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生物医学领域重要奖项——拉斯克奖揭晓。
自1945年以来，拉斯克奖（Lasker Award）每年颁发给对医学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在世人士，是美国最具声望的医学生物奖项，更被喻为“诺奖风向标”，据统计已有86位拉斯克奖得主获得了诺贝尔奖。仅在过去20年时间里，包括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内，一共有32位拉斯克奖得主，随后拿到了诺贝尔奖，所以也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拉斯克奖是全球生物医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9月19日，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生物医学领域重要奖项——拉斯克奖揭晓。
其中，乔尔·哈本纳（Joel Habener）、罗蒂·比耶尔·克努森（Lotte Bjerre Knudsen）、斯韦特兰娜·莫伊索夫（Svetlana Mojsov）获得拉斯克奖临床医学研究奖，华人科学家陈志坚教授获得拉斯克奖基础医学研究奖，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Quarraisha Abdool Karim）、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Salim S. Abdool Karim ）获得拉斯克奖公共服务奖。
陈志坚世界上研究先天免疫的顶尖学者之一，也是第6位获得拉斯克奖的华人科学家，此前5位分别是：李卓皓（1962年基础医学奖）、李敏求（1972年临床医学奖）、简悦威（1991年临床医学奖）、屠呦呦（2011年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卢煜明（2022年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
2024年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授予了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陈志坚（Zhijian Chen）博士，表彰他在发现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GAS）-STING信号通路中的贡献。
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了麻省总医院的Joel Habener博士、洛克菲勒大学的Svetlana Mojsov博士，以及诺和诺德的Lotte Bjerre Knudsen女士，以表彰他们发现并开发了GLP-1类药物。
公共服务奖则授予了CAPRISA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Quarraisha Abdool Karim博士与Salim Abdool Karim博士，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异性恋HIV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引入了预防和治疗HIV的方法。
基础医学研究奖
2024年的拉斯克基础研究奖授予了华人科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化学家陈志坚教授，以表彰他“发现了能够感知外来和自身DNA的cGAS酶”，解开了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应的谜团，阐明了人体抵抗病毒、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等入侵病原体的过程。
凭借独到的思维和全方位的实验，陈志坚解决了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奥秘。cGAS支持哺乳动物对抗微生物入侵者的主要机制，并促进抗肿瘤免疫。在某些生理环境下，不适当的cGAS活性会导致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这种酶为多种人类疾病提供了药物靶标，它产生的信号分子有望对抗传染病和癌症。
陈志坚教授的实验室在2012年发现了cGAS，他们的工作解开了一个百年医学谜团。早在20世纪初，外科医生就在使用DNA来增强患者对微生物的防御，减少手术感染的危险。这些治疗方法在科学家们了解DNA在遗传学、细胞功能、和先天免疫系统中作用之前就开始流行。
陈志坚教授的实验室最终揭示了为什么这些治疗方法能够生效。他们的研究表明，当细胞质中出现DNA时，cGAS能够与这些双链DNA结合，并且改变自身的构象。这会激活cGAS的酶活性，使用cAMP和cGMP为原料，生成名为环鸟腺苷酸（cGAMP）的信号分子。这种信号分子会激活免疫系统。而cGAS的独特之处在于，任何双链DNA都可以激活它，从而引发免疫反应和炎症。
微生物入侵者或线粒体或细胞核的泄漏可将 DNA 引入细胞质。到达细胞质后，DNA 会与 cGAS 结合，从而引发 ATP 和 GTP 产生环状二核苷酸 cGAMP。cGAMP 促使 STING 从内质网 (ER) 膜迁移到高尔基体，在那里激活 TANK 结合激酶 1 (TBK1) 和 IκB 激酶 (IKK)。后续事件分别导致干扰素调节因子 3 (IRF3) 和 NF-κB 的激活。因此，IRF3 和 NF-κB 进入细胞核，在那里它们启动编码促炎蛋白（包括 I 型干扰素）的基因，从而刺激先天免疫系统。该途径可以抵御危险的微生物和癌症，但也可能引发有害的自身免疫和炎症疾病。
临床医学奖
2024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了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乔尔·哈本纳（Joel Habener）博士、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斯韦特兰娜·莫伊索夫（Svetlana Mojsov）博士和跨国药企诺和诺德的罗蒂·比耶尔·克努森（Lotte Bjerre Knudsen）女士，以表彰他们在GLP-1类疗法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显著改变了肥胖症治疗的格局，为全球数百万患者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Joel Habener(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Svetlana Mojsov(洛克菲勒大学)发现了这种激素的生理活性形式，Lotte Bjerre Knudsen(诺和诺德)将其转化为促进减肥的药物。
GLP-1从发现到用于治疗糖尿病，再到治疗肥胖贯穿了40多年，其间经历坎坷无数，涉及学术界和制药行业的数百位研究者。
这一历程始于Habener博士对了解胰高血糖素及其相关肽类生物作用的研究，最终发现了GLP-1。Mojsov博士的团队也识别出了GLP-1的活性短链形式，发现它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并降低血糖水平，为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这些发现吸引了生物医学公司的关注，而其所发现的GLP-1活性形式后来成为Ozempic和Wegovy的关键成分，以及Mounjaro和Zepbound的两个主要成分之一。
Knudsen女士的贡献对于将GLP-1转化为可行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她开发了一种方法，使得GLP-1在人体内的活性得以延长，克服了其快速降解的挑战，最终开发出了利拉鲁肽和司美鲁肽，这两款基于GLP-1的药物现已被批准用于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这些治疗不仅帮助调节血糖，还显著抑制食欲，为体重管理提供了创新且有效的方案。
2023年，《科学》杂志授予GLP-1药物年度科学突破冠军奖，主编Herbert Holden Thorp发布社论称，GLP-1药物的开发使得人们就肥胖问题展开讨论。过去，人们总将超重认为是意志薄弱的结果——这套说辞一开始就非常伤人，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导致体重增加的是生物化学相关因素，而非精神弱点。
公共服务奖
1990年代，他们初期研究发现，HIV在南非对年轻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并认识到性别不平等在病毒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洞察促使他们不懈追求能帮助女性的HIV预防方法，最终成功开发出基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tenofovir的暴露前预防（PrEP）疗法。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使用tenofovir两年半的女性中，HIV新发感染率降低了39%。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5年建议高危群体采用以tenofovir为基础的PrEP疗法。现在，该疗法已成为数十个国家与地区HIV预防的重要组成。
萨利姆为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上述提到的CAPRISA之外，他还主导创建了南非的另外四个主要研究中心，培训了600多名南非艾滋病、结核病研究者，这些人已经成为南非流行病科研的骨干力量。两人还为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提供建议，积极促进全球特别是非洲地区健康政策的发展。两人用智慧与行动推动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谱写了一段“抗艾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