]216-221《西学凡》将其归为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谓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禄日亚。”^[5]9但两人都认为，哲学(即费罗所非亚/斐录所费亚)可以分为五家。高一志将这五家译为落热加、非西加、玛得玛第加、默大非西加、厄第加^[4]219-220,艾儒略将其译为落日加、费西加、默达费西加、马得马第加、厄第加^[5]10-13。尽管两人翻译所使用的汉字和列举的顺序存在细微差异，但根据音译，不难理解他们所说的五家实际上是一样的。此外，两人都将ethics译为“厄第加”⁽³⁾,并分别给出了具体解释。高一志指出：“夫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礼之学也，其务不外乎三者：先以义礼修身，次以身齐家，终以家治国是也”^[4]220。艾儒略也认为，“修齐治平之学，名曰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理之学。……是第五家，大约括于三事”^[5]13。由此可见，他们对“厄第加”的理解都指向了《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4-5也就是说，“伦理”在这一阶段指的是言察义礼(理)之学或修齐治平之学。

同时，我们发现这一阶段的耶稣会士并没有翻译moral philosophy/moral science。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中，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moral science是同一学科。比如，在耶稣会《教育计划》为道德哲学教授制定的相关规则中，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moral science出现了混用^[7]108-109。从词源学角度看，ethics来自希腊语名词ἦθος(ēthos),而ἦθος(ēthos)被西塞罗翻译为moralis⁽⁴⁾,即现代英语中的moral。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说，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希腊语，一个是拉丁语^[8]6。

在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中，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于是ethics就成了耶稣会士翻译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核心词汇。在耶稣会士已知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指代同一学科的前提下，他们依然主要使用ethics作为这一学科的指称，显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但这恰恰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明末引入西方知识体系的过程中，moral philosophy及其翻译被隐没在ethics之下，作为现代学科核心术语的“道德”也尚未出现。直到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终结了这一阶段的传教活动，耶稣会士都未能给ethics找到合适的汉语译词，moral philosophy也未能进入译者的视野。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重新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moral philosophy开始进入译者视野，moral philosophy 与ethics 指向同一学科的事实也渐为人知。

这一时期对“伦理”与“道德”的翻译主要体现在字典的编纂中。因此，本文将在1815—1919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英汉字典中进行相关检索⁽⁵⁾。通过检索发现，“伦”“理”“道”“德”四字均出现在马礼逊的《五车韵府》、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司登得的《中英袖珍字典》以及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中，但在“伦”和“理”的词条下均未出现“伦理”一词，在“德”的词条下也未出现“道德”一词。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车韵府》与《汉英韵府》“道”的词条下出现了“道德”一词，但被译为virtue/virtuous, 而不是moral(s)/morality^{[9]821[10]867}。“伦理”与“道德”虽未检索出相应的独立词条，但它们都出现在相关的英文词条下。而ethics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字典中，虽然不同的字典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相似。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之前的字典中，ethics通常被解释为五常、五常之理、五常之道、五伦之道、五常五伦之道、修行之道、修德之理、修齐之理等。而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及其后的字典中，对ethics的解释中出现了“伦理学”“道德”“道德学”等译词^{[11]794-795[12]182[13]474}。同样地，通过对moral的检索发现，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之前的字典中，对moral的解释通常会区分名词词性与形容词词性。moral作为名词的基本含义是正经、端正、贤、善、良、纯善、纯良、愿、懿等，而moral作为形容词则多与其他词组成短语，其中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短语有moral writings(劝世文)、moral efforts(修行立志、为善修行之事)、moral conduct(善行、德行、品行端方)、moral sense(是非之心、良心)、moral philosophy(五常之理)等。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及其后的字典中，对moral的解释中出现了“道德的、伦理的、伦理、道德、道德学、伦理学”等译词^{[11]1473[13]893[14]338}。而morals在大多数字典中的释义是行为、习俗、德性、动作等，但在《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与《官话》中增加了“伦理”“道德”等译词^{[12]333[13]893}。morality的释义与moral和ethics多有重合，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用ethics来解释morality, 意为五常、五伦之分、行善之道、正经之事^[15]1194,在《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与《官话》中的moral(s)、morality等词条下，甚至出现了“道德”“道德学”“伦理”“伦理学”等译词^{[11]1474[12]333[13]893}。

在以上检索结果中，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出版之前，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就被认为含义相同，且出现了相同的译词，如“五常之理”;ethics与morality之间也出现了互释现象。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及其后出版的字典中，ethics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译词中出现了“道德”“道德学”“伦理”“伦理学”等现在通行的词语。虽然清末字典中关于ethics与moral/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翻译通常由多个不同的汉语词语表示，但它们的含义基本相同，都指向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与16至18世纪耶稣会士的理解一致，只是用词更为精简。当moral philosophy作为一个整体时，通常被译为“五常之理”^{[15]1194、1311[16]246}。而ethics也曾被译为“五常之理”^[17]754。ethics与morality之间更是出现了互释现象，且所用译词大致相同。新教传教士所使用的译词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morality所指的是同一学科名称，因而他们用相同或相似的汉语译词来翻译这些词语。至于moral philosophy/morality为何后来有了不同于ethics的独立译名，则需要进一步作出解释。

第二，如前所述，马礼逊《五车韵府》与卫三畏《汉英韵府》中“道”的词条下出现了“道德”一词，却被译为virtue/virtuous, 而不是moral/morality。而virtue在大多数字典中被译为“德”或与“德”组成的词语，但不包含“道德”一词。但麦都思《英华字典》、江德《英华字典》、麦嘉湖《英厦辞典》及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等字典都将其译为“道德”^{[18]1376[19]128[20]574[16]430(6)}。在西方，virtue通常被理解为道德品质或美德，特指个体或群体通过实践而获得的良好品德和道德行为⁽⁷⁾。在中文中，“‘道德’一词的本义是指人们行道过程中内心对道的体认、获得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品质”^[21]24。在这个意义上，将virtue译为“道德”是合适的。

如果将virtue译为“道德”,那么“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就相当于ethics与virtue的关系。《大英百科全书》关于virtue的定义就很好地显示了virtue与ethics的关系，哲学中的德性是指生活和行为符合道德原则⁽⁸⁾。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也是指行为符合伦理纲常而有所得。因此，“伦理”与“道德”和ethics与virtue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基于此，学者们将“道德”与“伦理”区分开来。“伦理”指客观存在的人伦关系及秩序，“道德”则指个体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而有德，即具备某种德性、品德。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对moral(s)/morality的理解不是“道德”或“道德的”,而是“五常、五常的、五伦的”。但在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及其后的字典中，对virtue的解释虽然保留了“德”的翻译，但“道德”这一译词却消失了。同时，“道德的、道德、道德学”等译词都出现在ethics和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词条下了。但这里仍存在一个问题，即“道德”一词为何不再用来翻译virtue?进言之，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是如何与“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形成定译的?

《英华大辞典》的编者在序言中提到，辞典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若干种优秀的英日辞典^[11]ⅱ-ⅲ。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主体，已由传教士转为启蒙思想家及思想敏锐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22]113。与伦理学相关的日著或日译书籍也经由他们的译介而传入中国，“伦理学”这一个来自日本的学科名称也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22]111-112。正如冯天瑜所说：“19、20世纪之交，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23]317因此，关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为何有了不同于ethics的独立译名，以及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如何与“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形成定译的问题，需要从近代日本借用汉语字词翻译西文的史实中寻找答案。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井上哲次郎将ethics定译为“伦理学”的，但开始用不同的汉语来翻译ethics与 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 从而使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有了独立的译词并最终被定译为“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的却是西周。本节将详细考证与论述这一史实。

在为ethics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寻找合适译词的时候，西周意识到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作为学科名称是相同的，但二者含义却存在差别。在《百学连环》中，西周首次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的知识体系。他将哲学分为六种：一是logic(致知学),二是psychology(性理学),三是ontology(理体学),四是ethics(名教学),五是political philosophy或philosophy of law(政理学),六是aesthetics(佳趣论)。^[24]146西周在解释ethics(名教学)时指出，ethics的拉丁语所对应的英文是moral philosophy, 而moral philosophy也可以翻译为“名教学”,进而认为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虽然是两个名称，但含义相同”^[24]159。在《生性发蕴》中，西周将假名エチツク( 读音为echikku, 对应英文单词ethics)译为“礼义之学”^[25]47,将モラリチ(读音为moraliti, 对应英文单词morality)译为“礼义”^[25]71。西周在此处延续了《百学连环》中的译法，使用相同的译词翻译ethics和morality。但西周在发表于《明六杂志》的文章中，开始将モラル(读音为moraru, 对应英文单词moral)或モラール(读音为morâru, 对应英文单词moral)译为“道德”。例如在《人世三宝说》中，モラール被译为“道德”^[25]514,モラリチー(读音为moralitî,对应英文单词morality)被译为“道德学”^[25]528。明治十年，西周在《利学》(即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的序言中指出，“彝伦学，即道德礼义之学也”,且“道德之学”有两个名字，其一是“谟罗尔”(假名为モラル),译为“道学”;其二是“埃智哿”(假名为エチツク),译为“彝伦学”,进而指出“两者所岐唯在大本，与枝叶之别，而彝伦学，则论涉乎行实动作之法者，其实一物二名”^[25]161-163。西周认为，“谟罗尔”是“道德之学”的大本，而“埃智哿”是“道德之学”的枝叶，但本质上是同一物。鉴于二者差异，为准确传达西学概念的含义，西周放弃原来的译法而使用不同的汉语词语来翻译。例如，在《心理学》的序中，西周将モラル译为“道德学”^[26]1,并在绪言中将エツチク(读音为ettiku, 对应英文单词ethics)译为“礼义学”^[26]3。由此可见，西周对ethics的翻译先后经历了“名教学、彝伦学、礼义学”等译法，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而对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翻译则相对固定，即译为“道德、道德学”,并沿用至今。

西周为何在意识到ethics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含义存在区别的情况下，依然认为二者“其实一物二名”?结合西周留学荷兰的史实，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他通过学习西学了解到二者指向同一学科，即“一物”;但ethics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分别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所以它们是这一学科的“二名”。简言之，西周用不同的汉语词语翻译ethics和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是其对西方文明了解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从词语本义上看，用“道德”来翻译virtue是合适的。那么，西周选择用“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来翻译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此，西周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他曾在《理之字之说》中将“道”作为“理”的对照词，认为“道”是指宏观层面的道理，“理”则指微观层面的道理^[25]598-599。孙彬指出，西周对“道”与“理”的理解来源于《韩非子》的见解^[27]130。《韩非子》载：“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28]208由此可见，西周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道”,这与他将“谟罗尔”(moral)译为“道德”、并将其视为“道德之学”的大本是一致的。因此，西周用“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来翻译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选择。换言之，西周用“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来翻译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 不是因为二者含义更接近，而是出于二者关系相互对应的考虑。在西方学术界，尽管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被视为同一学科，但ethics与morals的关系却很复杂⁽⁹⁾。西周未能从细节处准确把握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关系，于是从儒学中寻找表面关系相近的概念来与之对应⁽¹⁰⁾,即借“伦理”与“道德”的紧密关系来反映ethics与morals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周对于“道德”与“伦理”及其关系的理解，便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道”与“理”的含义及其关系。

自西周始，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便有了独立于ethics的译词。手岛邦夫指出，用来翻译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是西周的新造语^[29]214(11)。但是，西周并未将ethics定译为“伦理”或“伦理学”,这一工作是由井上哲次郎完成的。现有文献一般认为，井上哲次郎是在《哲学字汇》中将ethics定译为“伦理学”,并使之广泛流传开来的⁽¹²⁾。在《哲学字汇》与《哲学字汇：改订增补》中，ethics被译为“伦理学”,并附有“按，礼乐记，通于伦理，又近思录，正伦理，笃恩义”^[30]31[31]41的解释。但moral没有单独的词条，而是以moral philosophy/moral science的形式出现，前者被译为“道义学”,后者简单地写着“仝上”,即“同上”^[30]56[31]78。在1912年出版的《哲学字汇：英独佛和》中，ethics与moral的翻译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ethics的词条下列出了其拉丁语与希腊语词源，并列举了众多由ethics组成的短语^[32]48。moral也出现了独立词条，并区分了名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moral作为名词被译为“道德、伦理”,作为形容词被译为“道德的、伦理的”,其词条下列举了许多由moral组成的短语，其中的moral science被译为“伦理学”^[32]97。

总之，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学者通过直接学习西语掌握了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与ethics之间的差异，从此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具有了独立于ethics的译词，即“道德、道德哲学、道德学”。至此，“伦理”与“道德”形成分译，并固定了下来。

正如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33]149“伦理”与“道德”的定译，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通过考察两个概念的译介过程发现，“伦理”与ethics的定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道德”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的定译过程则较为坎坷。“道德”与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形成定译的曲折过程，使得“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呈现出三种形态。其一，随着西学的引入，ethics进入译者视野，moral philosophy却隐没于ethics之下。其二，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morality 指向同一学科的事实直到清末才在汉语语境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基督新教传教士翻译ethic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所使用的译词相近或相同，但后来与moral(s)/morality形成定译的“道德”却被用来翻译virtue。因此，“伦理”与 “道德”的关系相当于ethics与virtue的关系。其三，随着对西方文明了解的深入，西周意识到ethics与moral(s)/morality的含义存在差异，“道德”被用来翻译moral(s)/morality, moral(s)/moral philosophy/morality自此有了独立于ethics的译词，“伦理”与“道德”的含义及关系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理”的含义及关系。虽然“道德”的本义更接近于virtue, 但在西周看来，用“道德学”来翻译moral philosophy更能反映出ethics与moral philosophy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伦理”与ethics、 “道德”与moral(s)/morality形成定译时，“伦理”与“道德”所携带的ethics与moral(s)/morality背后的西方文明底色，就融入了东方传统文化基因，而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碰撞也使得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愈加丰富。此外，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含义及其关系的理解，还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不同文明的融合与碰撞，使得“伦理”与“道德”及其关系呈现出难以言明的复杂性。正如李晨阳所说：“哲学不仅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经验共性，而且体现出或多或少以自身方式来塑造对世界和生活的体验。”^[34]3“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含义，既体现了人类经验的共性，又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因此，学科意义上“伦理”与“道德”相近相通甚至可以互换使用，一旦追问其各自内涵及相互关系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