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枪手”自述
按：半个多世纪前，我的老家诸暨“红总”“联总”武斗激烈，死了不少人。有一场战斗发生在1967年9月13日，地点就在我所在的斯宅公社南三江（现在殿口村和南三江村合并为“殿南村”），就在现在的东白湖水库东端湖畔。斯宅的“神枪手”斯惠珍属于“联总”，是公社民兵营副营长，奉命率队参加战斗，战斗中她打死了两名战士。她是当时的一位传奇人物，最近，吴国新采访了她，记录了她的亲口叙述。现将吴国新采访文章中斯惠珍的叙述部分摘录在此，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口述历史”，当年我10岁，记不清还在陈蔡，还是已经过继到斯宅，就在叙述中所提到的斯宅公社所在地“小洋房”所在的斯宅村，距离南三江村仅仅五六里路，应该听得到枪声。
枪声远去，往事不能忘记，如果两位小战士没有卷入这场“战斗”，现在也已经是八十岁左右儿女满堂、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但愿悲剧不再，平安无事。
“我出生于一九四六年，今年七十八岁了，属猪。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十六岁那年，斯宅公社上泉大队成立民兵连，把我选拔为一名光荣的女民兵战士。在紧张的劳动之余，经常舞刀弄枪地参加公社、区、县、地区的各种射击、投弹等军事训练。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份，那年我十九岁，参加了在绍兴军分区举行的一个月的民兵训练及大比武，我九发子弹，分别从卧式、跪式、立式，从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打出了七十八环的好成绩，荣获当年绍兴地区民兵训练打靶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受到了军分区领导和县、地区领导的表彰。第二天，军分区司令特意赶来靶场，指定让我一个人再打九发子弹给他看。我尽量压制自己无比紧张的心情，保持沉着冷静，打好每一粒子弹。最后，九颗子弹还是打出七十八环的好成绩。司令员高兴极了！他特意来到我面前，与我亲切握手，我当时感觉到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啊！军分区司令他亲手给我发了一支七斤半的苏制步枪，而给其他男女民兵发的都是九斤半的步枪，因为我一米六的个子，体重也就八、九十斤，属于特殊照顾对待的荣誉。从此后，我竟成了人们传说中的‘女神枪手’了。那天，领导让照相馆的几个师傅，特意给我们受到表彰的几个男女民兵摆拍了好多照片。我记得我摆拍了十多张照片，可洗出来放大的也就这两张……”阿姨说到这里，站起来，手指着墙上挂着的两幅照片后接着说:“有一天中午时分，我在诸暨县城照相馆门口的展示橱窗内，看到了自己放得很大的两张照片，真是高兴极了！我马上斗胆找到照相馆的领导，说明自己很想要这两张照片的愿望。照相馆领导说他们几个领导下午讨论一下再决定，让她下午三点左右再过来。下午我如愿以偿拿到了自己这两张还带着镜框的放大照片，拿回家后，一直珍藏着，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敢把照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说到当年“红总”与“联总”两派在斯宅南三江村后面山上的一场武斗中，她用双枪左右开弓，亲手打死两名“支左”部队战士的情景……
她说:“所谓‘联总’，即‘诸暨县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而‘红总’即‘诸暨县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临近中午时分，当时我作为斯宅公社武装民兵副营长，正在斯宅公社驻地盟前畈小洋房内开会时，突然接到‘敌情报告’说，‘红总’在二十军支左部队的援助下，正从绿化石壁一带翻过山头，从小东往斯宅方向赶来，形势十分危急！当时作为‘联总’小头目的公社武装部周佳林部长，立即命令我带领二、三十个武装民兵，一起奔赴南三江村背后的山上阻击‘敌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联总’武装民兵被打死了六个人，打伤十多个人，我们处于被‘红总’四面包围之中。看着身边牺牲和受伤的战友，当时我也是杀红了眼，见近二百米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一个部队战士刚露了一下头，我就扣动了一直瞄准着的步枪扳机，后来感觉再没有露出头来。不一会，在相距二百多米远的桥头，又一个部队战士，手拿一个金属壳的扩音喇叭，用普通话喊着‘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之类的口号，我又一枪打过去，那个战士应声倒地。我后来才听说，子弹是从话筒打进嘴里，又从后脑穿出去的。后来‘红总’和‘联总’两派都认定这两个部队战士是被我打死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还听说打死的部队战士被埋在楼童村背后山上的。因为楼童村当时是‘支左’部队的驻地。坊间一直传说我是‘双枪老太婆’、‘女神枪手’，说我左右开弓，一枪撂倒一个部队战士，那是乱说，再说了，手枪也打不了那么远的。”说到这里，阿姨终于流下了痛苦和内疚的泪水……
她接着说:“后来，‘支左’部队战士协同‘红总’，逐渐缩小了包围圈，把我们‘联总’一网打尽，然后，他们通知死者家属来收取尸体，通知伤者家属抬去救治。这其中一个叫梁香山的重伤员，小肚子被流弹划开了一个口子，肠子都流了出来，家属只好用一只大碗扣住他的伤口，再拿一块大脚布绑住，用双轮车送去县医院抢救，结果在县城城郊的必经之路应山村，被‘红总’队员拦住去路，坚决不让家属送伤员去县医院抢救，伤员结果死在回去的路上了。而我与周佳林部长，是这场战斗的‘联总’男女主角，被俘后，双手反背，五花大绑，先在南三江村学校操场边的树上绑着，然后痛打一顿，打得皮开肉绽后，准备押回斯宅公社驻地盟前畈小洋房关押。当一群人押着我俩来到上泉大队前村埠下面的石灰窑路口时，路两边已挤满了围观的社员群众。正在这时，人群里冲出一个青年社员，他手拿一块如菜刀般大小的石灰石片，冲过来猛地砸打在我的头盖骨上，我当场瘫坐在地上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等我苏醒过来，感觉头上的血顺着头发、脸颊、脖子流到身上，我成一个血人了。可是，‘红总’队员们还是拖起我，继续把我和周佳林部长押解到斯宅公社驻地盟前畈小洋楼，在门口的两棵树上，我俩反缚双手挂在树上，两只脚的大拇趾头刚能碰到地面。这样吊了一晚上，我连大小便也只能在裤裆里解决了……”
“等第二天太阳出来后，两个‘红总’看守人员才把我和周佳林部长从树上放下来，各自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当看守人员给我松绑，我都没感觉到一双手的存在了，一双紫色的、肿涨得如大腿一样粗的手，当时已完全麻木了，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手变麻、酸、涨、痛，好长时间才慢慢恢复了知觉……不过我经半天加一晚上的非人折磨，实在太困太困了，忍不住倒地昏睡过去了。”阿姨笑眯眯地说着这些事，感觉好像是在向我们讲别人的故事。
“那天，斯宅公社驻地盟前畈小洋房附近台门屋内，有我外甥女的干爹干妈，干爹姓应，是一个打铁的师傅。他们听说我被俘关在这里，特意烧了一大碗猪肉，一大海碗的白米饭，在大门口好说歹说，让看守给我送进来。看守一脚踢醒了昏睡的我，顺手重重地把饭和肉放在我旁边。我睡眼惺忪，当一看到这香喷喷的米饭和猪肉，我竟如饿虎扑食，顾不得手上、身上的血污、汗渍、泥土，也不用筷子，双手抓起饭和肉，使劲往嘴里塞，不一会工夫就吃光了饭和肉，感觉还意犹未尽哩。而晚上应师傅家送来更多的饭和猪肉，反而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红总’队员把我与周佳林部长从斯宅押解到七十里路外的县城。在半道的楼童村部队驻地，一个女卫生员拿起一把剪刀后，轻声问我道:‘包扎头上的近三寸长的大伤口，必须剪掉头发，你同意吗？’我说:‘没问题，我命都朝不保夕的，还在乎头发吗？剪光吧！’于是，我低头看着卫生员耐心地给我剪下一簇簇沾着血迹的头发扔在脚前，我的心在颤抖、在向外淌血。说真的，女生的爱美之心，有时感觉真的比生命都重要啊！”
“卫生员给我包扎完头上的伤口，只给我露出一双眼睛。部队派军车把我们这些‘联总’俘虏押解到了诸暨县看守所，与一些杀人、放火的刑事犯一道关押。在关押的三个月其间，我被无数次抓出去到全县各地批斗，有好几次竟与当时的原诸暨县委周林书记同台批斗。我在批斗中，最惨的一两次，一次是在孝四公社王家沿村，两个女民兵一左一右押解我上台接受批斗，没想到上台阶时，脚下一滑，三个人都跌倒在地，气得两位女民兵爬起来后，对我好一顿拳打脚踢。另外一次是在月龙村，村里两个‘红总’队员，在批斗大会结束后，竟各拿起一把毛竹丫枝，对我和周佳林部长劈头盖脸、浑身上下一顿毒打。当时我只能紧闭双眼，任她们把我打得脸上、手上、脚上、身体上，道道血丝、鲜血直流……”
“我在一九六七年底才被释放回家的，家里的母亲和出嫁的姐姐都为我担惊受怕，操碎了心。后来母亲在我二十三岁出嫁前那几天因病去世了。父母他们都是活到五十九岁那年就相继去世了。而我在六八年四月份，又被‘红总’抓去，在县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才放出来的。那时我已落下一身的伤病，多亏了到桥卢村的一位老中医，给我用中药调理，才慢慢恢复元气。二十三岁那年，经老中医牵线搭桥，嫁到了他们村。我后来在街亭手工业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大儿子今年五十六岁了，小儿子五十三岁，都在杭州工作、生活。老伴比我大九岁，只是十多年前因病过早去世了。我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打倒后，被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并到全县各地去参加控诉大会，后来就不愿再去了……”
按：本文源自吴国新《拜访当年斯宅的神枪手斯惠珍》。适逢吴国新第一本著作《难忘学徒和打工的生活》即将出版，谨表祝贺：国新师傅的“斧头”和“笔头”——吴国新《难忘学徒和打工的生活》序言（吾国斯文第1716期 斯舜威）
梦见李白在哭 趣解英语单词（7）（吾国斯文第1745期 斯舜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