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可以把一切相貌妆点成光鲜俏丽的小姑娘；历史是面镜子，可以明兴衰之道，明得失之理，明人性丑恶。历史也可以把文明之源、生命之源、价值之源，浓缩转嫁具象化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于是不是可笑和不学无术，金字塔尖的人可不会管，只要有用就行。所以外儒内法可以玩个两千来年，然后还能玩出个跪着却很自大的民族心态，实在是高。其他诸子百家只能望儒兴叹，停留在春秋战国的硝烟里看热闹。
谁都不能不能否定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厚物产和优秀文化底蕴的民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只能说，作为一个工具，儒家决定不了什么，不用的时候弃之如敝履，不仅仅是诸子百家的命运。在儒家被独尊为国术的时候，其他学派的命运，也注定了儒家不过是张皮、想用的时候搬出来披挂装点门面，不想用的时候尘蒙土封。学派和人一样，要有气节，如果没有风骨，某个学派就连小鬼子都可以合作，那是人品的问题。
百年前的中国虽然错过了拥抱世界文明，但很难说是儒家之过。儒家兴盛时期，这片土地的经济总量都很大，值得炫耀吹牛；这片土地的文化都是依附于皇家之贡而发展，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因而自由和创新几乎为零；但这片土地的经济人均很微薄，两千多年一向如此，兴亡皆苦，让人嗟叹。
儒家和法家就像一对难兄难弟，对民生和百姓，一个负责锁喉，一个叉肋。跪在封建皇权的脚下，两个家伙舔功深厚，合起伙来贻害千年。
没有诸子百家的平等、自由发展与融合碰撞，就没有文化繁荣与思想鼎盛，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算句鬼话。
其背后的逻辑，是“法自君出”的封建专制钳制思想，扼杀文明，才会让一个民族走向没落，封建统治者是自私、腐败、无能的，他们所要的皮可能是儒家、道家，也可能是任何不入流的学派，只要有用。所以要看到，应该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用来愚民的。
殊不知，落后的可不止是百年，从三国群英风云叱咤的时候，就开始了近两千年的落后和暗黑时代，直至晚清，然后在西学东渐之风下再一次迎来文化大发展。靠人口数堆积起来的总量领先，却不能在民生方面走到前面，这是一种长期的文化耻辱和制度蒙羞。
有人说，百年左右有两次对儒家的毁灭性的打击：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二次是批孔那几年。最后发现，有没有儒家，跟贫富强弱没有任何关系。但不尊重文化，就可能会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尚可，还保住了儒家的颜面；但批孔的时候，儒家几乎都绝迹了，还要被从坟里挖出来痛批，看来实在是没有折腾的角度了。
克己复礼、僵化守残的腐儒固然害人，依“贤”而食人，且不知己之过，值得批判。“过，勿惮过”，“知过能改，善莫大”。“信近于义，言可复”，“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固然能反思三省吾身，却因循守旧，没有能力真正走向文明和尊重个体价值，不知是谁之过？
真正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先圣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道生法的产物，是格物致知的成果，是基于公理的真理。这与专制统治主张的“法自君出”的矛盾实际是不可调和的。阻断了中国文明进程的人，应该是“绝天地通”的颛顼及其以后的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当受命于天的专制统治者占上风的时候，中华文化也开始走下坡路了；而长期到两千年的下坡路，几乎消耗了所有的丰厚遗存。春秋战国之后再无传统文化思想，虽然有些偏激，但不无道理。
要说各种文化和独尊的儒家杂交，确实产生世俗社会和市侩文化，似乎也没什么不妥。这是皇权和民间文化妥协的结果，存在即合理。连孟子都说“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之所在”，这种反对诚信不守诺言的文化，从开始就注定了高压之下的妥协和圆滑必然造就生存厚黑学，土壤如此，还能指望开出文明之花？
每种文化、思想都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是时代的遗存。不管是儒家，还是其他文化系统，它们均属于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也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当代文明，更不能承担并维系华夏现代社会的转型重任。真实地展现原汁原味，让学生知道其存在即可，这是教育的责任，而没有必须传承的义务，不要忘记它们的贡献，也不必夸大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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