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大明朝建国205年，历十三帝，王朝到了此刻，制度已然趋于平稳，或者说是僵化。
体系运转是个熵增的过程，意味着混乱必然会持续增加，维持稳定的成本将越来越高。
走到最后，系统由是衍生出两种作法。
一是稳定压制效率，等级服从，拒绝新鲜事物，个体全被论资排辈磨死，沦为螺丝和棋子。
二是降低文明程度，为了便于管理，甚至不惜自费武功，弱化国家的整体能力，盛为声乐以愚民。
从帝王到众臣工，再到乡绅百姓，阶层第次展开，金字塔稳定的治理结构，既得利益者们会自发地维持利益链条的存续。
即使大船有沉没的风险，也不会主动做触及灵魂的变革，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由此可见，既得利益者的张居正此时发起变法，实属难能可贵。
既得利益者不仅不阻拦变革，反而化身为改革者，有如下三种原因：
一是强势领导者的使命追求，马斯洛需求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领导者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时，轰轰烈烈的变法便能自上而下推行。
二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既得利益者是一个泛集体，派系丛生，严党徐党争斗不休，变法能成为一种武器，以彼之名，削弱政敌，壮大自己。
三是旧的利益链条趋于崩溃的边缘，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如主动变革，以求续命。
张居正的变法，涵盖了以上三者。
在张居正之前，著名的变法有二次。
稍近一些的，是王安石变法。
与其他养在深宫的太子不同，宋神宗早年游历市井，了解民间疾苦，故而有着改革的动力。
王安石也觉得时机到了，君臣一拍即合，变法开始逐步推行。
第一步是“均输法”，第二步是争议很大的“青苗法”。
多年以前，王安石在鄞州执政时，试验该政策大获成功，此时推及到全国，也是信心满满。
随后，接连推出了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法等。
新法改革遍及北宋的财税、军事、农业、官制等众多领域，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场声势浩大的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反对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一类是有理性和良知的反对派，他们反对之目的，是担心变法会造成更不好的结果。
而另一类反对则是出于党争，只是因为王安石赞成，故而反对。
神宗一朝，最著名的对立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王安石锋芒毕露，司马光老成持重。
王安石认为社会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而司马光则秉持着对于静态秩序的执着。
二人年轻时曾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最终因为新法而分道扬镳。
站在新法对面的，是以司马光为首，文彦博、欧阳修、富弼、苏轼等次之的庞大阵容。
改革者的一举一动，反对者举着放大镜观察，容错空间极小。
而站在操作的层面来说，新法的可执行性的确是太小了。
用现代的话术来说，是国家企图用行政手段来精确掌控和调节市场，尤其是青苗法和市易法。
要求执行层面有着上下一心的默契，足够丰富的金融知识，以及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
这些在当时的宋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具备的。
新法渐渐出现了偏离，反对的声音故而开始占据了上风。
公元1074年，天下先是蝗灾，接着大旱。
对于灾情，神宗十分忧虑，他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废止保甲法和方田法，因为有人谏言说，德政不施，故而天生异象。
王安石鼓励皇帝，说仁宗盛世时也不免天灾，为政者做好本份最重要。
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暂停保甲法和方田法，诏令发出当日，便天降大雨。
王安石开始提出了辞呈，此时他已经身心俱疲，希望能回乡养老。
皇帝起先不允，先后又提了六次，最后终于许了。
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回到了江宁，此后到死，再未回过都城汴京。
九年后，宋神宗去世，继位者是年仅十年的哲宗，皇帝年幼，祖母宣仁太后摄政。
太后本就厌恶新法，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改革派诸位或贬或罚，推行十五年的新法渐渐熄灭。
另一场盛大的变法，由商鞅主导。
与王安石的惨淡经营、一地鸡毛相比，商鞅变法则是大获成功，打造出虎狼之秦，直至百余年后统一天下。
毫无疑问，商鞅有着更大的决心、更好的时运，以及更多的支持。
同样为士，春秋战国时讲究的是“为知己者死”，而到了北宋，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
越往后走，越是惜身，少了血性，多了筹谋。
商鞅孤身入秦变法，把老秦人全数得罪。
意思很明确，改革我是认真的，谁挡路便拔掉谁，日后车裂也好，腰斩也罢，我全然不管，此刻心中只有变法。
王安石则没有如此决心，总是有着一个田园牧歌的陶渊明梦想。
入世营营，出世淡然，如同一个称职的经理人，尽够了人事，便等着退休。
商鞅变法，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孝公。
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生死相扶，永不背弃，二人之间的信任深厚无比。
渭水河边砍了几百个人头，太子犯法割了太傅的鼻子，商鞅的尺度越来越大，很多人哭着跑去找秦王。
秦王说，啊，有事么，有事去找左庶长吧。
商鞅的回报则是，毫不惜身地办事，成为绝无退路的孤臣。
孝公心中明白，没有他的支持，商鞅便什么都不是。
君臣二人从无猜忌，彼此信任，至死不渝。
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决然做不到这般的默契。
保守派的声音不绝于耳，祖母也时常念叨，“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三人成虎，说得多了，皇帝心里自然就开始动摇起来。
况且王安石的那群部属，活儿也并没有干得多少漂亮，惹下的破事儿一大堆。
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画了一幅《新法流民图》，献给了皇上。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鞅二次变法，发布律法共计十一条，最厉害的一条是，废除世禄，奖励军功。
军人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取下他的头作为凭证，可以获得一级晋升。
从此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嗷嗷叫，所向无敌。
商鞅变法，触动了少部分的利益，却给予了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机会。
同时打开了一个增量市场，函谷关后的六国，便是无数的新机会。
这群新的利益者便成为新法的铁杆支持者，即使若干年后，商鞅身死，变革也从未停下来。
王安石变法，则显得十分尴尬。
守着一个存量市场，做的是重分蛋糕的事情，就算百分百完美执行，充盈的只是国库。
民间看不到好处，故而应者寥寥。
没有新的既得利益，新法自然逃不过力竭而亡的命运。
张居正的变法，介乎王安石与商鞅之间，力度大过王安石，烈度低于商鞅。
商鞅是彻头彻尾的变法，为秦国重新构建一套政治体系，涵盖国家运营中的所有细节。
张居正变法，不涉及根本体制，只是对于嘉靖朝淤积多年的弊政，予以大幅调整。
变法所难者，一是推行者的决心和毅力，二是执行者的分寸和忠诚。
张居正如日中天，皇帝和太后鼎力支持，所考量的，更多是下面执行层面的问题。
考成法也好，一条鞭也罢，最终是要靠末端官吏们去践行。
在张居正眼中，官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循吏和清流。
循吏有政绩，能干活，私德有瑕疵，泥沙俱下，总体来说，功大于过。
清流品德高尚，孤芳自傲，爱惜羽毛，空谈治国。
对于清流，张居正深恶痛绝，盖因这些人将道德和法治经常混为一谈，甚至为了博清名而罔顾法治。
万历二年冬天，首辅张居正派刑部员外郎艾穆前往陕西，监督冬决。
首辅知道官员们饱读诗书，时常会动侧隐之心，并不愿意多杀人。
张居正很讨厌这种站在道德高度上的伪善，每年冬决时，会从京城派人去地方监督，以确保法令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即便如此，当年的冬决结果仍不能让他满意，尤其是陕西省，只处决了两名犯人。
张居正于是把艾穆叫来问话。
艾穆答道，另外这几十人，都是些茶马私贩，好利之徒，罪不当死，上天有好生之德，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
首辅耐着性子跟他解释，走私日益猖獗，国家关税流失，财政捉襟见肘，要扭转这种颓势，对这些走私贩私之人，必须杀无赦。
艾穆仍是争辩，走私者的确让人痛恨，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应该施以仁政，加以疏导，威权不能滥用，巴拉巴拉。
气得张居正将他轰了出来，自此断了提拔他的心思。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首辅的强势严威下，清流们只是暂时蛰伏，等待时机再行出声。
万历五年，首辅父亲病逝，按照祖制，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守制。
张居正上折子给年轻的万历皇帝，请求恩准回乡办理丧事。
张居正写这封《谢遣官赐赙疏》时，心头在滴血。
他若是回家守制，变法必然是半途而废。等三年后再来，朝廷只怕是要变了天，有没有自己位置都不知道，更别提改革的事儿了。
皇帝和太后其实也不愿意他走，万历江山正处在变法关键期，的确是离不了首辅张大人。
于是，皇帝决定夺情，留住张居正。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大明朝的清流们开始行动起来，一封封奏折蜂拥而至。
在他们看来，什么变法行事天下生计，都没有道德清名朝廷纲常重要。
正值青春期的万历皇帝也动了怒，要杀一儆百，罚带头上书的两位翰林戴枷跪在午门，示众三天。
但依旧是飞蛾扑火，连绵不绝。
皇帝最后放出了狠话，再敢反对朕的夺情之旨，杀无赦！
张居正这才留在北京，继续推行万历变法。
这件事情最终尘埃落定，但给后世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影响。
一是极大地改变了张居正的执政思路。
对人对事更加严苛，更坚决的“马基雅维利”实用主义者。
重用那些不计得失毁誉，只想把事情做好并不择手段的官员。而对于那些满口道德文章，力求洁身自好的官员，弃之远之。
后世便给了他一个“擅权独断”的评价。
另一个是，清流们最终反噬了万历，带走了大明。
张居正死后，百官更加肆无忌惮地用道德作为武器，互相攻击。
文官集团言必称圣贤，把自己打造成正义的化身，挥舞着道德的大旗，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用道德的条条框框来打压对方。
针对共同的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齐心协力，一同站在道德的至高点，要求他必须遵循各种规则和约束，否则就是道德上有缺陷，被圣贤所唾弃。
万历实在斗不过，干脆啥也不干了，二十八年不上班。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写道，一位叫汪道昆的兵部侍郎，有一笔边防公款存疑。
朝廷让他自察，汪侍郎于是用极其华丽的辞藻写了一封辩文。
张居正看到这篇文章，非常不满，直接表态说，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意思是，再美丽的芝兰，如果长在人们的必经之路上，碍手碍脚，也必须得除掉。
不久，这位汪侍郎，便被勒令退休。
一件事情扑面而来，我们应对的思路是，先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有一个基本角度，这是属于规则上的，还是人事上的。
人事即用人以治事，着力点在于人，人才的遴选与摆放。
规则是指法令条文，约定遵守的法规，由人创立也由人来改进。
问题显现，是规则有漏洞，失去时效性，还是人浮于事，人员配置出了问题？
短期解决可凭人事，长期方案则必须修改规则。
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从规则上着手解决问题，会比单纯调整人事效果更佳。
商鞅变法修改的是规则，张居正改革依仗的是人事，王安石则二者皆不得。
效果高下之分，人亡政息与否，根源便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