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安
斯舜威
中国是世界上“城管”最多的国家，也是保安最多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而是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公共区域没有保安，别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商场店铺、连每一个居民小区也都配备保安人员。我曾经供职的单位，常年配备人数不少的保安，我住的小区，保安也比较正规，人数也不少，有时看到他们晚上在集训，围着小区正步而行，那气势，也给人以威武之师的感觉，俨然一支准军事队伍。据此类推，全国有多少保安人数虽然数不清，但那总体数量，肯定是非常可观的，比一些小国家的全体人口数量还多得多。
我个人对保安是充满好感的，无论当年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保安打照面、打交道都是愉快的，从未发生过不快。我也觉得他们的实际付出与收入情况不成比例，收入还是偏低。当然，要提高也很不容易，他们大抵隶属于物业公司，许多物业公司对员工的薪酬控制还是很严的。
经常看到一些地方的保安与社会人士发生纠纷，乃至冲突，虽然事出有因，总感到当保安的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是最基层的WW队伍，是直接面对社会上各式人士的，“人上一百，出奇出格”，有事难免会碰到难缠的人和事，处理不当，就会发生纠纷。就如同“城管”与民众矛盾比较突出一样，保安也一样，因为他们都在WW“第一线”。
有些事情则是保安自寻的，超越了他们的工作职能。比如今年上半年上海某公园保安公然禁止一位年轻人读外国诗歌，理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读外国诗？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有诗了吗？”“中国人为什么不宣传中国的正能量？”这样的保安，貌似充满“正能量”，实则思维还停留在晚清。
这几天杭州的保安也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一个小区保安与外卖小哥发生纠纷，外卖小哥居然下跪，引发了舆情。此事公安已经出了警情通报，做了处理。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也是非常遗憾的。
保安其实也是底层群体，工资并不高，因为穿上了一套制服，便觉得自己代表了组织，代表了某种公权。以不许别人读外国诗的保安为例，也许他一辈子没有机会出国，他的眼光仅仅局限于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然而，他觉得在他的“辖区”，就由他说了算。他的有限的认知，只知道“中国”与“外国”两个概念，凡是“中国”的必定是好的，凡是“外国”的必定是坏的，最坏的当然莫过于老美。如果倒退一百多年，他大概率会是“杀洋人”的义和团中的一员。
保安的主要职能是“管门”，不管管的是什么门，都是权力的象征。左宗棠官当得够大了吧？他去紫禁城觐见老佛爷，也被太监收过“买路钱”，有一次向老佛爷下跪请安后遗忘了帽子，老佛爷差一名太监送去，居然被敲诈了3000大洋。这些太监管的是紫禁城的“门”，是皇宫的“门”，他们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在是否放行让你去见老佛爷这一“关口”，他们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
可以想见，一个小区“管门”的保安，在面对外卖小哥时，自己觉得高大上，也是可以想象的事了。此时此刻，在他们眼里，跑一趟外卖才几元钱的外卖小哥，“地位”比他们要低得多。所以，拦住外卖小哥，乃至享受一下外卖小哥“下跪”的得意感，也是一种自我满足。说到底，是底层人士一种互相践踏与自我戕害。
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缺乏公民的平等意识所致。人分三六九等的现象，客观上是存在的。保安穿上保安服，社区大妈戴上“红袖章”，疫情期间一些人穿上白色防护服，他们仿佛就成了“管人之人”，县官不如现管，这一“管”，很容易超出边界。一则因为他们被“授予”了一定的“管理职能”，有了“管”的权力，而且他们很自然地把这个权力放大了。另外一则，在于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错觉，特别是面对在他们看来地位远远不如他们的人群，包括外卖小哥，农民工，等等。此外，也许所在地街道、社区、物业和保安公司给他们的工作压力也不小，让他们难免陷于疲于奔命而情绪失控。
实际上，保安工作确实也不容易，很多也是“外来人口”，生活在高速运转的城市，“时代的灰尘”落在他们身上，也是够沉重的。还是多一些共情心吧，相互理解，人们对保安多几分理解与尊重，保安对外卖小哥、农民工之类，对服务对象，也多几分宽容和付出。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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