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顾问最早是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等，据李宗仁、张发奎回忆，他们一直认为苏联军事顾问最好，一是专业素质高，二是能以身作责，与中国官兵同甘共苦，甚至打仗也身先士卒。最让中国人满意的是他们不干预中国的政治。当然鲍罗廷不同，他本来就是政治顾问，不干预政治就是没有尽到他的本份。鲍罗廷北伐中期干预操纵国民党政治，与老蒋交恶，被老蒋驱逐回国，导致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
走了苏联顾问，蒋先生又请来了德国顾问，帮助国军训练军队，制定战略，基本只限于军事，而且只是顾问，没有其他职务和责任。
但后来的美国人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任美国驻天津军官、美国驻北平使馆上校武官，能讲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了解中国官场和社会情况，他在中国任职期间，经常把中国的形势写成报告给美军参谋部，被美军参谋部视为陆军中的“中国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于1942年1月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不只是参谋，更不是顾问，他是有职有权，负有责任的司令官和参谋长。
史迪威还负责美国援华物质的分配，这个权力非常大，因为在中国抗战中后期，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那是不堪设想的。在印缅，史迪威应该是中国远征军的最高长官，但他却指挥不了中国军队，这是个在西方很简单，在中国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西方军队是国家的，中国那时的军队还是效忠于个人，老蒋也指挥不了其他军阀们的部队，至少是指挥不畅。
中国军队派系林立，普遍贪腐，史迪威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在战场上，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获得了底层官兵们的尊敬，他经常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称呼吃苦耐劳、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为“我的孩子们”，称赞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中国士兵们则以亲切的“乔大叔”来回应他。
史迪威想改变中国军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史迪威的想法来整改中国军队，那这些中国军队就不会听命于老蒋和那些军阀们了。这不仅是中西方体制的区别，更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珍珠港事件后，美英对日宣战，并支持中国抗战。老蒋于是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的策略，即让美国人去打击日本人，以保存国军的实力，这就让美国人感到不满，因此史迪威和老蒋的冲突变得激烈，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据说史迪威曾经报请罗斯福，要用暗杀手段除掉老蒋。
史迪威没有错，他必须行使他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权，保护美国的利益。老蒋也没有错，因为中国军队就是效忠个人的，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史迪威如此，后来的马歇尔，魏德迈也基本如此，只不过马歇尔和魏德迈的职权和史迪威不同而已。如果他们也在中国军队中有职有权有责任，他们未必比史迪威做得更好。相对于这两位，史迪威还是更懂中国，但他想改变中国，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