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由唐宋两朝国情比较所见

何忠礼

提要：长期以来，人们虽不时以唐宋并称，但言及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除在文化上有所肯定以外，总是将它说得那么不堪，与唐朝相比，简直不可望其项背。事实上，宋朝除国土面积不及唐朝以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农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要优于唐朝，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世界，无论是贡献或影响，也比唐朝要大得多。唐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度十分强大，但它给百姓带来的多半不是福祉而是祸害，所以并不值得夸耀。从总体而言，宋朝的历史地位要高于唐朝，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从清初至近代，唐朝却多受歌颂，宋朝则常被贬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清朝初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借贬低宋朝以影射清朝的一些论著的影响。二是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遭致丧权辱国，人们一方面着意将宋朝贬低为一个屈辱投降、腐败无能的典型，加以鞭笞。另一方面对一度称雄四方的唐朝，竭力加以美化，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还原宋朝的历史地位，重视和吸取其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 唐朝 宋朝 国情 历史地位

引 言

要正确认识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当与相邻朝代的国情，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农民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比较，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对于宋朝而言，可以作为对比的朝代，当非唐朝莫属。

通观自南宋灭亡到朱明晚季三个半世纪的历史记载，时人虽与今人一样，常以唐宋并称，但与今人大不一样的是不仅不存在褒唐贬宋之论，恰恰相反，对李唐弊端的揭露更多于赵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有“耆儒”之称的许衡(1209-1281)，在他撰写的《稽古千文》中，言及唐朝时说：

唐高之兴，太宗之谋。闺门惭德，责以《春秋》。田以租调，兵以府卫。七百余员，首定官制。贞观仁义，仿佛三代。本根不正，随亦阙坏。再传高宗，已罹女祸。李勣一言，唐业几堕。武后称制，欲立三思。倘非仁杰，孰引柬之？中宗复辟，嗣与韦后。睿逊玄宗，以功授受。开元太平，天宝昏乱。贵妃内惑，禄山外叛。肃宗即位，大分安在？中兴有颂，功不赎罪……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朋党、阉寺。藩镇强大，宣武篡弑。

在言及宋朝时，许衡说：

兵变陈桥，宋祖即位。克平中夏，以国传弟。九叶中衰，江左六裔。辽金据华，亦各九世。^[注][元]许衡：《鲁斋遗书》卷一○《稽古千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册,第422-423页。

许衡对于唐朝的历史，除对贞观、开元年间的政治有所肯定以外，在其他方面，则几乎都是批评。反之，他对宋朝的历史，却说得极为简单，虽无充分肯定之语，亦少批评之辞。要知道许衡在撰写这篇《稽古千文》时，宋元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按照惯例，他一定会大肆贬斥宋朝，以为蒙(元)灭宋张本。可是事实却不然，反映了他对唐宋两朝历史地位的真实评价。

进入明代，随着国情的变化，宋朝的历史地位获得进一步肯定。如明初著名政治家宋濂(1310-1381)说：“宋之德深远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国而不能绝其子孙。百余年间，显官名士，森布于天下。当世称多才者，归赵氏。此岂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注][明]宋濂：《宋文宪集》卷二三《太初子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4册，第264页。宋濂的学生，著名学者、思想家方孝孺(1357-1402)对宋朝更是大加赞叹，认为它的历史地位，远非汉、唐各朝所能企及。他说：

至于近世，惟宋之俗为近古。尊尚儒术，以礼义渐渍其民，三百年之间，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顾养亷耻。虽曰纲纪未备，其所崇尚，远非秦汉以下之所能及。^[注][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三《杂著·正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5册,第112页。

明中叶的学者叶盛(1420-1474)在对西汉至宋元各朝的优劣作了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及乎宋室之兴，削平僣乱，开文明之景运，几跨唐而轶汉，休养生息三百余年。彼番番之黄发，咸没齿而无怨。”^[注][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一四《耽犁手卷》，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第144页。比方孝孺对宋朝的评价又进了一步。

在言及唐宋两朝对后世的影响时，明朝后期的史学家陈邦瞻(？-1623)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注][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192页。

陈邦瞻在这里敏锐地察觉到，宋朝和唐朝处于中国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百年前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邦瞻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宋朝已进入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明朝在各个方面是直接继承宋朝而来，且至今未有穷尽，“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可是，入清以后，风向突变，宋朝尤其是南宋的历史地位开始遭到严重贬抑，其始作俑者来自于一些明遗民学者，其中又以王夫之(1619-1692)的影响为最大。王夫之在其所著的《宋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沉浮，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泽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注][清]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一》，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1页。就是说，赵匡胤出身军伍，既无德，又无功，所以没有资格建立宋朝。对南宋的创建者宋高宗，王夫之更是极尽贬抑之能事，别的姑且不论，就以高宗命州衙门竖《戒石铭》一事，也被批为：“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注]《宋论》卷一○《高宗九》，第187页。高宗禅位孝宗，对稳定南宋政局至关重要，本有积极意义，可是在王夫之笔下，却成了“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贱行之可耻，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注]《宋论》卷一○《高宗九》，第187页、第201-202页。，居然成了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显然，他这种违反常识的评论，寓有其深意(详见后述)，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仍不明其底细，作为否定宋朝历史地位的论断加以引用。

爰及近世，人们对于军事力量一度强大，又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唐朝，更是心向往之。于是，唐朝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被美化和拔高。一般国人在国外往往以自称“唐人”为荣。中国人所开设的商店街，被称为“唐人街”；传统的中国服装被称为“唐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时至今日，在一些通史著作中，对唐朝历史仍不乏夸耀之词，称其是一个“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的时代；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也动必冠以“大唐帝国”的称号。与此同时，对于宋朝的评价仍然很低，说它军事力量弱小，赋税剥削苛重，财政极端困难，政治非常腐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有人还说宋朝是“我国最腐败的朝代”^[注]二月河：《文化发展与反腐败的一点思考》，载《人民网》2015年3月30日。等等。

但是，如果唐朝的历史地位真的远比宋朝为高，纠其荦荦大者，却与以下一些事实很不相称：一是唐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杀戮的惨剧，为何从开国之日起，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二是时间长达8年之久、差一点给唐朝带来灭顶之灾的“安史之乱”，因何爆发，后果又是如此严重？三是唐后期的8位帝王，为何相继被宦官玩于股掌之上，有些甚至性命不保？四是虽“开拓”了边疆，却造成了民怨沸腾。迨及晚唐，又丧失殆尽，如此“武功”，是否值得歌颂？五是唐朝末年怎会出现横扫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最后造成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8446页。的衰败局面？六是唐朝国家虽然号称强大，广大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却为何如此严重，即使是均田农民，也只是国家的隶农？

反之，如果宋朝真是那么不堪，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就很难加以回答：第一，作为一个弱国，为什么宋朝的立国时间能够长达320年，成为中国自秦、汉以降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注]言及历史上国祚最长的朝代，一般认为是两汉，长达四百年左右。但是东汉(25—220)的创立者刘秀，是南阳豪强地主集团中的一个成员，虽然他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之孙”，可是其统治核心，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血缘关系上与西汉(前206—8)皇室和统治集团绝无相干。何况，西汉与东汉之间隔着一个王莽建立的新朝，已将两汉的历史割断。所以两汉实际上是两个朝代，不过都是刘姓而已。可是南宋(1127—1279)的第一个皇帝赵构，是北宋(960—1127)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之弟，帝位一脉相承，国祚亦从未中断。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是北宋末年的官员，甚至军队主力也来自于北方。南宋的基本国策完全沿袭北宋而来，社会矛盾也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两宋实际上是一个朝代，只不过都城由北方的开封迁到了南方的临安(浙江杭州)、国土面积缩小了大约五分之二而已。第二，宋朝疆域虽然不及唐之四分之一，为什么人口却比唐朝的二倍还多，即使到南宋，无论是人口或者经济总量，也都远远超过唐朝？第三，为什么著名唐史专家陈寅恪先生(1890-1969)以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5页。另一位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更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注]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如果真是一个十分腐败的朝代，怎能创造出如此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四，南宋的军事力量虽弱，为什么能抗击令西方人也闻之丧胆的蒙(元)长达45年之久，远远超过金、西夏等其他任何军事强国？第五，自秦至唐，乃至元、明，没有一个朝代不是亡于农民起义的风暴之下，为什么惟有宋朝是个例外？第六，夏桀是一个无道的君主，时人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惟恐其灭亡之不速。可是，南宋亡国前夕，竟有如此多的人为之救亡，乃至殉国；亡国后，又有如此多的人对它怀念不已，其感情之深厚，为汉、唐、明、清各朝所未见。第七，一些很少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的外国学者，为什么对宋朝情有独钟？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注]转引自杜君立：《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南都周刊》2014年第25期。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创建之父”的费正清(1907-1991)，在他逝世前二天刚刚完成的新著《中国新史》一书中，称颂赵宋一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时代”。^[注][美]费正清：《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0页、第113页。前几年，著名美国史学家罗兹·墨菲也说：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都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注][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亚洲史·序言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98-199页。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唐宋两朝国情的比较，重新认识天水一朝的历史地位。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远非一二篇文章可以完全解决，故本文只能择要选择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唐宋两朝政治得失及腐朽程度之比较

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它与前朝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必须指出，唐朝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所谓“某某之治”云云，虽然为它加分不少，却是夸大成份居多。唐太宗在位的23年(627-649)，史称“贞观之治”，几乎成了历史上“太平盛世”的典范，可谓无人不晓。此后，又相继出现高宗朝的“永徽之治”、玄宗朝的“开元之治”，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有唐一朝的历史地位。但是，如果认真考察这些所谓的“太平盛世”，就会发现，它距真实的情况甚远。别的姑且不论，就以“贞观之治”而论，就颇多疑问。

据《资治通鉴》载：

(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条，第6085页。

这是史籍对“贞观之治”最经典的一段记载，后来的史家无不引以为据。按太宗即位之初，国家形势尚十分困难，当时“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注][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第24页。。可是仅仅过了短短三年时间，在政令尚未完全贯通的情况下，有何神奇妙法，能使全国范围内出现如此富裕而太平的景象？所以上述所谓“天下大稔”云云的记载，实不足凭信。

实际上，有关贞观年间的负面记载，不在少数。如贞观十一年(637)，侍御史马周上疏谓：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注]《贞观政要》卷六《奢纵第二十五》，第207-209页。

同年，宰相魏征上疏谓：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川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注]《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第172-173页。

此后，唐朝政治继续恶化。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徽上疏指出，太宗有“十渐”之失，认为与贞观初相比，现在弊政甚多，“不能如前日之帖泰”，实为有始而无终，不竟使他“郁结长叹者”。^[注][宋]宋祁：《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877-3878页。

以上说明，到贞观六、七年以后，唐朝就出现了徭役繁重，百姓“嗟怨”，统治者生活奢侈，刑政不明的状况。此后，弊政就更多，甚至造成十个方面的失误。由此可见，仅凭贞观四年的这些夸大记载，根本谈不上太宗一朝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太平盛世”。在历史上，唐太宗虽然号称“明主”，但事实表明，他是一位好大喜功、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君主，贞观年间的许多所谓治绩，不能完全相信。

再从唐前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来看，也可谓触目惊心。继武德九年(626)六月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二个兄弟和全部侄子而登上帝位以后，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也企图以武力夺取帝位，阴谋败露后遭废黜。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去世，“秘不发丧”^[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太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页。，太子李治在四千甲兵的护卫下，进入含风殿，历时12日，始发丧，反映出直至贞观末年，政治上也极不稳定。到高宗、武后时期，又先后发生“武周革命”(690)、“神龙政变”(705)、“唐隆政变”(710)。直到玄宗即位后的次年，赐死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姑母太平公主后，唐政权才暂时得到稳定，但统治集团内部杀戮仍然不断。这种血腥而屡屡发生的政治局面，在有宋一代可谓难得一见。

以上只是唐朝前期的政治状况，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的愈演愈烈，皇权大为削弱，达到“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七月条，第8446页。的地步。“大唐帝国”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这与宋朝皇帝，不管是年幼的还是患病的，始终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唐朝官员因政治原因而遭到诛杀或流放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唐高祖李渊于立国第二年，就杀死了作为开国功臣的宰相刘文静，唐太宗则杀死了凌烟阁功臣侯君集和张亮。由此开其端，后来对宰执大臣的诛杀可谓不绝于书。据笔者初步统计，李唐一代，仅宰相被杀的除刘文静外，尚有长孙无忌、格辅元、乐思晦、范履冰、魏玄同、武三思、骞味道、韦温、韦巨源、张嘉福、郑愔、崔湜、萧至忠、陈希烈、元载、刘晏、杨炎、王涯等多人。被贬官或流放的宰执大臣就更多。在上述诸人中，有一些似确实罪有应得，不少人却因参与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或纯系含冤受屈而死。中小官员更是动辄遭到诛杀，如玄宗朝时，“监察御史周子谅言(牛)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3237页。。不仅帝王肆意诛杀群臣，就是权臣，也可任意取下僚性命。天宝八载(749)，咸宁太府赵奉章不满李林甫的专权，“告林甫罪状二十余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死”^[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3239页。。代宗朝宰相元载，多行不法，有官员李少良等密以载丑迹上闻，“载知之，奏于上前，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注]《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3412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唐朝的这种滥杀，与宋朝不杀功臣，不杀士大夫，不杀谏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军校，“陈桥兵变”时，拥戴他或曾与他比肩出任后周的将领多达十余人，在今朝皇帝即为前朝节度使的武人政治下，功臣被杀更加难以避免，但他们个个皆得善终，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谓仅见。对待一般大臣同样如此，在两宋130余名宰相中，没有一人遭到诛杀，因遭贬黜而死者亦寥寥无几。作为谏官，虽最容易逆龙鳞，也没有一人因言事而遇害。就是一般官员，除贪赃枉法者外，也很少有人被杀。至于民族英雄岳飞被高宗杀害，原因十分复杂，且毕竟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腐朽，也必然造成生活上的腐朽，这几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

唐王朝的创建者李渊，出身于关陇地区的贵族家庭，生活本来就十分糜烂，称帝后，他不顾国家财政困难，立即大兴土木，所建披香殿，极为富丽堂皇，有大臣直指“其华侈如倾宫、鹿台，非兴王之所为”^[注]《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七月条，第5922页。。又广增后宫，游猎无度。与之对照，宋太祖却自奉甚俭，“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敎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注][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太祖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9页。宋太祖还将削平割据政权所得到的钱财，贮之别库，以作为统一全国之用^[注]宋太祖一次对近臣说：“石晋苟利于已，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末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436页。。同样是开国之君，两人生活上的腐朽程度，相差可谓悬殊。

唐太宗虽然人称其雄才大略，但其腐朽性同样十分严重，仅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兴建的大明宫规模而言，足以骇人听闻。该宫占地达350公顷，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也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与之相比，财政收入超过唐朝的北宋，其汴京皇宫虽然也称得上豪华而众多，但“宫城周围五里”，尚不及大明宫面积之半。南宋皇城建在凤凰山原北宋杭州府治旧址，其面积不过50公顷左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杭州南宋临安城皇城考古新收获》，载《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只有大明宫的1/7，建筑既不雄伟，宫殿又多有减省。作为正殿，“垂拱、大庆、文徳、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注]《宋史》卷八五《地理一》谓：“东京，汴之开封也……宫城周围五里。”又谓：“髙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徳、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第2097—2105页。。可称简朴。

唐太宗不仅热衷于建宫殿，同样也热衷于修陵墓，早在贞观十年(636)，借为文德皇后修陵墓的机会，大肆营建昭陵，直至他去世，仍未完工，足见规模之宏大。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规模也是空前，陵墓周围有40公里，仅一块无字碑，就重达98.8吨。与之相比，两宋陵墓的规模就要小得多，以北宋来说，位于河南巩义的8陵，整个陵区面积虽有156平方公里，^[注]参见陈朝云《南北宋陵》第二章《北宋陵的营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3页。仍不及昭陵一陵之大。有学者说：“北(宋)陵墓的规模远逊于唐代。关中诸唐陵自不待言，连与宋陵隔境相望、在偃师境内的唐孝宗(按：高宗太子李弘，死后被追谥为孝敬皇帝)恭陵，其规模也数倍于宋陵。”^[注]《南北宋陵》第三章《北宋帝陵》，第44页。至于南宋6陵，规模全不象是帝王陵寝，总面积只有2.25平方公里。据笔者实地考察，各陵间距，最远的不超过二公里，有的竟近在咫尺间。各陵皆为浅葬，又不起陵台，也没有石人、石兽等石像生，故只能取一个“攒宫”的称号，聊以自慰。

太宗晚年，他为保有唐国祚之不堕，才不得不对太子李治承认自己在生活上的种种不是，其谓：

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己丑条，第6251页。

像唐太宗那样历尽艰险才登上帝位之人，上台后在生活上尚且如此奢侈腐朽，希望深长后宫的接班人不加仿效，就只能是一种奢望。特别是到了玄宗时期，唐统治者生活上的腐朽可以说达到了顶点。如玄宗啫好斗鸡，他专门设立“护鸡坊”，挑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拢教饲”。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时，他笼鸡300只从行，乃至在华清宫设斗鸡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一个年龄只有13岁、绰号“神鸡童”的贾昌，因善于驯鸡，被玄宗封为“五百小儿长”，备极荣华富贵，故时人以为：“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注][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3992—3993页。这样的荒唐爱好，与宋高宗在凤凰山养了一群鸽子放飞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会说，北宋的徽宗、南宋的理宗，也不是十分腐朽的君主吗？但这不过是与宋朝其他帝王相比较而言，若与唐朝多数帝王相比，腐朽程度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总之，无论是两宋的宫殿，或是陵寝，皆远逊于唐宫、唐陵，出现这种情况，实非经济实力或权攒所致，主要也得从封建帝王腐朽程度上去找原因。

后人往往夸耀唐大明宫之壮丽，惊叹昭陵、乾陵之宏伟，以此作为大唐帝国富强的证明，比较一下两宋特别是南宋的宫殿和陵墓，当然就似乎显得有些寒酸。但是，对于深受劳役之苦和苛重剥削的唐人而言，假如他们今天尚有机会说话，其感受就决不会如此。有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注][唐]杜牧：《泊秦淮》诗，载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35册，第676页。诗句讽刺的虽然是古人，但今人也当从中有所深思。

唐朝吏治的腐败，也十分惊人。武臣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注]《旧唐书》卷一六二《高瑀传》，第4250页。，故有“债帅”之称。文臣赴选，也因“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注]《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90页。。唐朝宰执大臣的贪婪和腐败尤甚，如高宗朝官至宰相的李义府，史言其“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壻，卖官鬻狱，其门如市”^[注]《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7页。。代宗朝宰相元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猥亵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注]《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3414页。。发生于唐顺宗时候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在历史上虽颇多肯定，但作为主要策划者之一的宰相王伾，却是一个贪得无厌之徒，据史籍记载：“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注]《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附王伾传》，第3736页。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在宋朝决不会发生。

唐朝科举中的腐败也十分惊人。玄宗朝宰相杨国忠之子杨暄应明经举，“经学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国忠权势，遣其子昭应尉抚先去打个招呼。杨国忠见达奚抚来，以为其子必中选，有喜色。得知实情后，便勃然大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策马不顾而去。抚惶遽，告诉其父道：“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十月条，第6920页。遂定杨暄上第。德宗朝时，礼部侍郎权德舆知贡举，宰相李实要他取一批人为进士。揭榜后，权德舆没有完全照办，李实便亲自出马，“大录二十人，迫徳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徳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注]《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第3731-3732页。与之相比，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人，虽是宋朝势力显赫的权相，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像杨国忠、李实辈那样赤裸裸地徇私枉法，挑衅公权力。

通过上述比较，唐宋在政治上的孰优孰劣，腐朽程度上的深浅如何，可不言而自明。

二、唐宋两朝经济发展水平之比较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严重破坏，唐朝建立之初，人口稀少，土地大批荒芜，在和平的环境下，随着均田制的推行，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事业的兴修，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据学者汪篯先生统计，全国有垦田800万顷至850万顷，^[注]参见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收入《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宝十四载，全国有户8914709，口52919309，是为唐之“极盛”，^[注](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戸口》，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53页。也为秦汉以来所仅见。

但是，唐朝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仅局限于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包括长江以南在内的大多数地区，特别周边的羁縻州县，经济发展还十分缓慢，所以全国性的经济总量并不大。“安史之乱”以后，广大北方地区由于叛军的蹂躏和官军的掠夺，^[注]如肃宗至德年间(756—757)，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奉命引兵镇压刘展之乱，“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见《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第3313页。以及中央军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使那里的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到处呈现出“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殷侑传》，第4321页。的悲惨景象，“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己丑条，第7284页。后来，户数经过检括虽有所回升，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十二月，“定天下两税，戸凡三百八十万五千七十六”。此后户数升降不定，但最高没有超过500万户。^[注](宋)王漙：《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中华书局，1955年据清武英殿聚珍本影印本，第1551页。以政府财政收入来说，从德宗朝起，已是“物力耗尽”，“府藏尽虚”，^[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第2087页。在此后的130余年间，唐朝无异已陷入“积贫”境地，早已没有了昔日开元时期的盛况。

对于宋朝，早年钱穆先生以为：“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按：指北宋的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形态。”^[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六编《两宋之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3页。此说可谓开称有宋一朝“积贫积弱”的先河。但事实证明，至少在经济上，对宋朝不能得出如此结论。

宋朝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广，但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越唐朝，所以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都较唐朝发达。以户数论，北宋大观四年(1110)有20882258户，^[注](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2095页。若以每户5口计，全国人口就超过了一亿。^[注]参见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南宋国土面积虽然只有北宋的5分之3左右，但人口更加稠密，据近人统计，嘉定十六年(1223)南宋人口峰值时的户数，“全境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户，共八千零六十万人”。^[注]方健：《南宋农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5页。即使到南宋灭亡前夕，“辖区的户口仍在一千一百万户和六千万人以上”。^[注]葛金芳：《南宋全史》第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1-152页。

由于劳动力的显著增加，促使大批围田、圩田、湖田得到兴修，唐代尚不见记载的梯田，在宋代已获得广泛开辟。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垦田即达5247584顷，“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注]《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66页。，实际已超过一千万顷，也较唐代为多。^[注]据今人统计，唐天宝中有耕地面积33709.4万亩，北宋天禧五年有47328.26万亩，两者的比例为1：1.4,参见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到了北宋中后期，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当时，“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太半”，^[注][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三《水利》，卫泾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据明永乐本影印本，第3319页。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宋室南渡以后，两浙、江西、福建、两湖等南方地区更获得了全面开发。如在浙西，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注][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事》，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027页。之称。昔日人烟较少的福建，“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注]《宋史》卷八九《地理五》，第2210页。在丘陵众多的江西，山地获得大规模开垦。淳熙五年(1178)，诗人杨万里回故乡庐陵(江西吉安)，看到沿途从山下到山顶都开垦为田，联想因战火而遭到破坏的两淮地区，赋诗道：“ 翠带千根束翠峦，青梯万级拾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注][宋]杨万里：《杨万里集》卷一三《过石磨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中华书局，2007年笺校本，第687页。可谓写实。故时人以为；“盖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谓闲田旷土，盖无几也。”^[注][宋]陈傅良：《八面锋》卷二《以势处事以术辅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3册，第1001页。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获得迅猛发展，被人们“号为全富”^[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许涵度刻本。之地。直到南宋中后期，由于蒙元军队的多次入侵蹂躏，才遭残破而衰落。

随着垦田增加，水利的兴修，种子的改良，农具的改进，耕种的精细化，宋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加，虽然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地产量不一，但从总体论，是“唐代的两倍有余”，^[注]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三章《农业生产工具、种子、肥料以及经营方式和单位面积产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宋朝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宋朝的手工业生产，无论是矿冶业、造船业、纺织业、制瓷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部门，它们的生产水平和产量，都全面超越了唐朝，这已经成为今天治宋代经济史学者的共识。本文因受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唐朝后期逐渐松弛的坊市制度，进入宋朝已被彻底打破。在唐朝仅仅起汇兑作用的“飞钱”，在宋朝已先后被作为流通货币的交子和会子所代替。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这一重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从而将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地抛在后面。

另外，还需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南宋，在“背海立国”的形势下，政府更加重视海外贸易。诚然，唐朝的海外贸易已经比较兴盛，但是主要港口仅局限于广州一地，由于造船技术的限制、航海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事故频发，有关记载不绝于史，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南宋，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航海经验的积累，罗盘针的使用，以及政府的鼓励，极大地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从广东、福建到两浙沿海，开放了多个对外贸易的港口，正式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南宋政府通过设在各港口的市舶司(务)，获得了大量税收，对改善财政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据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提举两浙市舶张阐奏称：浙江三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载[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午条，第3053页。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宋朝的“二税”、商税和其他各种财政收入，都大幅度领先于唐朝。北宋前期，当国家基本上获得统一以后，岁入缗钱1600余万贯，“太宗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注][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癸丑条，中华书局，1988年据《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第3239页。此后，财政收入续有增加，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注][宋]陈襄：《上神宗论冗兵》，收入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330页。几及唐时的8倍左右。又据梁方仲先生统计，唐宋两朝政府岁入粮食和丝织品有记载的最多年份是天宝中和天禧五年(1021)，其中粮食分别为2506万石和3278万石，^[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4页、288页。丝织品分别为740余万匹和1139.9万匹。天宝中为唐朝岁入之极盛时期，天禧中则属于北宋岁入的一般年份，即使如此，北宋岁入的粮食和丝织品，都比唐时多出半倍左右。^[注][唐]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典六》，中华书局，1988点校本，第110页；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三《财用门·数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7册，第873页。北宋中期，由于“三冗”严重，国家财政一度出现“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注][宋]李焘：《长编》卷二○九，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5074页。的状况，但这只是与国初充裕的积蓄相比较而言，并不是国家财政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到了神宗朝，由于推行王安石变法，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南宋国土面积虽不及北宋，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政收入却超过了北宋，据南宋中期人魏了翁说：“中兴以来，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不能当天下全盛之半。岁入乃増至六千五百余万，而经制、月桩等钱二千万不预焉，两浙之岁输缗钱千二百万、四川之盐钱九百五十余万又不预焉。校之祖宗取民之数，不知凡几倍矣。”^[注][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二一《答馆职策一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271页。

至此，中国的经济重心，最终完成了从唐朝后期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进程，并成为今后千年不变之态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明确地说：宋朝国家虽小，但是经济的发展水平，却要远远高于唐朝。

三、唐宋两朝军事力量强弱之比较

宋朝的军事力量远逊于唐朝，这是一个事实，乍一看，似乎并无比较的必要。但是，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深究谁强谁弱的问题，而是在于这种军事力量的强弱，是一而贯之？还是只存在于一时？他们的对立面是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唐朝军事力量的一度强大，给当时百姓所带来的到底是祸患还是福祉？

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熏陶，唐太宗和众多将领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军事才能臻于娴熟。由均田农民组织起来的士兵，作战也比较勇敢。这一切形成了唐朝前期强大的军事力量。贞观三年，太宗乘东突厥内部分裂之际，派李靖等统兵十余万，俘虏其可汗，灭亡了东突厥，占领了漠北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唐派兵降服了吐谷浑，并乘西突厥内乱，可汗被杀、内部分裂之际，大败西突厥，使西域大部统一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唐军占领龟兹国，在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西南)、于阗(新疆和田)、疏勒(新疆喀什)建立了四个军镇，控制了天山南北麓的广大地区。到高宗朝，唐军在灭亡西突厥以后，又越过葱岭，占领碎叶河畔(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在碎叶城建立了军镇以代替焉耆镇。“安西四镇”的建立，将唐朝的疆域扩大到了中亚地区。此外，唐军又东征高丽，南伐越南，东北的渤海国和西南的南诏也皆依附于唐。在当时，因唐朝只有对外扩张，很少遭人入侵，所以许多人说起这段历史，仍无不感到振奋。

但从高宗朝后期到武周时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军事力量开始衰落。仪凤中(676—678)，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18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唐军大败，损失惨重，审礼没于阵。高宗大恐，召侍臣问御戎之策，有大臣以为：“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扰。”^[注]《旧唐书》卷一九○中《郭正一传》，第5010页。明确提出，由于唐军在对外战争中屡遭挫折，所以需要从进攻转入防御。中宗神龙二年(706)十二月，突厥与唐军战于鸣沙，唐军大败，死者六千余人。数日后，突厥再袭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注]《资治通鉴》卷二○八，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丁巳条，第6607-6608页。玄宗继位后，依旧好大喜功，继续对外用兵，结果又多次失败，战死者更众，故史言“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注]《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0页。如天宝十载(751)和十三载，唐两次派重兵征讨南诏，前后损兵折将近20万。“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军事力量彻底衰落，边防空虚，回纥、吐蕃和南诏等少数民族的军队更是乘虚而入，“安西四镇”尽失。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回纥借出兵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之机，至东京洛阳，“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杀万余人”。^[注]《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第5195页；欧阳修、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骲上》，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119页。后来虽然退兵，但仍然不时侵扰京畿地区。宪宗元和三年(808)，礼部尚书李绛为此不无感叹地奏言：“回鹘盛强，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一《夷狄》，李綘奏议，第4436页。此后，南诏在吐蕃支持下，不断侵扰唐境，文宗大和三年(829)，大举入侵西川，陷邛州(四川邛崃)，逼成都府，入梓州(四川三台)西郭，“驱掠玉帛子女而去”。^[注]《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第5284页。对唐朝威胁最严重的当属吐蕃，它勾结南诏，连年入侵唐朝西北边陲，陷河西、陇右等地，尽占安西四镇。

在唐中后期的一百余年间，军事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雄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所幸的是上述三个民族政权由于皆有内乱，相互间也矛盾重重，加上北方黠戛斯、室韦、沙陀等势力的兴起，使他们的军事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所以不仅没有给唐政权带来灭顶之灾，唐朝还一度收复了河西、陇右之地。对此，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这靠的不是自身力量的强大，而是“天幸”。^[注]吕思勉：《吕着中国通史》第四十章《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61页。到了唐朝末年，由于藩镇割据，内乱不息，唐朝早年所拓疆域至此尽失，所谓军事力量的强大，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再从宋朝方面看，两宋先后所遇到的对手契丹、女真和蒙古，与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比较，有很大不同：一是匈奴、突厥皆为草原民族，他们入侵汉人聚居的地区，主要是为了掠夺子女玉帛和粮食，军队飚进飚退，不是以永久占领领土为其目的。所以汉、唐建立之初，可以借“和亲”和赠送财物以阻止他们的深入。可是契丹和女真，在他们崛起以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部分走向定居。蒙古在征战金朝的过程中，也汉化日深。所以这三个民族的统治者，都怀有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雄心。二是匈奴、突厥上层后来都发生了严重分裂和内乱，势力大为削弱，给汉、唐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但契丹、女真和蒙古贵族内部，没有发生对全局有影响的分裂，故宋朝对他们无隙可乘。此外，五代时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和燕山山脉的屏障，要阻挡“胡马南牧”，就更加困难。因此，两宋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历史上比任何朝代都要深重。故相对而言，军事力量就更显弱小。

不过，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一点：今人颂扬唐朝军事力量的强大，多着眼于它扩张领土所造成的“辉煌”，却忽略了由此给广大百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果主要不是用于保卫国家，抵御外侮，而是用于穷兵黩武，进行所谓“拓边”上，不仅不值得颂扬，反而应该加以谴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唐朝的所谓“武功”，是一种“帝国主义”性质的行为，只能自取灭亡，所以不值得夸耀。他说：

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三讲《宋代》，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唐朝频繁地对外用兵，对周边民族所造成的损害姑且不论，就是对本国而言，危害性也十分巨大，它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兵役负担，造成大批士兵战死疆场，田园荒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又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内侵，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此，杜甫(712 -770)在《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中，都有着深刻的揭露。宋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如著名政治家苏辙以为，唐太宗时代的武功，“无补中国之治乱，是以儒者终莫之善也”。^[注][宋]苏辙：《栾城集》巻二○《私试进士?问二十八首》，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454页。这与军事力量相对弱小、经常受到他国欺凌，因而不得不签订“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屈辱和议的宋朝相比，表现形式似乎截然相反，百姓实际所受到的痛苦，却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但是，如果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盛唐时期的军威和尚武精神，确实起着振奋士气的作用。宋朝则不然，由于它一直将“重文抑武”奉为国策，虽然对改变唐五代以来的武人政治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流弊十分严重：它压制了武将的能动作用，降低了广大将士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不良社会风气。尚武精神的缺失，也就削弱了国人抵御外侮的力量，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四、唐宋两朝思想、文化繁荣程度之比较

唐朝在思想上仍坚守着两汉以来旧的儒学传统，除了在宗教上产生了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禅宗以外，在思想领域上的建树并不多。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整个唐朝的士大夫队伍中，甚少有像宋朝范仲淹、王安石、朱熹、文天祥那样对国家和民族抱有高度责任感的儒家学者和大臣，所以在唐朝产生不出一个十分著名的思想家，也就不足为奇。

进入宋朝，随着国家内外环境的变迁，“重文”政策的推行，士大夫对国家和民族责任感的增强，以及科举考试内容由诗赋、帖经、墨义，向考经义的转变，产生了以理学为主的新儒学，也就是所谓宋学，^[注]参见何忠礼《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扫汉唐学者专事章句训诂、脱离现实的学风，转而趋重于发挥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内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到北宋中后期，宋学中形成了王氏新学、苏氏蜀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等不同学说。进入南宋，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至孝宗乾道(1165-1173)、淳煕(1174-1189)年间，思想领域更趋活跃，在理学正式形成的同时，又出现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等。即使同为理学，有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各学派之间，既有对孔孟思想的共同认知，也有对孔孟思想的不同阐述，他们为解决社会危机所开出的“药方”也各不相同，常常为此开展激烈的思想交锋，呈现出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局面。

宋学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而且也推动了政治思想的进步。一些士大夫对君主独裁体制公开表示不满，提出了天下者乃万民之天下的主张。如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高宗，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注]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第1301页。咸淳三年(1267)，监察御史刘黻上疏反对度宗的内降恩，认为帝王不能有私恩，大胆地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注]《宋史》卷四○五《刘黻传》，第12247-12248页。他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敢于挑战帝王的绝对权威，开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思想的先河，非常值得肯定。

总之，宋学对当代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是汉、唐以来的旧儒学所不能比拟的。

从文化上看，唐宋两朝都有灿烂多姿的诗词、书法、绘画和音乐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先就唐诗而言，它确实是唐朝文学的标志和瑰宝，一直享有盛誉。其中有“诗仙”和“诗圣”之称的李白和杜甫，历史上几乎无人不晓，其他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王维、孟浩然、李贺、李商隐等人，也十分著名。但是，由于唐朝文化的普及率远不如宋朝，能够有条件从事文学创作的士大夫和一般文化人就比宋朝为少，因此就作者人数和创作数量而言，宋诗并不在唐诗之下。我们只要对康煕年间所编纂的《全唐诗》与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全宋诗》作一对比，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故有学者指出：“其时唐诗之存世者，家不过二千余，篇不过四万八千九百余而已。今人《外编》，增益无多。非如宋诗作者，今日已可考知者不下九千人，倍四于《全唐诗》”。^[注]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页。《全宋诗》所收诗作，超过20万首，也“倍四于《全唐诗》”。虽然唐朝距今天比宋朝远，散失的诗文肯定要比宋朝多，但即使如此，数量相差也不应该如此悬殊，由此足见宋诗之盛。

唐诗与宋诗在质量上，也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应该说各有千秋。对此，钱钟书先生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说：“(唐诗与宋诗)不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注]钱钟书：《谈艺录·诗与唐宋》，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换言之，从总体上说，唐诗在艺术性上要超过宋诗，宋诗在刚毅性和思辩上则比唐诗为强，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点，这可能也是文艺的贵族化倾向和平民化倾向之间的区别。

词是宋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它虽然出现在唐代，但到北宋才大放异彩，故人们常有“唐诗宋词”之说。据唐圭章先生所辑《全宋词》一书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词人有873人。在北宋，著名的词人有晏殊、欧阳修、苏轼、柳永、周邦彦等人。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相对和平安逸的年代，词作大都“抒写个人的得意或失意。作品的题材，也大抵在相思、欢会、饮宴、伤春的圈子里打转”，^[注]唐圭璋编：《全宋词·前言》，中华书局，1965年，第2页。艺术性虽达到很高境界，但思想性尚不强。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词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词风也为之一变。南宋前期，以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朱敦儒、张元干等人为代表的作品，大多充满忧时爱国的思想感情，现实意义大为增强。同时候还产生了李清照、朱淑真二位才华横溢的女词人，她们以深委曲折、形象细腻甚至有点大胆的笔调，抒发自己对爱情和生活的感受以及不幸的遭遇。唐朝妇女虽较宋朝妇女为开放，但这样的词作却并未得见。南宋中后期的著名词人有姜夔、吴文英、刘克庄、周密、张炎、汪元量等人，他们的词作，无论是思想性或艺术性也很强。

绘画艺术，在唐宋两朝各有特点。古代中国的绘画经过漫长的演进，至唐朝正式定型为人物、山水和花鸟三大画种。吴道子、阎立本、李世训、王维、薛稷、边鸾等人，皆为唐朝画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一些作品，足以传之后世。在宋朝，绘画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设置了宫廷画院，徽宗朝又开设了画学，有力地推动了绘画的发展。在宋朝有一支庞大的士大夫队伍，他们有较多的闲情逸志去从事绘画创作。宋朝市民阶层的兴起，反映市井平民生活内容的的画作大幅增加，也使宋朝绘画更趋繁荣，形成了民间绘画、士大夫绘画和宫廷绘画三大体系。从传世的作品来看，人物画唐朝胜过宋朝，山水、花鸟画则以宋朝见长。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长幅画卷的出现和使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则似乎皆从宋朝开始。宋朝画家众多，李成善、刘宗道、郭熙、李公麟、张择端、李唐、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圭、李嵩等人，皆为著名代表。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宋朝的皇帝大都喜欢绘画，宋徽宗赵佶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宗室中也不乏能画的人，这一点在唐朝却不多见。

在书法艺术上，唐朝有其突出的成就，不仅名家众多，而且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的楷书，他们继承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体的风格，潇酒飘逸，端庄遒劲。其中以传世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最为人所熟知，世称“欧体”。盛唐至中唐的书法大家以颜真卿、怀素、张旭、贺知章为代表。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相结合，创造了新的书体，世称“颜体”。怀素、张旭、贺知章的草书，也闻名后世。宋朝书法艺术名家也不少，在北宋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在南宋中前期，有张孝祥、虞允文、陆游、范成大、吴琚、汪应辰、木待问、尤袤、姜夔等人。晚期有张即之、魏了翁、白玉蟾、陈容、文天祥、王应麟等人。宋朝的书法家虽然很多，但是总体水平却不及唐朝，其中原因，当与宋朝科举考试实行弥封、誊录，试卷中书法好坏，与成绩高低关系不大，在铨试中也因为废除了唐时“书法猷美”的要求，这些都会影响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不过，以徽宗、高宗为代表的宋朝帝王和一些后妃的书法却颇有可观，这是唐朝帝王和后妃所不及的。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所指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5页。宋朝在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从总体上来说，要远远超过唐朝，在今天学术界已经获得了共识。

这里附带说一下唐宋文化对周边国家影响问题。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文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对于这一看法，笔者认为尚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朝确实进入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阶段，对唐朝前期的昌盛极为仰慕，它不断向唐朝派遣由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主的“遣唐使”，传入唐朝的先进文化(如汉字、典籍、文学、音乐、绘画等)和宗教(如律宗)，从而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如实行大化革新)、经济制度(如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生活方式(如礼仪、服饰和习俗)，乃至京城的设计和布局都有深刻影响。但自“安史之乱”以后，日本对唐文化的吸取逐渐停止，不仅中止了“遣唐使”的派遣，而且发布了“渡海制”、“禁购令”、“定年纪”等一系列禁令，^[注]参见赵莹波《宋朝与日本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0-135页。限制与唐朝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但是，随着北宋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对日本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这时，宋、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因受唐末、五代战乱的影响而已经不再，可是民间交往却十分活跃，其载体多为学问僧、商人、水手和知识分子，宋朝的文化通过他们大量传到了日本，其中包括佛教中的禅宗、典籍、茶道、理学和艺术，这些都为普通日本民众所接受。

那么，唐朝和宋朝哪一个朝代的文化对日本影响更深一些呢？日本学者野岛刚以为：“大家都说唐宋，我觉得这话不对，唐和宋完全不一样，唐是贵族的时代，宋是民众的时代。唐朝文化影响的是日本的高层，宋朝文化是进入到日本中产阶级里……后来在日本，贵族文化慢慢下来，刚好是宋朝特别是老百姓可以享受的文化进来，所以就开始融合。”^[注]引自《你愿生活在哪个朝代》，载腾讯《大家》2014年3月22日第4期沙龙。笔者十分赞同野岛刚的这一观点：即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在高层，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在民间，两者所起的作用各有侧重面。虽然看起来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但宋文化对日本近世以后的影响，恐怕也不能低估。

五、唐宋两朝科学技术成就之比较

唐朝的科学技术，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一行和尚改进浑天仪，并成为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长度的人，他还制订了在比较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另一位科学家李淳风，在历法和数学上也有许多贡献，特别是他对古代“十部算经”的注释，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谬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所撰《千金方》，首创“复方”法，他广泛吸收民间各种偏方，与《神农本草》所载的古方参用，或一方而治数病，或一病而立数方，又努力将医药学知识普及到民间。

宋朝在各种自然科学，特别是建筑学、农学、天文、历法、医药学、法医学、数学等领域都有杰出成就。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陈旉的《农书》、苏颂的《新仪象法要》、钱乙的《小儿药症直快》、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宋慈的《洗冤集录》、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著作，都闻名后世。

在科技发明上，宋朝更是大幅度领先于唐朝。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00～1995)说：“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注][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分册《总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73、287页。李约瑟的这一论断，完全是有根据的。如北宋宰相苏颂(1020-1101)等人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大型天文仪器，在当时堪称世界一绝。再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来说，在宋朝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如火药，它已大量地被应用到军事上，北宋时发明的火箭、火球、火蒺藜，^[注]《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九月辛丑条，第1026页。越出了唐时火药只能用于爆炸和燃烧的范围。南宋时又发明了“火枪”、“突火枪”等管形武器和威力很大的火炮(霹雳炮、震天雷)，它们是近代枪炮的雏形。如指南针，最晚到北宋末年，已开始应用于航海上，这在朱彧的《萍洲可谈》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到了南宋，又发明了指南精确度更高的罗盘，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上，“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标点本，第112页。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具备了远航的重要条件。再如印刷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把隋唐之际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著名哲学家培根(1561-1626)对三大发明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注][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1861年，马克思(1818-1883)更将三大发明比喻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先导，他说：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得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页。

虽然，培根、马克思所见到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与宋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其渊源出自于中国的宋朝，乃是毫无疑问的。以上仅略举部分例子，就足以证明宋朝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唐朝，它们对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六、唐宋两朝广大农民社会地位高低之比较

在封建社会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即包括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和政治地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否，在这方面，唐宋两朝的农民，也有着显著不同。

先言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名义上，政府授与每个成年男丁一定数量的世业田和口分田。世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死后归官，原则上皆禁止自由买卖。均田农民不论占地多少，都要负担沉重的兵役，交纳租庸调，种植何种经济作物也受到限制。国家为保证兵役和租庸调的征发，就要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徒。因此，唐朝农民的身份，实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对国家人身依附关系十分强烈。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彻底破坏，部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进入地主庄园，成为庄园主的部曲和私属，他们不是编户齐民，所以地位也近似于农奴。另一部分农民，则以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客户的身份存在，政府根据他们的物业多少，户等高低，征收“二税”，在这种舍人税地的赋税制度下，这部分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有所放松。

宋朝建立后，以募兵制代替唐时的征兵制，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同样也有利于农民的自由流动。乾德元年(963)十月，太祖颁布了置造版籍的第一道诏令，命所有农户和人口都登记入户籍，并取得了买卖土地和迁徙的自由。南宋时，又陆续废除了五代各割据政权(除四川外)遗留下来以丁口征税的身丁钱(米)，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注]参见葛金方《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为他们离开土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或成为雇佣劳动者提供了可能。在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外来人口占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注]参见徐吉军《南宋临安工商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再言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宋承唐制，农村居民也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但与唐朝的意思有不同。唐朝的主户是指包括地主在内的本地居民，客户是指由外地流入的农户。宋朝主户是指有土地的农户(也包括地主)，没有土地，租种他人之田，或为他人佣耕者则称客户，再无土著和外来户的区别。宋朝客户不再是地主家的部曲和私属，而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因而他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迁徙自由，这在北宋天圣五年(1027)十一月所颁布的一个诏令中，得到了证明：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第10册，第5954页。

天圣令中的“旧条”，当指北宋前期南方各州郡的规定，而北方地区的佃农，因为早已有了自由起移的权利，所以诏令就不再提及。只是诏令没有提到四川路的原因，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天圣令在执行过程中，尽管会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和破坏，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到了贯彻。如神宗朝的吕大钧(1029-1080)以为：“客(户)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注][宋]吕大钧：《民议》，引自吕祖谦：《宋文鉴》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1册，第218页。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侍御史王岩叟(1043-1093)也说：“富民召客为佃户，毎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注]《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条，第9682页。元祐五年七月，知杭州苏轼(1037-1101)言：“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借贷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必倍于今。”^[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五《荒政》，苏轼奏议，第3224页。以上充分说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上纲到政治层面上(即所谓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应该看作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互利关系，佃农在一定条件下，已经获得了起移自由。但是，这种互利关系和起移自由，有时也会遭到破坏：一种是佃户在冬天向地主归还了所借贷的谷米和完成租课后，仍被阻止起移，即“挠虐佃户”；另一种是佃户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兑现契约规定的条款而私自起移。这两种破坏契约的情况，在整个北宋都存在着。

那么，南宋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按绍兴二十三年六月颁布的诏令言：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雇契敕”科罪。以言者有请，从户部立法也。^[注]《系年要录》卷一六四，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条，第2687页。

从“亦毋得勒令耕佃”一语可知，天圣五年令的基本条款，在绍兴年间依然得到贯彻。

孝宗淳熙九年(1182)二月，诏依臣僚言：

……下诸路监司、郡守，令所部县令劝谕上户，遇有流移之民不复业者，收为佃户，借与种粮，秋成之后，量收其息。其旱伤州县，佃户贫乏不能布种者，亦令佃主依此。庶几(逃)者还乡，居者安业，贫富相资，不违农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六，第13册，第8082页。

虽然这道奏疏没有直接说到佃农可以自由起移的事，但从朝廷对流移民的关心来看，反映了佃农只要在秋成之后，完成应纳租税，是可以自由起移的。

在南宋的史书中，偶尔也有关于少数地主强制佃农不得自由起移的记载，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灾荒或兵火以后，人员逃散，劳动力特别缺乏的地区，但由于双方签订了契约，所以是一种违法行为，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注]参见(宋)王之道《相山文集》卷二二《乞止取佃客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2册，第691页；《朱熹集》别集卷一○《申监司为账粜场利害事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第5596页。

南宋中期，知乐清县袁采撰家训告诫其子弟谓：

国家以农为重，盖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増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视之、爱之，不啻如骨肉，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注]《袁氏世范》卷下《存恤佃客》，第150页。

南宋末年的官员黄震，则将上面的话，概括为：“主佃相依，当养根本。”^[注]《黄氏日抄》卷七八《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载《黄震全集》第2223页。都反映了当时主客户之间的依存关系和相互间需要遵行的准则。因而不能根据少数例子，加以推而广之，作出“南宋时，特别到南宋末年，客户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似乎又有逐渐增强的倾向”^[注]华山：《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收入氏着《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第52页。的结论。

由此可知，宋朝农民，无论主户和客户，他们所受到封建国家的人身束缚和对地主的依附关系，都比唐朝要松弛得多。

至于唐宋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唐朝也无法与宋朝相比。

虽然，唐宋两朝都实行以科举取士，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朝还是初创阶段，各项条制尚未完备，加上新老士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把持着选举权，所以科举制度中还存在着以往察举制的许多残余，农家子弟由于受到门第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根本无缘参加科举考试，除极少数人以军功获得武职以外，不存在向上流动的政治空间。在有唐一朝所取六千八百余名进士中，找不出一个农家子弟，就是明证。

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战乱，彻底扫荡了门阀势力，使它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宋朝建立后，太祖兄弟及其继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广泛收罗人才，实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目标，有必要也有可能对科举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开创了殿试制度，实行了试卷的封弥和誊录，从而彻底扫除了以往察举制的残余。由于宋朝科举不讲门第，不问贫富，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举，在录取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公正、公平，“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69页。的原则，这就为部分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条入仕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流动。如“世为农家”，本人是一个“磨家儿”^[注]《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第9793页；[宋]毕仲游：《西台集》卷一六《丞相文简公行状》，文泈阁《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198页。的王禹偁，在太宗朝以科举入仕，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并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家的先驱；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书法家的蔡襄，天圣八年(1030)，“以农家子举进士”，^[注][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本，第522页。后来官至翰林学士、三司使。进入南宋，农家子弟考取进士的人更多。如著名政治家吴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名王十朋等人，皆为其类。在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虽然少见，但是确实已经有了这种可能，这也是宋朝农民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唐朝农民的一个表现。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唐宋两朝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古代，唐宋虽然都是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朝代，但宋朝除了在军事力量和疆域方面不如唐朝以外，无论是政治的清浊、经济的发展水平、思想文化的繁荣程度、科学技术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后世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来看，皆超过了唐朝。唐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度强大，但由于它频繁地对外用兵，给广大百姓带来的却是祸而不是福，并不值得肯定。因此，宋朝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来说，比唐朝为高，应该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那么，为什么自清代以来，人们对唐宋两朝的历史地位会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到清朝前期某些学者影射史学的影响。众所周知，清朝建立以后，为了镇压反清复明的思想，大兴文字狱，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汉族知识分子。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不忘故国的知识分子，便用极其隐晦的文字以表达反清思想，或借助历史以影射现实。本文在前面提到王夫之的《宋论》，就是这样的一部“杰作”。《宋论》一开始，表面上是在否定赵宋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却是在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借此责问当权者：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爱新觉罗一姓，你们既未给百姓以恩泽，也没有受到百姓的拥戴，有何资格建立清政权？《戒石铭》只有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应该是一首很好的反腐诗文，可是王夫之以指桑骂槐的手法，偏要与法律的公开化挂上钩。原来，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本着“刑不可知，威不可测”^[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定律令之制》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3册，第196页。的原则，所制订的法律，一般不允许向百姓公布，惟恐百姓懂得法律以后，就会要求依法办事，给当权者的舞文弄法造成困难。可是，清军入关以后，一改以往的做法，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廷宣布要以《明律》为基础，“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划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三年，《大清律》修成，诏命公开刊布，“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注]赵尔巺等：《清史稿》一四二《刑法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182-4183页。按理说，向百姓公布法律，是一件值得肯定之事，王夫之却借此进行影射，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死，儿子康熙即位。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传闻，其中之一是说他并没有死，而是上五台山出家做了和尚。大概王夫之也相信这个传闻，于是便借宋高宗“禅位”于孝宗说事，对顺治的“禅位”再作一番抨击。

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被后世公认为是一位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和史学的学者，他所著的《宋论》，必然会得到后来治史者的推崇。因此，《宋论》通过曲意贬抑宋朝历史以影射现实的一系列论断，对后人正确评价宋朝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

二是由于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欺凌，所以人们有意识地将南宋贬低为一个屈辱投降、腐败无能的典型，加以鞭笞；同时着意美化唐朝的富强，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对此，有学者曾经作过颇有说服力的论述，他说：“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都是中国军力不如外国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习惯于单从军事角度品评一个国家的好坏、高低。在心理状况备受压抑时，自然就向往汉、唐，想起当时称雄天下，四方皆来朝贡的场面，何等气魄，令人振奋！于是，蔑视打不过辽、金、元的宋朝，蔑视其不能横扫外敌而签订和议。因此，一旦有人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按：指南宋)‘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政府举措的不满，便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广泛流传。”^[注]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当人们产生了这种思想感情和历史“共鸣”以后，即使是某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也容易为各种表面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对正确认识宋朝的历史地位造成一定的思想障碍。

此外，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故事和戏剧，如《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在歌颂英雄好汉和爱国将领的同时，对宋政权的描写却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许多人往往误以为是信史，当然不会对宋朝有好的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朝代，它与汉朝一样，具有光彩夺目的一面，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对此谁也不会否认。本文所以要指出唐朝的种种弊病和不足之处，是希望将真实的宋朝与同样真实、不被美化的唐朝在国情上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以正确认识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对它作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宋朝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