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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似乎都在匆忙中度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有止息。
我從事古典文獻學的教學和科研數十年，什麼時候開始喜歡這個專業的，卻很模糊。
少年時期，正值“文革十年”，課本之外，常常是無書可讀。初中畢業，因為家庭成分高，被拒絕在高中門外。在工廠打工半年後，由父親的朋友幫忙，進入了家鄉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農學專業學習。這裡“半工半讀”，一半時間農田耕種，窯廠搬磚，一半時間學習高中課程。學習的知識內容淡忘了，而高強度的體力勞作，卻磨煉出了堅韌耐勞的意志和品質。課外的學習，則得益於一位知青作家，他是我當時生存環境中藏書最多的一位老師。每次到他宿舍，他便會向我講述以前和近期創作的小說，並給我介紹書架上很多的中外文學史上的名著。除了讀點文學名著，也時常背點唐詩。這一時期，我開始對未來有了夢想：作家、書法家和象棋手成了我人生的志向。每天我有三項必做的事情：臨摹法帖，象棋打譜，翻閱字典。這些愛好給我帶來了快樂，也帶來了機會。因為臨帖寫字有模有樣，班主任便安排我每週負責出黑板報，我有了更多的時間練習寫作。因為打譜，在學校和單位，幾乎都是冠軍的不二人選。因為勤翻字典，我在語文知識方面的基礎就較其他同學略勝一籌。記得當時，每天走路閒談，瀏覽報刊，過眼的文字，必用拼音默記，凡於音義略有疑問，則必查字典。裝幀結實的《新華字典》，居然翻散了架，一本壞了又買一本新的。熟能生巧，同學共傳我能背誦字典，甚至當眾測試某字在某葉，有幸我測試過關，於是乎傳說就成了真實。“共大”兩年畢業，畢業即失業，但我無憂無慮，豪氣沖天，相信未來。時值一九七六年元月。在縣城幾個工廠打工半年後，母校又召我回去擔任語文教員，同時做班主任，與林學專業的同學一起度過了兩年難忘的時光。雖然我此時的角色是老師，但學習、勞動的生活內容幾乎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唯一的變化，是進入了自覺的勤奮學習的狀態。求知若渴，正是當時的寫照。我曾經有一周時間，白天上課或下地勞作，晚上則顧不上洗漱又坐在桌前學習起來，累了便伏身桌上小憩，不知不覺天又亮了，連續六七天都沒有上床睡過覺。
命運的改變，是文革後高考的恢復。一九七八年秋，我以342分（政治76，語文83.5，數學10，地理91.5，歷史81）剛剛本科達線的幸運，被江西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了。知識的海洋瞬間淹沒了我。“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這四年就是我爭分奪秒汲取各類知識彌補少年荒廢的時期。每天連走路嘴裡都自言自語著，默記詩詞或英文。有一位下鋪同學對我說：“這一年我就沒有看見過你睡覺，你不要休息嗎？”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讚許和鼓勵。最令我感激的是室友羅寧同學，他每天幫我到食堂排隊買飯（我負責打一次開水），為我節省了許多時間。後來他不幸英年早逝，也成了我永久的痛。
在大學這個孜孜矻矻終日讀書不倦的時期，我的人生理想有了重要改變。早在“共大”時有一位省城下放來教我們語文的陳鳴珮老先生，他在祝賀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就勉勵我以後要繼續讀研究生。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研究生”這個名稱。因此我一入大學，就了解了研究生制度。此後一段時間，就在“學者”和“作家”兩個規劃的選擇中糾結不定。後來實在感覺不出自己有什麼特別的創作才能，便一門心思地準備考研了。為此，我忍痛放棄了“書法”與“打譜”兩項活動，因為二者比較耗時而又與考研沒有直接關係。
那時我們大學的課程，還沒有文獻學、目錄學之類的。但文獻學研究的基礎知識則包含在中文系的課程體系中，如古代文學史、歷代文學作品選、古代漢語、文字學、中國通史等，這些課程實即研習文獻學的基礎。畢業季，我感到自己所學不足以命中，因此當年選擇了放棄考研，而要求到家鄉的東鄉師範學校任教。在師範的兩年，是我正式學習古典文獻學的開始。我確立報考古典文獻學專業，一則因為我的知識結構和志趣偏向語言文字和考據實學，二則因為當時各重點大學紛紛建立古籍研究所，國家正在大力培養古籍整理人才。我備考學習的教材是吳楓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和孫德謙的《古書讀法略例》，輔助材料則是《辭海》的《文學分冊》《歷史分冊·中國古代史》《語言文字學分冊》《文化、體育分冊》《哲學分冊》《宗教分冊》《地理分冊·歷史地理》等。《辭海》的系列分冊，是系統學習相關知識非常有效的手段。一九八四年秋，我如願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師從文獻學大家楊明照先生。
我是楊先生的最後一屆碩士生。楊先生在公眾視野中的形象，首先是一個美髯公。先生年輕時即蓄有長鬚，我入校時他已是七十六的高齡了，髭鬚飄逸如雪，一望而有神仙之氣。這次招收碩士生，按照他的本意，是不想再招了（博士生則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而研究生院則從學科發展的角度安排了這個招生計劃。因此我的錄取可謂一波三折。考研成績公佈的那天，我最得意的、估分最高的（90分左右）“文獻知識”這一門，竟然只得了50分（其他各科政治70，外語60，中國古代文學史60，古漢語83，綜合77）。我蒙圈了，認為一定是閱卷計分某個環節出了紕漏。於是我乘坐三天兩夜的綠皮火車來到成都，向四川大學研究生招生辦提出了查卷的要求。當時並不知道出卷、改卷人就是楊先生，更不曾想到這次查卷差點斷送了川大錄取的機會。研究生辦滿足了我的要求，回答是：經過核查，閱卷、計分並無錯誤。我只能沮喪地打道回府。但出乎意料，不久我還是接到了川大的復試通知書。這次的復試方式，川大進行了較大的改革，竟然直接派出復試老師前往考生所在地進行面試。復試我的是文獻學教研室的李崇智老師和古漢語教研室的經本植老師。他們原本是要到江西東鄉來的，但東鄉沒有機場，還要從南昌轉乘汽車，實在是太折騰他們了，因此他們臨時決定到上海華東師大落足。我則從東鄉立即趕到上海，這樣確實方便了許多。復試有面試和筆試兩項，兩位先生當場批閱打分，對我的復試給予了比較滿意的表示。復試的內容基本都忘了，但仍然清晰地記得一個細節，經先生面試中問我是否認識“亓”這個字，我很慚愧，如實告知不認識。雖然如此，但這沒有影響兩位先生最後的決定。後來知道，兩位先生的決定讓楊先生有些不滿意。因為兩位先生在從川大出發前，曾面見楊先生，楊先生明確告訴他們，復試的時候題目出難一些。當兩位先生回校向楊先生報告錄取情況時，楊先生反問他們：“你們沒有聽懂我的意思是吧？”兩位先生的回答至今讓我感激不已：“人才難得呀！”而這也成了我不斷進取的動力。由於楊先生年事已高，因此他特別以私人的名義請李、經兩位先生作為副導師，負責我們（包括師弟盧仁龍）日常的學習和生活。兩位先生對我們的關愛和指導是具體而微的，大至課程選修、論文寫作、未來規劃，小則寒來暑往、情緒波動、飲食住宿等，無一不在他們的操心範圍。他們是我開心學習的保證。
雖然進入楊門與楊先生的本意有點不符，但楊先生並沒有任何偏見，這也正是作為大師的胸懷。他為我們開設了“文獻學要著導讀”，親自編撰、製作講義，每週為我們詳細講解《漢書藝文志》大小序、《隋書經籍志序》《四庫全書總目》大小序及提要。我們的碩論《徐幹中論校註》（師弟作卷上，我作卷下），也是先生親自為我們選定的。這個選題很好，篇幅短小，適合碩士生的訓練。古籍整理的規範，就是先生指導我們在論文撰寫過程中不斷熟悉確定下來的。先生還不定期地給我們佈置一些作業。他在我的作業上留下的蠅頭小楷的批註，一直讓我驚詫、欽佩不已。楊先生上課、講學從來都是一絲不苟，認真細緻至極。平時相見，他也喜歡“擺龍門陣”，天南海北、圈內圈外，評點江山，無拘無束。除了領我入門之外，在先生這裡我進一步學習體會到了勤奮、專注、細緻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他多次對我說：“我不聰明，所以要笨鳥先飛。”“聰明不可靠，勤能補拙。”“做學問就要像滾雪球，先是找好一個點，然後以此為中心，越滾越大。”我秉承先生的訓導，進行了三年艱苦而又快樂的專業訓練。碩士期間沒有什麼成果，那時候也沒有發表論文的要求，我只在《光明日報》上投擲了一篇短文《也說“避諱”》，不料竟然刊用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第四版）。先生看到後讚許說：“多練練筆頭好！”
川大中文系名師湧現，當時的師資陣容堪稱“巨無霸”，尤其是在與文獻學相關的領域，即便在全國范圍內都是罕有相匹的。楊先生的古籍整理，張永言先生的訓詁學與詞彙學，趙振鐸先生的音韻學和《集韻》研究，向熹先生的漢語史和《詩經》學，項楚先生的敦煌學和王梵志詩校註等，都享譽學界。我一門不落地修習各位先生的課程，不僅受到了語言文字學和古籍整理方面扎實的專業培養，還領略到了這些大師的授課風采和藝術。
川大中文系是我從事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奠基之地。
一九八七年七月川大碩士畢業，我來到了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通稱古籍所）工作。從川大到南大，並非易事。導師楊明照先生對我說：“周勛初老師來訪，我當面向他推薦了你，說你的校勘學是入了門的。周老師說，他回去先和程先生研究一下，再給回話。”後來知道，古籍所先前已經有了預留人員，最後還是改變計劃接受了我的申請。當數月後的某日，從全國研究生調配會議上歸來的川大老師為我確認這個消息時，那種興奮、激動與感激的心情至今都沒有淡忘。
南大古籍所是我一開始就嚮往的地方，不僅因為地理環境、學校地位，更因為學術環境。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是程千帆先生。我來這裡的時候，是周勛初先生任所長，程先生任名譽所長。還有一位老先生是卞孝萱教授。一個不足十人的研究所，就有三位學術大師，怎能不令我心嚮往之。
我來古籍所的第一項科研任務，是參與周先生主編的《唐人軼事彚編》。該書搜采範圍以唐宋人所撰雜史、傳記、故事、小說為主。與正史記載類同的資料，其成書在正史之前者則錄入，以見正史來源；其成書在正史之後而顯系采自正史者則不收。明清以來資料，除真實可信、未見更早記載者外，一般不再收入。同條材料一般以早見或完整者為采錄底本，其餘文獻標註其後。編纂體例甚佳。編纂工作前後歷時四五年，一九九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學術生涯中收穫的第一個古籍整理成果，雖然是集體著作，但參與其中受益匪淺，對史料學、史源學、版本學、校勘學、編纂學的感受與認知都有了進一步的升華。
這一時期，由於每天與唐代史料相伴，對唐代正史也有了新的認識。在史料的比勘中，發現《舊唐書》本紀記事時間與唐宋其他文獻多有歧異，進而考察，發現不容易懷疑有誤的正史干支紀事，幾乎每頁都有訛脫，甚至一頁有幾處錯誤。古人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我這每天發現幾處錯誤，其驚喜之狀，現在想來仍歷歷在目。於是我撰寫了五萬餘字的長文《<舊唐書>本紀干支紀日考校》，得周先生肯允，分上下兩期刊發在《古典文獻研究》第二輯（1989-1990年）和第三輯（1991-1992年）上。這是我學術生涯中收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而《唐人軼事彙編》項目的結束，也讓我有了更多的個人可以獨享的時間，一九九四年周先生便安排我承擔了中文系研究生的“校讎學”課程（後改名為“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程先生也就“校讎學”課程的講授多次對我面授機宜。從此，與目錄學、校勘學、古籍整理相關的教學、研究活動就幾乎成了我學術生活的全部。
我從事的第一個大型古籍整理項目是《冊府元龜》點校。《冊府元龜》對唐五代研究而言，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因此周勛初先生改變其不做大型古籍整理的主張而毅然承接下這個橫向經費的項目（後來納入“全國高校古委會”的重點項目），這同時還有周先生基於改善年輕下屬生活狀態的考量（此前我和同仁承接的《嵇康詩文選譯》《隋書選譯》《文史通義全譯》 也有“稻粱謀”的考慮），參與者主要是兩古專業的青年教師，再輔以兩古專業的碩、博研究生。余不才，忝任第二副主編，負責全書的校勘指導工作。前後歷時十年，2006年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好評如潮，榮獲第一屆國家出版政府獎（2007年）和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1年）。我想這更多的是從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價值重大、難以組織、不易完成等角度考慮的；若從卷帙不大的古籍整理的角度看，其校點方面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間。當時限於主客觀條件，我們沒有能夠充分利用傳世的明抄本。周先生有遺訓：完成《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後開始修訂《冊府元龜（校訂本）》。修訂方案主要是針對《冊府元龜》沒有宋本可校的部分，必須對校幾個明抄本。
在進行《冊府元龜》點校的工作期間，我還完成了個人學位的提升。一九九九年剛從韓國東國大學（慶州）離職回校，我就跟隨徐有富先生開始攻讀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徐有富先生是位謙謙君子，他是目錄學大家，又是全能型學者，多個領域都有專門的著述。我很想從目錄學方面選擇學位論文的題目，但感覺積累不足，難以深論，最後還是以《<舊唐書>辨證》為題，以期對之前唐代文獻研究的某個方面進行一次深度發掘與總結。歷時三年，從年代學、史源學、校勘學、版本學等方面對《舊唐書》諸多問題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清理，時有新見，獲得了導師與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認可。永遠記得，答辯主席郁賢皓先生大聲興奮地稱讚說：唐代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所初在綿州不在梓州，“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這種對後學獎勉的作用是巨大的。該博士論文先後獲得了江蘇省第五屆優秀博士論文（2005年）及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2005年）。論文修訂後由周先生作序並推薦，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研究叢書》第一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此書出版不久，一天在鼓樓校園裡遇到卞孝萱先生，他在鼓勵我幾句之後說：“小武啊，你看要不要我給你寫個書評啊？”我一聽真是大喜過望，原本我正在考慮書評的事情，老先生都很忙，很難開口請托，卞先生這一問，正如大旱逢甘雨。不久，一篇題為《與<舊唐書>共存的一部力作》的書評在《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上刊登出來了。這個帶著誇張色彩篇題的書評，對該書申請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〇〇五年）來說正是雪中送炭（最終獲得二等獎）。後來聽說，莫礪鋒老師參加了這次評審，我想若非有他的舉薦（沒有求證），以當時還是副教授的我恐怕是難以躋身其間的。
在博論出版之後，我又開始著手承接已久的另一項工作：撰寫《陳振孫評傳》。這是當時擔任《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副主編的周先生為我的未來學術發展特意領來的一個項目。周先生治所的一個策略是：所里盡量少接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研究者在治學的黃金階段（指中青年）不能長期陷於集體項目之中，研究所每個成員根據各自的特性要形成一個發展方向，如文學文獻、石刻文獻、佛教文獻、道教文獻、書目文獻等。先生認為我適合朝目錄學研究方面發展，於是為我請來了給宋代兩大藏書家晁公武、陳振孫撰寫評傳的任務。這個設計是非常高妙的，用周先生的話說：“你把這兩個評傳寫好，就可以在目錄學界立於不敗之地了。”可惜的是，本人學養不足，行事拖拉，到著手時《叢書》編委會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留給我了，於是懇請友人郝潤華教授幫忙撰寫《晁公武評傳》。對郝君不計得失、伸手援助之誼，我感佩不已。而我在撰寫《陳振孫評傳》的過程中，同門張宗友教授作為特邀編輯參與其中，一章完稿，一章審讀，一章編校，如此流水作業的情景亦歷歷在目。因為有這樣的同道合作，終於在最後的規定時間內以《叢書》中的最後一種面世了，時在二〇〇六年秋。《陳振孫評傳》是我在目錄學領域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完成比我預想的要更好。由於陳振孫留下的文字較少，史籍所載事跡不多，前賢研究成果較豐，我擔心難以出新。但從《直齋書錄解題》的授受流傳與內容體例兩條主線考察研究下來，還是收獲多多，故該評傳每章不乏新見，而且成立，宏觀立論，細節考證，有傳有評，名副其實。由於《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獲獎很多，而《陳振孫評傳》篇幅不大，又是兩種評傳合裝一冊，故沒有獨立申報過獎項，但我心裡給了它很高的褒獎。
二〇〇六年這一年，我在晉職教授後原本較為單純的工作狀態也有了變化，即受中文系（次年改名文學院）主任丁帆教授的邀請出任行政副主任。這次變更確非本願，但丁老師的親和與地位讓我無法拒絕。此前我神機妙算到系裡可能會有此想法，便事先十分誠懇地請求本所同仁姚松書記不要考慮我，書記說我可以不找你。我以為此事到此為止了，哪曾想書記不來而主任親自來找我談話。事後我對朋友說，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體會到什麼叫無法拒絕。在其位則守其職謀其政。三年的行政副主任之後，又轉而做了三年的教學副院長。六年的行政兼職，工作自評是認真細緻，也得到了大家的基本認同，而工作的榮譽回饋則是：我參與的本科生教學改革項目“研究型大學中文專業低年級本科生創新意識培養途徑實踐”獲得了2013年江蘇省教學成果獎（高等教育類）特等獎和2014年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本人排名第三）。行政卸任後，二〇一三年又往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任“外國人教授”一年，正好可以修養、調整一下。
同年底，我的另一部目錄學研究著作《<玉海藝文>校證》（與弟子趙庶洋合作）殺青出版了（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十二月）。這部著作前後歷時最長。《玉海·藝文》在唐宋類書中別具一格，其所輯錄的書目文獻資料極其豐富，遠非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可比。由於宋代傳世的公私書目不過數家而已，解題目錄則僅有晁、陳二家，而《玉海·藝文》一門，就如同宋代諸家書目之外的一部著錄豐富、資料珍稀的輯考體解題目錄，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与目录学价值。但《藝文》門夾於《玉海》二百卷巨製之中，學者使用大為不便，且對其作為書目的獨特價值一般學者的認識也多有不足，故利用者較少。若別裁而行，為之校證，配以索引，可為學者考察唐宋文獻流傳提供一部體制特別的新型宋代書目。一九九九年，我在周先生指導下向高校古委會申請立項成功。其後安排多位研究生以此為碩論選題進行研究，但我本人的整理工作則因故停滯了下來。直到庶洋由碩士轉攻博士之後參與進來，這一項目才得以圓滿完成。該著作在校對底本、覈查資料、審校樣稿、編製索引等方面還請了十數位研究生、博士生幫忙協助。因此，其作為古籍整理著作近乎“完美”的形態確實是匯集了眾人之功。該書出版後，相繼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獎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後者用修訂版），結果都意外地名落孫山。這讓我大惑不解：什麼樣的著作才能獲獎呢？
如上所述，我的每一點進步，都離不開先生們的指導、推助。古籍所三位大師不僅學問好，對年輕人的關愛、獎掖更是不遺餘力。我雖然不是他們的親炙入室弟子，但他們都視我如弟子。現在三位老先生都已經先後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道德學術風範卻一直影響著我們，並通過二代三代弟子薪火相傳下去，生生不息，這應當就是南京大學兩古專業長盛不衰的原因吧。
近十年，可述者甚少。少參會，少撰作，少立項，少運動，少喝酒。除了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學工作以及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的論文指導修改工作之外，就是做幾個大項目：一是主持修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修訂工程”之“《新唐書》點校修訂”工作；二是受命審讀《全唐五代詩》校樣；三是校定《四庫全書總目》；四是負責《江蘇文庫·文獻編》史部選目與提要撰寫。四個項目分頭進行，或快或慢，或急或停。前三項歷時均有十餘年，至今未能竣工，慚愧無以言表，尚待繼續努力。
其間可慰者有二：一是參與《四庫全書總目》校勘工作的重要成員孫利政博士，其博士學位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考校》以其豐富而又精湛的考證內容，深入史源的細緻考證方法，獲得了二〇二三年江蘇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二是《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已經問世（鳳凰出版社，2023年12月）。這是我二十餘年來古典目錄學研究成果的一次結集，凡十六題。其內容從目錄學史上最古老的劉向《別錄》，到當代學人的目錄學著作，凡所考論，不敢與前人雷同。文章或從細微處入手，辨正一字一句，如《<漢書·藝文志>總序獻疑》，指出漢代“數術”與“術數”詞義有別，其“術數略”實為“數術略”之誤倒；又如《<舊唐書·經籍志序>考誤》，抉發序文所載 “經解”與“故訓”二類實為衍文，開元書目四十二類之分類系統屬於子虛烏有。或從宏大處著眼，辨別文獻真偽，如《<韓非子書錄>辨偽》，推翻余嘉錫對清人王先慎的辯難，釐清《韓非子書錄》的文字來源與“訛變”痕跡；又如《一部偽中之偽的明代私家書目》（與李丹合作），揭露董其昌《玄賞齋書目》係後人雜抄《近古堂書目》（據錢謙益《牧齋書目》而偽作）與錢曾《也是園書目》而成。而觀《<舊唐書·經籍志>考校舉隅》《<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探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義例新探》諸篇，則可體會筆者對異文比勘、史源辨析與義例尋繹等方法在古典目錄學研究中的運用。至於得失，幸讀者鑒焉。因為《考論》是單篇論文的匯總，全書沒有體系，讀者藉此難窺古典目錄學之全貌，故本人於《前言》中又特述目錄學簡史聊作彌補，其中有此前未見諸文字的一些淺見，正可與大家分享。這本小書能在退休之際編纂出版，以書會友，稍償書債，深賴同門宗友教授的擘畫經營，在此謹致謝忱。
人已退，職亦退，然業未卒，事未了，是心不得退，身亦不得退。在笑看《全唐五代詩》殺青之後，近三四年的任務就是加速完成已經持續十數年的《新唐書》點校本的修訂工作和已經滾動使用數十年的《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這部教材的修訂出版，再後則是《定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定稿與出版。
人生謝幕的時候，希望帶給大家的是符合期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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