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从部落到城邦，再到国家，演进的过程跟生产力的发展正相关。
采集狩猎，黄河流域农耕，然后是铁器的大面积普及。
水利灌溉技术成熟，长江中下流开始沃野千里，天下税赋出江南。
在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陷阱是悬在历代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几十年的盛世，人口几何式增长，N的平方，而粮食等生存资料最多是2N的发展速度。
当二条曲线的剪刀差撕裂到一定程度时，战乱、瘟疫等人祸天灾降临，消灭掉多余的人口。
天下人口从盛唐天宝年间的5000万，锐减到肃宗乾元三年的1700万，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一代人的光景，三分之二的数字消亡。
然后是和平，休养生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
维系二三百年后，又是战乱，直到下一个周期轮回。
一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耐旱农作物纷纷传到了旧大陆。
口粮有了保障，清王朝由是成为极大的受益者，迎了一波人口大爆炸。
道光十四年，人口到达四个亿，四万万百姓。
原始社会里，所有人群都得出去干活，勉强维持生计，几乎没有盈余。
到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部落开始有了一点点余力，有能力去养一些“闲人”。
这些不需要投身生产的闲人，会将心思放置在果腹之外的其他事物上，去思考人性，揣度事理，仰望星空。
几百万年时间，剩余生产资料一点点增加，于是陆续有了占卜师、工匠、艺人、哲学家、贵族，以及军人。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并不存在大规模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汉代的兵种分为三类，卫、戍、役，到中央服役为卫，去边郡守境为戍，在地方做民兵称作役。
只有少数的中央卫兵待遇丰厚，由国家供养，其他二类都得自己种地干活。
唐代称为府兵，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不用国家提供口粮，更是全兵皆农。
军人就是农民，有事打仗，没事种田。
明代军事为卫所制度，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人为一所，卫所军队自种田地，自给自足。
除了少量的皇帝近卫，仪仗部队，纯粹的职业军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社会生产力不发达。
一个本应从事劳作的青壮年脱产为军人，不仅不产出，反而成为极大的消耗，数量一旦多起来，社会便完全无法承受。
就连每次打仗，也要精打细算，趁着农闲的时机，不要耽误了春种秋收。
这种屯兵模式的最大弊端便是，很伤士气。
士兵们的身份非常错乱，说是来打仗的，却每天光着胳膊，卷着裤脚，挑水泼粪种麦，拔草抓虫驱鸟。
无数的庸俗琐事让人烦躁郁闷，久而久之，疏于操练，战斗力殆尽。
本指望着马革裹尸封狼居胥，不教胡马度阴山，谁知却是日复一日的低水平重复劳作，最终凉透了一腔热血。
结果便是，整体素质极差，崩溃率很低，风声鹤唳里一触即溃。
类比到个体，日常沉没于琐事，也会变得极其卑微。
心智被各种短期权衡占得满满当当，看起来都是小事儿，但若是不即时处理，便会成为今日决计过不去的坎儿。
焦头烂额，忙忙碌碌一整天，回家复盘，却发现并未达成一件稍有建设性的事情，毫无成就感。
琐事俘获了注意力，能力范围内疲于应付，思维和决策的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变得不自信，不快乐。
一个社会总会想方设法去养一些闲人，去规划一些更长远的事情。
短期内的确会给社会带来不适，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长远来讲却是大有裨益。
从牙缝里挤出一支职业军队，迎战对面的农民军队，蒸汽机替代马车，代际上的巨大优势。
对于个体的启发则是，不论时间如何紧张，一定要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做一些未来规划、未雨绸缪的事情。
更要从棋子工蚁般社会微小分子的视角跳脱出来，用一切生活中细小而明媚的东西来取悦自己。
精神层面上的叩问与求索，故而塑造出自身的独特价值，饱满又充实。
哪怕暂时身在沟渠，也不要忘记了头顶那片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