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极力赞赏四书五经，称它们和农家五谷一样，成为家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在科举考试中，他下令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生答卷必须“代圣人立言”，也就是说，只能用孔夫子的思想和言论写文章，不准许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能提出见解。文章体例要用排偶，要讲对仗，而不能写成一般的散文。这就是明清两代一直沿袭使用的八股文。
由于资料缺乏，八股文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找到了，我们只能从目前保存的一些清代试卷中，窥测八股文的内容（正是这个原因，八股文的一些具体情况就留待下一部分谈了）。至于明清两代八股文的发展脉络及其异同点，恐怕更是很难有人说清楚了。
明代的试卷之首，要书写考生父祖三代姓名、籍贯、年龄及本人所习经书名称，还要加盖本人所在州县的印记。考生于考试日当天入场，禁止代人答卷或冒充别人姓名入场。考生如在白天尚未答完试卷，晚上可领取三支蜡烛继续作答。书写过程中，必须回避皇帝的姓名、庙号，也不许谈及自己的身世门第。试卷采用糊名、弥封，弥封编号作三“合”字。
考生一律用墨笔（毛笔）答卷，称之“墨卷”。誊录者一律用朱笔（红笔）誊录试卷，称之“朱卷”。考场所在地称为贡院，考场称为号房。门外有一军士守门，称为号军。考官和考生们进入考场之后，贡院内所有的门户全部上锁。考场门外的提调官、监试官等称为外簾官，门内主考官、监生官称为内簾官。
明代的科举考试有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又称廷试），每三年考试一次。
（1）乡试。省一级的考试，又称乙科。南、北两京乡试时，主考官由翰林充任；各省的主考官最初是在儒士内选拔明经公正者充任，景泰三年（1452年）令布政司、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从现任教官中推举年龄在30～50岁而又有文学素养者为主考官。由此，教官主持考试就成了定例。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两京府（南京为应天府、北京为顺天府）和各省省会举行，故又称“秋闱（音wéi，意考场）”。明代还习惯地称南京乡试为“南闱”、北京乡试为“北闱”。
乡试录取名额，太祖时未有明确规定，只按成绩优劣决定。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始有定额，以后又渐有增加。到英宗正统年间，南北直隶定为100名，江西为65名，云南为20名；嘉靖年间，云南增至40名，贵州最少为20名；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两直隶增加到130余名，其余各省均有增加，但最多不超过100名。乡试取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俗称解元。举人在明代颇受人尊重。
（2）会试。中央一级的考试，又称甲科。乡试的第二年，举人会聚京师，参加中央级的考试，所以称为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逢丑、辰、未、戌年春季二月举行，故又称“礼闱”或“春闱”。会试第1名称会元，其他录取者为贡士。
会试取士，最初并没有南北地域之分。
洪武三十年（1397年）会试，考官刘三吾等录取52名儒士，全部是南方籍人。太祖得知信息，认为考官有意偏袒南士，贬抑北士，下令将主考官和有关人士处死或从军，并亲自阅卷和主持廷试，录取61名，但都是北方籍儒士。洪熙元年，即位不久的仁宗即与大臣杨士奇等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会试定南北卷取士。也就是说，会试时，按举人的籍贯分成南卷和北卷，并分配录取名额，以求在地域上保持平衡，缓和南北儒士的矛盾。
但仁宗未及采纳就去世了。继立为帝的宣宗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制定了录取名额的百分比：南人60，北人40。以后，又将试卷定为南、北、中卷，它们各占的百分比是：北卷（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儒士的试卷）35，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儒士的试卷）30，南卷（除上述地区之外的儒士试卷）35。会试取士的这一改革，调动了北方儒士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北儒士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加强明朝的统治。
明代的乡试、会试均分三场进行。初场考试经义四道、四书义三道。四书必须采用朱熹著的《朱子集注》；永乐年间，明廷又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作为士人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第二场考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册五道。
（3）殿试。会试的录取者还要由皇帝亲自殿试，也叫廷试。殿试只考试策问一道。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以前，殿试均在三月初一日举行；成化八年因悼恭太子建议，宪宗下令殿试改为三月十五日，此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殿试时，翰林及朝臣中有很高文学素养者充任读卷官，并参与阅卷，拟定名次，以供皇帝裁决。发榜时，他们在殿前举行的唱名典礼上，宣读录取者的名次，称作传胪。录取者通称为进士，名次等第分为一二三甲。一甲前3名为状元（或称殿元）、榜眼、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录取名额不定，均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又称甲科，故所发之榜又称为甲榜。
殿试后，皇帝要赐诸进士宴，宣宗以后一般在礼部进行。还要为一甲3名的进士授予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的进士不能立即授官，但可以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称为“馆选”，考取者均为翰林官，未考取者或授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国子博士，或授府、州、县的一些官职。至于未被录取的举人（会试落第者），有的可入国子监读书，以待下次参加科举考试；有的可立即授予京师的小官，或授府、州、县的一些官职，也可以授予学校教职。
总之，明代的秀才已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迈出了做官的关键一步；乡试和会试中举者，均可做官，从此跻身于统治集团之中，继续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明代科举场上还流传着“两榜出身”和“连中三元”的佳话。在科举考试场上，既通过乡试（乙榜）中了举人，又通过殿试（甲榜）中了进士并最终获得官职的儒士，就称为“两榜出身”。凡是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又中会试第一名（会元）、再中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的儒士，被称为“连中三元”（解元、会元和状元）。
据史籍记载，明代277年间，连中三元的只有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2人。统治阶级拼命宣传“两榜出身”和“连中三元”的目的是以此给广大儒士作个样板，使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天从早到晚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通过科举考试而升官发财。这显然是通过笼络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4）庶吉士。前述二三甲的进士不能立即授官，而要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之后或授翰林，或授低级官职，这似乎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实则不然，明代这一规定完全出于一种储养人才、以备大用的目的。
庶吉士是明代翰林院所属机构庶常馆学员，或称庶常，掌管诰敕之事。自永乐二年（1404年）始，庶吉士专属翰林院，明成祖朱棣把翰林院当作官吏储备的机关。据史籍记载，永乐二年的殿试后，学士解缙受成祖之命，选取曾棨（音qǐ）等28人（以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入翰林院读书，庶吉士周忱以己年幼，请求随入翰林院学习，获得朱棣赞许。明廷对这29人给予很高待遇，发给他们笔墨和纸张，每人月钞三锭，供应每日早晚饭食。他们每五日可沐浴一次，外出备有车马。朱棣还经常亲到翰林院督促和检查。他时时提出各种疑难问题，考核29人的学习效果。
成祖发现这29人追求虚名和浮华，不认真读书，自己命令背诵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竟无一人能全诵。于是决心惩治他们一下，下令将29人全部发戍边远地带充军，又令他们去干搬运木材的苦力。这使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儒士苦不堪言，纷纷表示，如能回京一定奋发上进。朱棣看到自己的惩治目的已经达到，下令将他们召回，重入翰林院读书。这29人经此挫折，果然都吸取教训，认真读书，奋发上进。后来，周忱等10余人都成为有名望的官吏。
明代“馆选”后，朝廷任命翰林院、詹事府中官阶高而又资历深的一人为教官，称为教习。3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者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其余的人出任给事中、御史，称为“散馆”。天顺二年（1458年），英宗规定非进士不准入翰林院，非翰林出身的进士不准入内阁，以及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和侍郎、吏部右侍郎等也均须由翰林出身。这样，“庶吉士始进士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事实上，明朝170多名宰相中，由翰林出身者占9/10。庶吉士事实上已成为明朝宰相的后备队了。
明思宗朱由俭即位前后，大厦行将倾覆。为了挽救这一危急局面，年轻的明思宗励精图治，重视任用既有才干又有实践经验的人为官，打破了内阁臣僚专用翰林的旧例。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翰林出身的大学士郑以伟在一件奏章中看到“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于是找其人提问题，当场为思宗纠正。对此，思宗感到翰林虽有学问，但缺乏办事经验和能力，于是产生了内阁之臣不再专用翰林（即庶吉士）的念头，任用非翰林出身的官吏入内阁办事。以后，他又多次下令从府、州、县官中挑选才学兼优者出任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宰辅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