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万田读中学（散文）
作者 欧阳斌
一九六九年，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我是五年级，同六年级一起毕业。在万田小学就读的一年，我只记住了两件事：一、学校号召＂学雷锋，做好事＂，班上挂了好人好事登记簿，我每天负责记录同学们做的好事。不久，老师说：＂做好事不留名，学雷锋，学得好。＂同学们不说所做的好事，我没什么可记。学生们十分听话，做好事的积极性很高，操场边上的厕所一天能打扫、冲洗七、八次，我当然积极参加，也知道挑水和拿扫帚的同学的名字，既然老师要求不留名，我只好让登记簿空白了。二、母亲请音乐老师刘先梯教我拉二胡，我做完作业即认真地拉。刚拉出＂哆来咪发嗦拉西＂的声音，一天晚饭前，母亲叫我去做事，我仍在拉着，没有起身。母亲叫了几次，我还没有动，母亲突然说：＂再拉，我把二胡摔掉。＂我拉的二胡是刘老师的，摔坏了怎么行？母亲这句话，让我赶紧把二胡送还刘老师，不学了。
到万田中学报到这天，父亲说：＂你大名叫欧阳斌。＂说着，把刻好我的新名字的一枚印章交给我。这样，我原来的名字＂爱平＂成了档案里填写的＂曾用名＂，只留给家人和乡亲、亲戚们叫了。一九七O年的初中，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劳动。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姓邓，是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领着我们劳动，是邓主任的主要工作。我们的劳动，先是开荒种菜，后是挖一座小山。学校要在山那边建教室，挡在中间的小山，要老师领着学生们去挖开。初中两年、高中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参加挖山劳动。一天下午五点多，班主任曾老师带着我和一个同学去挖，挖了十几分钟，我一锄下去，泥土中现出一撂花边（即银元）。捡起一数，二十一块。我有占有这些花边的想法，只是，我刚把花边装进口袋，曾老师喊道：＂挖到花边啦！＂一下子引来几个老师和几十个学生呼啦啦地围了过来，我只好把花边掏出来交给了李老师。李老师马上端过一脸盆水把花边洗得发亮，没有我的事了。过了几天，我当校长的父亲在操场上举起花边对刚做完广播体操的师生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把花边埋起来，想变天，想让我们贫苦大众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父亲讲了半个多小时，把挖到的花边上升到政治高度，这二十一块花边便充了公。
上课，学生们倒是很认真，新发的书，会用硬壳纸包起来精心保护。我们的政治课讲毛泽东思想，语文学毛主席的著作，写作文先写一段＂最高指示＂，结尾呼几句革命口号。数学讲完有理数和因式分解、平面几何等内容后，初二的课本有一大半是生产队会计知识。物理讲柴油机、碾米机、拖拉机、喷雾器等与农业劳动有关的机械原理和修理，唱歌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高楼万丈平地起》等陕北民歌，体育以队列操练为主。进入高中，尤其是一九七三年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我和同学们多念半年高中一年级时，劳动改为下午上完课进行，我们才学习元素周期表、牛顿定律和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语文有了古文。我学的第一篇古文是《狼》，讲一个屠户刀劈两只狼的故事。语文老师讲完，要求学生背诵，在一个下午逐个把学生叫到教室外的走廊上，捡查背《狼》的情况。至今，这篇古文的原文，我还记得＂一屠晚归＂、＂止有剩骨＂和＂乃悟前狼假寐＂几个句子，其余已经忘记。数学，我情有独钟，一次考试，解一道函数题，老师认为我的解题方法具有创意，先给了105分，又觉得不能超过100分，最后把＂5＂字改成红红的＂0＂，把我的卷子贴在黑板榜，在课堂上大加赞赏。可惜，下放和当工人时，我没有坚持数学的学习，以至一九八O年高考，我的数学成绩只考了29分，让我与大学本科失之交臂。有时我会想，如果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可以高考，我肯定能上个重点大学。当年的现状是，历史只学中共党史的路线斗争，讲一讲＂鸿门宴＂等古代故事，地理根本没有开设，以至能在地图上看出东南西北的最浅知识，我都不知道，我能考上大专，算是很幸运了。
我的老师，很是勤勉。初一买得新华字典，班主任李赞沐老师美术字漂亮，花了不少休息时间，用工整的楷书为全班五十多个同学的字典写好名字，让我记忆犹新。只是这本字典没有留下来，甚为遗憾。高一班主任曾庆渊老师，为让我们学习英语，每周六下午走路五十多里到九堡中学去请教英文教师，用汉语标注好，到周一教我们念＂郎列虎丘米毛＂、＂温吐司利乎坏虎＂和＂唆酸纳史得坑且＂等句子。到今天，我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曾老师现学现教的阶段，而曾老师的示范作用，给我＂凡事要认真＂的鼓励，影响了我一路的工作和生活。语文老师刘承营，非常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一次，县里来学校放电影，刘老师问我们几个学生：＂晓得今晚放什么片子吗？＂我们摇头。刘老师说：＂战斗故事片《大可龙衣》，知道是什么吧？＂我们没有听说过，刘老师不说破，直到晚上看完电影《奇袭》，我才对＂大可龙衣＂恍然大悟。文艺老师许祖生，奇才一个，画画、作曲、编舞，样样精通，他带领学校文宣队演《英雄五少年》、《智取威虎山》，又独创人演木偶，叫响了瑞金县。现在想来，我如今仍存有的文化细胞，与我的众多老师的教诲，密不可分。
初二下学期，我挨过一次整。我搞了一次恶作剧，听说班里一个女同学同高中一个男生早恋，我把两个人的名字写了张纸条，夹在了女同学的书上。隔天，班里开班会，一个同学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那个女同学当众哭了，全班许多同学纷纷指责我无事生非，班主任老师叫我站在大家面前，严厉批评我。本来是我犯下的错，我有口难言，终于，把我整得放声大哭。这件事，我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当晚头一次失眠，快天亮才睡着。好在，第二天上学忽然没事，老师进来，当班长的我轻声叫＂起立＂，同学们＂刷＂地站起来。大家坐下后，老师对我说：＂喊起立，大声点！＂第二节课，我喊出了平常的声音。说来也怪，不光同学们照常同我玩耍，揭发我的同学没事人一样和我正常交往，那位女同学也愿意跟我说话了。那时，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在县里参加汇演时，一个晚上要去排练，天下起了大雨，我穿着布鞋正犹豫着怎么走，穿上雨鞋的那位女同学把手中的伞给我，说：＂我背你！＂这样，女同学当真把我背到了排练厅。许多同学看见我伏在女同学背上，嘿，没有一个人笑话我。当年的同学关系，就有这么简单。
读中学的时候，我常常跟住校的同学挤着睡。我家只租了一间住房，住不下，加上我要上晚自习和参加文宣队的活动，晚了，住在学生寝室里。男生的宿舍在祠堂舞台后面的楼上，楼梯设在外墙，是一个好大的楼房。进房子的左边有一个小门，通向舞台上方的凹字形过道，供挂幕布和舞台灯光用，学校演《智取威虎山》，漫天飘扬的白纸剪成的雪花，便是几个同学从过道上往下洒的。过道很暗，我没有进去过。同学们打的是地铺，蓆子挨着蓆子，住了六十多个同学。一年寒假的一个晚上，我们留下来演戏的几个同学觉得冷，把被子收拢来垫和盖，我垫了八床、盖了八床，睡得出汗，第二天觉得还是盖一床被子舒服，不再挪别的同学的被子了。
在寝室，最害怕的是闹鬼。总说舞台上方的过道上曾经吊死过人，有鬼。每每睡着，会被＂嗒嗒嗒＂声音吵醒，似乎鬼在走路，同学们即挤做一团，吓得不轻。有些天，门口的楼梯传来＂咚咚咚＂响声，像是鬼上楼了，大家一齐惊慌。吓了，惊了，晚上洒尿，同学们一起去上厕所。这鬼声，大约是狗、猫、老鼠窜动的声音，只是大家怕，生成鬼了。唯一闹鬼的晚上，我恰好回家了。第二天听说，一个同学晾在舞台上方过道口的一件白衬衫，被鬼洒上一个红点十字，吓得一宿舍的同学跑到了外面，不敢进去。父亲和几个老师到了，领着同学们进寝室并和同学们一起睡，才勉去了一夜的慌乱。那件白衬衫，父亲看了，说：＂明明是红钢笔水，那里是鬼洒下的东西。同学们，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这件白衬衫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看到，只是这件事发生以后，我没有去过这个寝室睡觉。说是害怕，又不全是，我不再挤学生宿舍，是一个叫地宝的同学让我住在他家。
地宝家有一栋房子，他单独住一间。房子里一张床，一张桌子加两把木櫈，很宽敞。我和地宝住一起，聊东聊西，十分自在。有一个乐趣是夏天打蚊子。我们把蚊帐放下，每人拿一个沾上煤油的茶缸盖，待蚊子在帐上站稳，我们拿茶缸盖去扑，蚊子便被煤油粘住。每晚，我们会扑很久，多的时候，扑上成百只蚊子。蚊子没有了，我们在蚊帐里就能一觉到天亮。
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下塘去玩水。那天下午劳动后，十几个同学走到一个山窝里的一口塘边，脱光衣服跳了下去。我不会游泳，见大家游得欢快，加上又是大热天，便也下到了塘的浅水处。我小心翼翼的在水中走着，猛地踏进深水里，双脚探不到底了。在我拼命挣扎的关键时刻，我的同学陈上发游过来沉下水去，用他的脑袋顶着我的屁股，把我顶出了水面。上发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救了我，我内心十分感激。这样，他就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亲密联系的唯一一个万田中学的同学。
一九七四年秋，万田撤销高中，我最后一年的高二，要走五十多里山路，到九堡中学读。三年半的万田中学时光，便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作者介绍
欧阳斌，退休公务员，江西瑞金人，居赣州。年轻时喜欢做文学青年，年老时常怀文学梦想。有文艺作品见诸报刊和网络，曾获省、市优秀作品奖。现担任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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