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次生病，我们虽然隐瞒着没有告诉他实情，但老人家心知肚明，他肯定想到了不久于世。此刻我们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老人家肯定不想死，不愿死，但他不愿讲出来埋在心里，不愿影响别人的情绪。
除了那次在合肥西园新村住院部时，唯一一次谈到死的话题，他老人家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过。那天早上，我当时看着父亲把这两笼小笼包子吃得精光，心里特别高兴，我就又去买了一些早点。我们家人多，父亲是家里顶梁柱，奶奶和母亲就做点好的给他吃，但父亲总说不喜欢吃，留给别人吃。累活重活也不要我们干，怕伤了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父亲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即便生了这样重的病，他心里清楚身体上的痛苦，心理上的折磨，也不愿意和家人诉苦，只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
做化疗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在那个医疗科学和医疗条件还不发达的年代，化疗有许多反应:呕吐、胃疼、肝疼、头疼、全身疼，撕心裂肺的那种疼。刚开始化疗的那天早晨胃口还很好，吃了两笼小笼包子，等到化疗药物起作用后就再也没有了胃口，吃东西牙也疼。孝顺的儿媳妇在肥东做好肉汤送过来，老父亲只能吃一个小饭团子这天晚上，我没有回肥东，陪老父亲住在简陋的病房里，我找来一只长凳，拼在父亲的病床边，半靠半躺在老父亲的身边。我看见老父亲难受得睡不着，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咬着床单，虚汗浸湿了破旧的内衣。他一声不哼，不忍心吵醒身边的人。
这时已经是农历的腊月底快过年了，医生知道我们的想法，于是在腊月二十二这天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眼看就要过年了，化疗就告一段落你们明天就办理出院回家过年，到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住院治疗。我们听从了医生的话，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我们办了出院手续，带着老父亲回到珠家岗的家。
出院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公历这一天已经是一九九〇年的一月十九日了。我们办好了出院手续，收拾好东西，告别了富有责任心又有医德的黄医生，并且约定过完春节，在春暖花开时节，再带老父亲来住院治疗
腊月二十三这天，我们巢湖北岸一带叫小年，这一天是送灶王爷回天庭，报告民间烟火的日子所以家家户户都很隆重地祭拜灶神。从这一天起: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了，其实在我们农村，进了腊八就忙“年”了。中国人的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节日，绵延几千年，就像封存多年的老酒让每一个中国人心醉，不管你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只要你是中国人，你都会有浓得化不开的“过年”情结，这情结不只是“吃”和“玩”的简单形式，这是几千年传统积淀的神圣与博大。
“过年”那丰富的内涵和古老的形式，是展示我们社会世态民情的最佳聚焦点，我们巢湖北岸农村的风俗民情也一样，那种喜庆祥和的气氛，让人感受到一年中从未有过的放松、自由、兴奋，每个人脸上都写满笑意。小孩子最喜欢过年，老家流传着一句老话“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小时候，一进入腊月，我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着“年”早点来到。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只有到了过年时才能开荤杀馋、穿新衣、放鞭曠丅黃竣犁炫馞抹旨晕蘊填唄评看花灯。
我们巢湖北岸乡村，我感觉年味很浓，我们黄麓老家有句吉利话叫:七掸金，八掸银，腊七腊八就“掸尘”“尘”和“陈”同音，扫尘，有除旧布新的寓意，家家户户彻底地打扫卫生;父亲是位非常爱干净的人，非常讲究“掸尘”这件事。每年都要亲自动手，他用一根长竹竿绑上鸡毛掸，把屋梁上的角角落落，蛛网浮尘扫得干干净净。扫完了屋上的，就擦洗家里所有的器具不能下水的，先用干的抹布擦，再用湿的抹，再用干的擦净。能下水的，都拿到塘边清洗干净。进入腊月以后，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记忆，把炒好的糯米、花生、芝非常深的是“打糖”麻等，送到塘坊里加工成糖块，大年三十和初一早晨分给小孩们吃。父亲是糖坊大师傅，每年腊月初，我们生产队的糖坊就开始营业，周边的村庄都来我们村加工各种糖果，如爆米糖、花生糖芝麻糖、花生酥之类的。那时候农村孩子可怜:没有什么零食可吃的。夏天的时候，有时能吃上三分钱一支的香蕉冰棒，或者是五分钱一支豆沙冰棒都感觉很奢侈了。有时别人家来了客人，给个一两粒水果糖，也都舍不得一下吃了，一粒糖咬下一半，另一半还用糖纸包上，等馋的时候再吃。可我们家乡那时候无论家里如何贫困，腊月里总是要做些爆米糖、芝麻糖之类的，春节期间孩子们都有零食吃的。
我家每年都做不少各种糖果，那时候父亲很忙，因为他做糖果的技术好。做糖果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先要把糖丝加热，让里面的水分蒸发一些，让糖丝达到一定的浓度，浓度不够，做出来的糖果粘牙，而且放不了多久就软了。浓度大了，做糖果的时候又非常困难，甚至糖果有时候都做不起来，所以这个糖丝稀稠度是需要大师傅精确把控的。
我小时候喜欢到糖坊里凑热闹，不是要学什么做糖的技术，主要是想去搞点吃的，当把糖做好放到案板上去切时，大师傅就会把锅里剩下的糖丝铲一铲，以免在锅里会烧糊的，把铲上来的糖丝捏成鸡蛋大的小团子，塞到我手里。我就又蹦又跳地回家了，那糖团子又香又甜，刚出锅时还软软的，感觉比现在的巧克力还好吃啊!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村子里热热闹闹，因为来加工糖果的人多，都需要排队。糖坊每天都需要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能收工，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喧哗声和各种糖果的香味中。
那时候父亲每天都要去糖坊上班，每天都干到糖坊收工才能回家，当他回家时，我们都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还在睡梦里，他又去糖坊上班，几乎那一段时间很少在家能看到父亲连他吃饭也是家里人送到糖坊。
每家每户糖做好后，怕小孩子们偷吃，还会把做好的糖吊在小孩够不到的瓦屋房梁上。
过了腊月二十三以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年货，炸油货，平时是不会这么奢侈的。炸油货是很费油的，倒上一大锅油，炸麻花、炸圆子，还有把山芋煮熟，把皮剥了搅成糊状，等冷却后，搓成圆子，在油锅里炸，又香又甜。那时没有冰箱，炸好的食品用篮子装好，也吊在屋梁上。
过年家家户户都是要做豆腐的，做豆腐是到豆腐坊里去加工，先在家里把黄豆用清水浸泡一天一夜后，用清水淘干净送到豆腐坊里。做豆腐的人多要排队，临到你家，你就上磨子去磨，磨碎的豆子用布袋子滤浆，滤好的豆浆放到锅里煮开后舀到缸里，用磨碎的石音点浆，缸里的豆浆就渐渐变稠成了豆腐花。然后再把豆腐花放到布袋里沥压，水沥干了就成了豆腐豆干。为了豆腐不坏得用水养着，每天换水能放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坏。豆干用盐水煮出来，存放的时间更长。每年的豆腐都是父亲亲自到豆腐坊里去做，要是排队排在半夜，父亲就一夜不能睡觉。
加工做元宵的糯米粉，一般也是在夜里。糯米先用清水泡上三四天再春，春好以后糯米粉要放在清水里养着，养糯米粉的水也需要经常换直到来年栽早稻秧时糯米粉都不会坏。元宵面和好后包上芝麻拌糖的馅，放进锅里煮，煮到元宵都浮上来就可以开吃了，我很喜欢吃元宵，感觉粘粘的又很香甜，但是吃多了又难以消化。
到了腊月二十八左右，父亲会带着我到黄麓镇上去打年货。年前的老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挤人，四乡八里的人都上街来了卖菜的、卖肉的、卖各种年货的在街道两边摆满了地摊，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炸爆米花的轰咚声，打铁的叮当声，“天地响”的砰啪声和鞭炮声，好不热闹。要是天气很冷，父亲还要带我去澡堂子里洗个澡，那时候很多人一个冬天只洗一两次澡，天不冷一般都不会花这个钱。记忆里的澡堂有一个大池子，在外间椅子上脱完衣服就钻进热气腾腾的水池里，小的时候很害怕，父亲就拉着我，泡了一会父亲就细致地轻轻地给我搓背洗完澡起来到放着衣服的躺椅上休息一会，这里热气腾腾水汽弥漫，温暖舒服，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到了腊月，我也开始忙起来，村里的邻居找到我写春联，把红纸送来，父亲鼓励我为村子里乡亲们写春联、贴春联。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最好吃的东西都留在了年夜饭的餐桌上。吃完年夜饭，小孩子都要出去玩，到夜里零点以后，就有人家放爆竹了，这叫“开门炮”，爆竹声越响纸屑越红越好，昭示来年日子红红火火。伙伴们玩到那时还没睡的，或者睡了被爆竹声吵醒了的，都到放爆竹的人家门口去捡没燃着的爆竹。运气好还能捡到放断了一截的鞭炮。家里的大人们则静静地守夜，并盘算这一年的收成和规划来年的愿景，
父亲每年都要守很长的夜，我们这一大家子，老少九口人，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田读书吃穿用都要老父亲统筹。我上大学后，感觉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就陪着老父亲一起守夜，慢慢也养成了在年三十晚上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得失，规划来年愿景的习惯。
从大年初一开始，就走家串户地拜年，巢湖北岸乡村的年过得实在是热闹，整个腊月忙年货整个正月忙拜年玩乐。在老家有句谚语“正月好过年，二月好赌钱，三月小倒戏，四月才种田”办理好父亲的出院手续我们在腊月二十三那天往家赶，我们先坐公交车到汽车站，再搭上去黄麓的大巴车，在官塘堰那里的一个加油站下了车，从这里回珠家岗比在黄麓汽车站要近一些。刚做完化疗的老父亲非常虚弱，身上没有力气。我搀扶着老父亲下了车，握着他冰凉的手，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冰凉。腊月下旬的天气异常寒冷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凛冽的寒风像刀一样刮过面颊，直刺进骨缝里。我把上大学时穿的一件黄色的军大衣披在老父亲的身上，由于太过虚弱我感觉老父亲的身子还在瑟瑟发抖。
冬天的田野，一片荒芜，收割完晚稻的水田没有一点生气。鲁迅先生在《故乡》里描写的情景:在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们珠家岗的村子在远处隐约可见，就是这几里地的路程，我们走走停停，到了中午饭的时间，我们才回到温暖的家。奶奶和母亲已经做好了热气腾腾的午饭，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父亲总算回家了，一家人都往好处想，父亲在大医院治病一定会治好的，一家人热热闹闹，虽然都有隐忧，但都不愿触碰它，尤其在老父亲面前，只字不提病情的事。
这是老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上大学的妹妹回来了，我和弟弟都在这一年结婚成家，家里添人进口，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冲淡了老父亲生病的阴霾。母亲和奶奶想方设法筹备更丰盛的年夜饭，大家更细心地照料老父亲。所有的远亲近邻亲戚朋友，都来看望德高望重住院回家的老父亲。
正月初那几天，家里人来客往，络绎不绝一家人忙着招待客人，虽然我们每个人心上都蒙着一层阴影，但都强颜欢笑，讲着宽慰老父亲的话。都说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不但你这不要紧的病，再严重的病都能治好，更重要的是要放宽心，心宽了，路也就宽了。老父亲是何其精明的人，他何尝不知是大病，而且还是不治之症，但他听了别人的宽慰的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嘴里说着:就是就是。他老人家不但怕给人添麻烦而且还怕别人难过，反而去宽慰别人，把痛苦忧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强颜欢笑，像没事人一样，这个年，我除了给几个重要的长辈拜了拜年，哪里都没有去，整天陪在老父亲身边。
初六我和袁玉华就回肥东上班了，到了周末我们再赶回来看望老父亲。过了元宵节后，家里的年货就吃完了。我们老家有句谚语叫:年好过，月难捱，过了正月十五，还是和平时一样苦。化疗以后的老父亲，过完年以后，身体状况渐渐有所好转，饭量也渐渐大起来，正月十五以后，家里好的东西都吃完了，那时家里实在是没钱，头年办完三件大事，欠了许多债，父亲不许为他称肉加餐，家里人都说把鸡杀了给父亲加强营养，父亲坚决不许，说等孩子们回来一道吃。
转眼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到了青草转绿桃花将开的时节，我们都劝父亲再次到省立医院住院治疗，父亲坚决不去。他说我已经好了，饭量一天天增加，身上也有劲了，再过一阵子就可以下田干活了。老父亲的心思我知道，他是怕花钱，他知道是癌症，是不治之症，见得太多了钱花了人走了，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可怜的中国农民呀，那时农民没有合作医疗，治病全是自费掏钱治疗，好多农民得病以后根本就不去医院，眼睁睁看着死去，死了都不知得的是什么病。要是搁到现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经济条件和那个时候比好多了，即使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也要想方设法给父亲治病。前几天看到媒体报道现在有一种国产的CAR--T药物可以治癌症，但一针要一百二十万。如果真的是这样，不但一百二十万，就是二百二十万，三百二十万，只要能救老父亲的命，我们也会砸锅卖铁凑钱去救老父亲。
当时我刚刚接任肥东技校校长一职，学校一大摊子行政管理事务，头绪纷繁，琐屑杂沓，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必须等着我去处理。但看望被疾病煎熬着的老父亲是我最最重要的事情，每个周末风雨无阻，我都要赶回家。只有回到老父亲的身边才觉心安，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消瘦的面容不免悲伤从中来，老父亲的头发本来就不多，生病后越发稀疏，浓黑的眉毛也日渐少了。老父亲这两道剑眉是他老人家面部最具特点的地方，粗壮浓黑，我继承了他的这一特点。而且，我越来越感觉我性格中的大多数特点，都是来自我的父亲。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哥伦比亚大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一个男人在发现他变老，因为他开始像他父亲”。我感觉自己在一天天变老，更能体会到老父亲许多我当时体味不了的苦衷和痛楚，还有他的喜怒哀乐，我每每照镜时，就想起老父亲那粗黑的两道剑眉，这是他坚韧刚毅性格的展示，陪在他老人家身边体味那种与生俱来的慰籍和踏实，仿佛又回到小时候在父亲温暖怀里的情境中，幼年时在父亲怀里的记忆逐渐模糊，甚至于根本就没有留下印记，但童年时的那一次经历，却叫我终身难忘。
一九九〇年的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凄切沉重的“大年”。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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