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桂军还没有失败之时，胡今予（宗铎)先生已自告奋勇，往天津住居。他的目的是想拿天津作一个运动北方的总把；一面联络阎百川先生的部屑，一面和深入阎先生内里工作的潘宜之先生相呼应。阎百川要动了，阎百川要动了，这个消息，时时都传到了南方。但消息即管传来，而行动却毫无踪形。冯焕章是失败了，张桂军是失败了，唐孟潇是失败了，石友三是失败了，果然阎先生踌躇满志，真要动了。
胡今予先生从天津打电报来，说阎先生真要发动，请汪先生派一个代表到北方，汪先生考虑了几天，终于派王励斋先生和我两个人做代表北上。王先生是北方人，和北方的将领很熟，那时他还在上海总部负责，汪先生打电报请他径往天津和我会合，我即于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赴日本的香港长崎直航船赴日，绕道门司赴天津。
我们到了天津即住在胡今予先生家内，在天津见过阎先生部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那是北伐时守涿州的名将，三天之后，便和励斋往北平。我们在平又会过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师长王靖国和市长张荫梧，但仅仅两天，我们便又趁早车回天津了。事实是这样，阎先生或者已下了反蒋的决心，然而他还有不少的顾虑。
其一，冯焕章那时已久居太原，他因为军事失败，遂下决心单身人晋作说客，他和阎先生会于介休之后，阎先生请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备，形同软禁。冯先生虽然屡次表示服从阎先生的指挥，但冯先生在阎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他的部将也是不容易指挥的，这样随便发动，是不是会上当?
其二，表示服从阎先生的还有石友三和孙殿英诸人，石友三曾反过冯先生又最近反过蒋先生，而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宝皇陵的英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先生所易驾驭。
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侧面最容易受威胁的是东四省的张汉卿，这个东面的外交办不好，殆未易在中原争霸。
其四，阎先生的不稳消息传出以后，南京曾托许多人调停，最主和平的要算阎先生的老朋友赵戴文，阎先生的踌躇不决，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种顾虑，阎先生表现于外边的态度自然是模糊了。
我们刚到北平的第二夜，社会局长梁上栋来见，梁先生是山西人，是王励斋的老友，也是改组同志之一，他说阎先生还未下决心，山西万不能随便去。梁先生不说，我们也是观察不定，何况梁先生是山西人，他这一说，遂使励斋先生播动了。我们既然不去太原，实在没有理由久居北平，因是到达北平的第三早，便大家又返天津等消息。我为什么写这一段来去匆匆的小史?因为证明阎先生起初就举棋不定，而使归附者离心，及后兵骄将悍，使阎先生难于指挥，都在起初的时候，给他们看透了阎先生的弱点。
在天津又住了个多月，冯先生算是释放出来，回至本军了，徐永昌并且不做河北主席，将要任为前敌副总指挥了，潘宜之不断有电来催励斋和我两个人到太原了，这样大概一定要发动了罢，我和励斋再赴北平，转道平汉铁路，沿石家庄人晋。
山西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次借着见阎百川先生之便还是第一次一览表里山河之胜。正太路困难的工程，娘子关的雄峻姿势，一一都收入眼底。我对于山西事前没有什么印象，有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东方杂志》读了一篇《阎百川先生的伟民政策》。据我推想，山西是百废俱举的，然而确是守旧而进步很慢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印象。但登车之后使我吃了一惊，那是车厢中男女分座。这种男女界限的划分，在火车里头，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到了太原，我还问了一个山西朋友，据说男女的划分还不是当局之意，只是相沿已久，也无人提过异议，有时女厢人满，妇女迫得离座到男厢，她们反觉得不自然，所以也听其维持自古已然的习惯罢了，但无论如何解释，使我感觉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二十年。男女界限的划分，不止在火车，即在戏院和电影院里，也像一条鸿沟，彼此不能侵越，可是在大街上倒有许多青年男女骈肩同行，这种矛盾我想不止在山西，大概边省都有这些现象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