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人民公社化概述
文摘
2024-11-06 07:25
山西
1958年9月13日，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遵照这一决议，榆次市委、市人委在一个月内将全市所有高级社合并为6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即把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为一体。6个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辖212个大队管理委员会，大队管理委员会又下辖811个生产队委员会。公社化最初阶段，社员劳动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按年龄、性别编队编组，号称“罗成队”、“赵云队”、“黄忠队”、“穆桂英组”等；有的按军队建制组织劳动。在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兴修水利等方面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畜力、生产物资和其它物资。以鸣谦管理区为例，平调社员房屋630间、土地406亩、牲畜6头、动力机械7部、胶轮车1辆以及生产工具等，总价值3.8万元，平均每户107元。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统归集体所有。社员的家庭灶具、桌椅无偿收归集体食堂。在计酬上取消了按劳分配，实行“供给制”，吃饭进集体食堂。1958年到1959年共办集体食堂579个，强令34854户社员加入，占全市总户数的91.6％，并把社员家中的旧存粮47万斤全部无偿归食堂。是年，由于青壮劳力大量外调，农业生产混乱，只剩部分妇女和儿童劳动。“丢了秋，深翻地”，使场上粮食霉烂，成熟的秋作物埋在雪里。林果产品到入冬季节，除自然落地者外还挂在树上。是时，浮夸成风，全市粮食总产8000万公斤，但估产1.5亿公斤；亩产仅113公斤，但向上级却报了榆次为亩产“千斤市”。“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加深了1959年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在向共产主义抢过渡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依据浮夸数字，过多地抽取公共积累，有的管理区公共积累占到总收入的30％，致使社员分配不能兑现，集体贷款负债。据1959年终统计，全市社员分配不能兑现的金额达45万元，分配的空头金额达37.7万元。1961年1月1日，市委召开以反“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瞎指挥生产风）中“共产风”为主的整风整社会议，对1958年以来的平调问题、粮食问题、刮共产风问题作了清理，对全市平调劳力、物资总值537万元进行了退赔，给社员留自留地530亩。3月22日，榆次撤销了管理区建制，恢复为生产大队。1961年底至1962年初，对核算单位进行了下放。由以大队核算的大多数变为以生产队核算，把劳力、耕畜、农具下放到生产队管理。由于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有所纠正，又贯彻了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建设“八字方针”，贯彻落实了农业六十条，从而坚持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执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肯定了社员的个体经济是集体经济的补充。与此同时，开放了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市场，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农村推行极“左”路线，以学大寨为名，使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又遭干扰破坏。1967年秋后榆次县核心小组和革委筹委会，组织基层大批干部群众到大寨“取经”，回来后集中火力批判“定额管理制度”，认为是“繁琐哲学”，是培养人们的“私”字，硬性推广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计酬方法，社员称之为“大概工”。1971年榆次市、县革委贯彻执行晋中地革委的指示，下大力推行大寨、昔阳“实行大队核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1972年，市、县有118个大队实行了大队核算，干部群众称之为“穷过渡”。由于违背了社会主义的自愿互利和按劳取酬的基本原则，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出现了“劳动一窝蜂，干活不计工，集体地里养精神”的消极现象。1972年全市、县粮食总产为72390吨，1973年为82635吨，分别比1971年的103040吨减少30650吨、20405吨；社员的人均年收入也由1971年的86元，分别下降为72元和76元。1975年，县革委制定了限制资本主义十八条，条条限制，项项设卡，限制社员不准留自留地、自留树，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开放集市贸易，所有个人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砍掉。一味片面地抓粮食，放弃了多种经营，重农业，轻林牧，重粮食，轻棉油，因而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性，使粮食生产形成孤军作战，农业生产基地不稳定，导致了粮食产量的“马鞍形”。据“文化大革命”十年统计，全市农业总收入年平均3813万元，其中林业收入年平均63万元，只占农业总收入的1.60％。尽管大抓粮食生产，但是亩产也只徘徊在170—180公斤之间。在丰收的1978年，亩产增至217公斤，农民人均收入111元。（摘自《榆次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