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如何训练出“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见梁惠王》

上周，某自动驾驶公司前产品总监评价自己的前老板“认知不到位”时引用了《孟子见梁惠王》中这句话。一句调侃的话，其实浓缩了大多数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真实困惑。

一方面是低绩效，另一方面是从下到上的“心累”。

许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都会让那些需要跟他们高频接触的同事特别累，当然，他们自己会更心累。然而，他们却一直搞不清楚，自己心累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别人，也不足够了解自己。

更要命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做好复盘，或者是，即便已经做了很多次复盘，但由于一直没找到真正的“病因”，因而也就不知道改进方向在哪里，所以，同样的错误，他们一直会反复犯。

对迭代慢的人来说，这种状态会持续很多年，可能是伴随他三五年、也可能是一直伴随他到公司“挂掉”，甚至还会伴随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种症状，集中出现在那些“看不清问题本质”的人身上。

相反，那些“只花一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尽管创业或管理中也会遇到种种问题，但由于能很快就诊断出“病因”，因此，他们在找对策时也就会更有方向感。

而有了方向感，人就不会过分焦虑；“焦虑指数”低了，决策和执行就不太容易变形，因而，继续出错或失败的概率就要低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相比于那些迟迟搞不清问题的本质、“围绕着表象打转”的创业者和管理者，那些“只花一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在综合竞争力上肯定会“遥遥领先”。

那么，“只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这一能力的内核又是什么呢？在了解到这一内核后，我们又该如何训练这种能力呢？

此外，为什么有的人即便知道方法是什么，依然很难训练出“只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呢？而为了能训练出这种能力，我们又该补哪些短板、以及该如何补这些短板呢？

所谓“花一秒钟就看透问题本质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洞察力”。

洞察力，并非只对创业者和管理者们特别重要，而是对所有人都特别重要。只不过，由于我们的主要读者是创业者和管理者，并且，这种能力如果出现在创业者或管理者的身上，显然会具有更高的“杠杆率”，所以，在本文，我们主要基于创业者和管理者的视角来讨论。

对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没有之一），其实是沟通能力。比如，说服人才愿意追随你，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说服投资者愿意支持你，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处理好跟政府、媒体的关系，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打造好组织能力，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甚至，所谓的“人格魅力”也主要是通过强大的沟通能力体现出来的。

沟通能力，由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两个部分构成。而在表达能力中，“说服力”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想想，那些“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是不是一开口就会让对方（合伙人、下属、候选人、投资人等）觉得“切中要害”，因而，对方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在给下属纠错或提批评意见时，如果你很有洞察力，说话能“切中要害”，那对方就会服气，会认可你说的，因而也会积极改正；相反，如果你没有洞察力，尽管说了一大堆，但没有几句是真正“说到点子上”的，那对方就会很抗拒。

可见，洞察力，实际上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几年，在对比了牛逼创业者与普通创业者的不同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创业团队的领袖人物，首先就得是个思想者（如孙中山、毛泽东、任正非、张瑞敏、马云、段永平、李想、余凯等）；因为，真正赢得别人的追随、投资或支持的，并不是领袖这个人，而是他所提出的思想。

那么，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洞察力。所有的思想，都是洞察力的产物；没有洞察力，就不可能有思想产生。

所以，只有那些真正有洞察力、能“只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才能做好一个组织、一个团队的领袖。

那么，洞察力的精髓是什么，是效率足够高，真的“只需一秒钟”吗？难道花了“10分钟”就不算有洞察力吗？

其实不是，洞察力的精髓是，“无需很多『真实数据』就能快速做判断，并得出一个相当靠谱的结论”。

“无需很多真实数据”可分为“无法获取足够多的真实数据”和“能获取足够多的真实数据，但效率太低”两种情况。当然了，具体是哪种情况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无需很多真实数据”。

那么，如何在“无需很多真实数据”的情况下就快速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我将通过如下三个例子来阐释一下这个问题——

例一:

2011年下半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理工科生更容易对政治教科书及官媒上的内容‘全盘吸纳’”；半年后，我在跟社科院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聊到这个观点时，他说：“毛泽东有句话是‘只有理工科生才会热爱社会主义’。”

但我在此前并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还有过类似的观点——我是在社交网络上跟一位校友X（本硕都就读于复旦物理系）辩论时“洞察”出来的。

当时，我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个短帖子，提到了我自己在工作中亲身经历的一些政府部门因为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而浪费大量资源的事情，然后，我那位当时在上海做公务员的校友X就在下面抗议我“造谣”了。 

一个“高材生”对政府的信誉盲目信任，并且把一点并不严苛的批判性声音视为“谣言”，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同样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的校友Y。校友Y跟我是老乡，有一次寒假回家时跟我坐同一班车的同一个车型，当时他坐我对面，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发现，政治教科书上的所有内容他都信；官方媒体上的所有内容他都信。

我把校友C、校友D的“又红又专”跟平时在各种文科同学身上观察到的特征对比了一下，就初步得出了“理工科生更容易对政治教科书及官媒上的内容‘全盘吸纳’”这一结论。

然后，我又想起了一位读历史比较多的理工科兄弟之前跟我吐槽他的室友们的内容——上述结论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我当然也清楚，也有不少理工科生的文科知识比我这个文科生还要丰富，这些人显然是不太容易对政治教科书及官媒上的内容“照单全收”的；不过呢，总体上，这类人在理工科生群体中算是绝对少数。大多数理工科生，都是不怎么读书的，所以，很容易在常识问题上“反智”。

几年后，我又得知，1958年6月，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农业科学》杂志上发文称“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顶级科学家支持不靠谱的政治行为，这种事在九十年前的德国也发生过不少。）

2022年，在那段关乎未来国运的特殊时期，微信群及朋友圈里很多人的声音，也印证了这一点。

例二：

最近几个月，我在跟一些管理者聊天时经常说一句话：很多做技术的人，没有方向感，只知道闷头干活，希望能“把事情做对”，却不关注自己正在做的“是不是对的事情，这个事是否值得做”。 每次都能引起强烈共鸣。

有一次，一位自动驾驶公司的CTO在听到我这一观点后说：“确实如此。马斯克有句话说，‘很多工程师都喜欢浪费很多时间去持续优化一个本不该存在的需求’。”

不过，我那个跟马斯克“不谋而合”的观点，却并不是从哪个工程师身上总结出来的，而是从我的一位前同事身上“洞察”出来的。这位前同事并不是做技术的，也从来没做过技术，但由于他是一位“不读书的理工男”，所以，我便开始猜测，别的“不读书的理工男”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一特征？

诚然，有一些技术人员也是读人文类和商业类书籍的，他们做事是有方向感的；但大多数技术人员确实是不怎么读书的，所以，我便初步得出了“做技术的人，普遍只知道闷头做事，却不关心自己正在做的是不是对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否值得做”这一结论。

再然后，我就在线下聊天中“非常笃定”地说出这一“纯属主观臆断”的观点，在赢得很多次共鸣之后，我就有信心将它发发表出来了。

这是一个在“真实数据为0”的情况下就得出一个靠谱结论的例子。

【尽管也存在真实的人物原型，但由于我的评价对象是“做技术的人”，而人物原型中“做技术的人”的数量为0，所以说是“真实数据为0”。】

例三：

前段时间，《为什么无人驾驶公司更容易内斗，且内斗的方式更容易“不体面”》一文发出后，引起了强烈共鸣，不少读者给我留言说：感觉你就是潜伏在我们公司里面的“特务”。

但其实，整篇文章中占比80%以上的精华内容都不是来自于无人驾驶公司的，也不是来自于其他行业的科技公司，而是来自于3个“文字工作者”。

这篇文章中提到——

这段话的原型，就不是无人驾驶公司的管理者，而是3个“文字工作者”！

这3个文字工作者中，有一个人其实就是我自己——在七八年前，“你之所以不认同我，因为你是傻X；因为你不认同我，所以你是傻X”就是我自己的经典思维方式，只不过，我的人文素养不是特别差，后来在别人的影响下迭代了(遇到冲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

但另外两个文字工作者都是“专家型”，并且又都是人文素养比较差的理工男，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思维方式“你之所以不认同我，因为你是傻X；因为你不认同我，所以你是傻X”移植到自动驾驶公司的CEO/高管们（许多人同为人文素养差的理工男+专家）身上，应该会“八九不离十”。

然后，在跟一些无人驾驶公司的朋友聊天时，我经常用十分自信果断的语气点评“技术专家型CEO/高管的性格弱点”，结果，这些本来“纯属主管臆断”的观点几乎每次都能赢得听者的强烈共鸣。至此，我就对将“迁移学习”的方法应用于这个观点更有信心了，甚至是“上瘾”了。

从我后来收到的反馈来看，这个“迁移学习”实在非常强大。这是又一个在“真实数据为0”的情况下就得出一个靠谱结论的例子。

【尽管也存在真实的人物原型，但由于我的评价对象是“无人驾驶公司CEO/高管”，而人物原型中“无人驾驶公司CEO/高管”的数量为0，所以说是“真实数据为0”。】

好了，举例先到此为止。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我在提炼观点时，不管论据是否充足，先“上纲上线”再说。即在某一两个人、某一两件事身上发现了某一特点，我会“上纲上线”地推测：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事情是符合这一特征的？

这种“上纲上线”的本质是先针对个案做“特征提取”，并想当然地“猜测”这一特征具有代表性。

然后，再拿着这一猜测跟很多人聊，验证它是否也适用于C/D/E/F/G等个案；或者，干脆在自己的大脑中“虚构”出几个案例，然后通过逻辑推演来验证。

我几乎所有极富洞察力的观点都是“先上纲上线，再验证”（很多时候是快速验证）的结果。

不过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认真琢磨过“先上纲上线，再验证”这种方法的更专业说法是什么；直到后来拿小孩的成长经历和AI做对比时，我才恍然大悟——

我儿子在13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院子里的一只小猫，我告诉他那叫“猫”，然后，他就能一眼认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管是在院子里跑的活生生的猫，还是印在垃圾桶上的、家里的墙上的、拖鞋上的、衣服上的猫，他都会喊“猫猫”。

尽管我很清楚，绝大多数同龄小孩都具备这一能力，但我还是无比震惊——并非为自己的小孩相比于其他小孩的“天分”感到震惊，而是为人类幼崽相比于AI所表现出的强大能力感到震惊，因为，AI可能要看几百万张猫的照片之后才能认出什么是猫。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小孩子“认识一只猫，就能认识所有猫”的思维过程，应该也是先针对一只猫做“关键特征提取”，并想当然地“猜测”这一关键特征具有代表性，然后看到其他具有这一关键特征的“东西”时就断定它是“猫猫”。这不就跟我平时提炼观点时的“先上纲上线，再验证”很像吗？

再将小孩跟AI在识猫能力上的差异做个对比，我恍然大悟：AI更擅长“归纳”，而人类更擅长“演绎”。也正是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才明白，我使用了多年的“先上纲上线，再快速验证”的方法，实际就是演绎法思维。

当然，成年人中，真正掌握演绎法思维的，只是人类中的一小撮。

去年上半年，有一次，我在一个自动驾驶产品经理的朋友圈看到这么一段话：

看完这段话，我恍然大悟：演绎法思维，正是“洞察力”的内核。有洞察力的人与没洞察力的人的最根本不同是，后者充其量只掌握了归纳法思维，而前者则掌握了演绎法思维。

文章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归纳法思维的核心是“分离异构项”与“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对同类项做“关键特征提取”，这几个环节尽管都费时费力，但其实并没有太高的壁垒；相反，演绎法思维中，“上纲上线”这个环节则是很有含金量的。

在此过程中，我进一步意识到：归纳法思维看起来也是在绞尽脑汁思考，但由于对“数据量”的依赖度很高，而对分析方法的要求则不高，所以，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体力活”；相比之下，“演绎”，则是个“高级的脑力活”。

拼体力，我们永远拼不过AI，所以，要能应对来自AI的竞争，我们就必须掌握演绎法思维。

去年下半年，在一次闲聊中，光轮智能CEO谢晨问我是如何做到“快速洞察出事物本质”的，我跟他解释了“先上纲上线，再快速验证”这一讨论，然后，谢晨脱口而出了一个词：小样本泛化。

小样本泛化，是AI领域的专业术语，而光轮正好是基于AI来做合成数据的，并且，对合成数据来说，泛化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指标，因此，谢晨才对我的“小样本泛化”能力格外敏感。

在这次闲聊后，我突然意识到，演绎法思维，在本质上就是“小样本泛化”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哪怕掌握的数据并不多，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模型/观点训练得很好，然后，再拿着这个模型/观点去更多的案例中做验证、训练，进一步优化模型/观点。

所谓“小样本泛化”，即我们先在极少样本的基础上快速提炼出一个“结论”，然后再参照原先的小样本快速在大脑中生成一系列“合成数据”，并基于这些合成数据对“结论”做验证。其精髓是“用合成数据弥补真实数据的不足”。

简单地说，所谓“小样本泛化”，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我在前面说的是“先‘上纲上线’，再快速验证”，而在这里提的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确实就是“上纲上线”的意思，但“小心求证”似乎跟前面说的“快速验证”是矛盾的？

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很多时候，这个“小心求证”的过程，都不是通过“直接问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大脑中基于合成数据中做“仿真”来实现的；如果“仿真”做得特别好，那“小心求证”也可以成为“快速验证”。

“大胆假设”是“小心求证”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卖迈不开“大胆假设”这一步，即便是他有能力把“小心求证”做好，那这种能力也派不上用场。可见，一个人如果没有“大胆假设”的能力，就不可能具备洞察力。

通常来说，“小心求证”都是要遵循一套规范的流程来操作的，而有规范流程的环节，无论表面上再高级，在本质上都是“体力劳动”；但在“小样本泛化”中，由于引入了基于合成数据的仿真，并且，“小心求证”还升级成了“快速验证”，如此一来，“小心求证”的过程就变成了脑力劳动。

由此可见，是否敢于“大胆假设”，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可能训练出洞察力；而基于“小样本泛化”做“快速验证”的能力强弱，则决定了一个人洞察力的上限。

有的人，由于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卖出了“大胆假设”的第一步，并在“快速验证”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成立的，然后，找到了自信，以后，就更加频繁地“大胆假设、快速验证”，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久而久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成了一种本能，因而，洞察力就越来越强。

在我的“洞察力养成之路”上，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一一件事是：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2009年10月份，我在宁波宁海县一个工厂的车间里学习一个月，由于车间的工作过于枯燥乏味，我就在午休时间和晚上通过读书来找到慰藉，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道德情操论》。 

坦诚地讲，我没有从《道德情操论》中学到什么新知识，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价值是“情绪价值”。因为，在读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发出“卧槽，这观点，怎么跟我的想法/感觉一样啊”的惊叹。

【之所以“惊叹”，是因为我当时毕竟只有25岁，并且“只能胜任”一份月薪1100元（还不交社保）的工作，能跟亚当.斯密“套上近乎”，这让我第一次对自己“另眼相看”了。】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份“情绪价值”对我的意义，要远比通常的“收获新知识”的分量重得多得多——

在此之前，我的人生毫无方向感，尽管有两个同学认为我可以“靠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我却一点自信都没有——除了学生时期的课程论文外，我仅有的“写作”就是给女生发过的短信了；但《道德情操论》让我有勇气按照同学建议的方向去尝试。

因为，在意外发现《道德情操论》中有那么多观点跟自己的感觉/想法一样时，我就对自己的感觉/想法有了信心，我觉得，把自己的感觉/想法写出来，应该是“会有很多人愿意看的”的。自此，我就走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之路，并一发不可收拾。

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后的第三年，我意外地看了一下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会有一种错觉“这咋像我自己写的”。至此，我开始对自己用了多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这一方法论有了绝对的信心——尽管偶尔会翻车，但整体来说，靠谱率还是非常高的。

由于洞察力实在过于强大，我在还是单身狗一枚的时候写的情感/婚姻家庭主题文章，经常能让读者误以为“作者已经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了”，“否则，怎么会体会那么深刻呢”？ 这就是“真实数据很少，但结论靠谱”的绝佳例证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洞察力养成之路”上，每一次“大胆假设”其实都带动了“小心求证/快速验证”能力的提升。因为，为了让自己的“假设”能站得住脚，不被打脸，我不得不逼着自己把小心求证/快速验证做到“无懈可击”。  久而久之，小心求证/快速验证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没有那一个月枯燥乏味的车间学习生涯、假如没有在当时看到《道德情操论》，我是不是就不可能在那么年轻时开始就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当成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那我是不是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洞察力？

确实也有不少人，尽管特别聪明，但由于没有机缘迈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步，就一直没有训练出洞察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凭空去“大胆假设”。事实上，“大胆假设”，往往是以强大的直觉能力为前提的。因为，直觉准的人，才有勇气去“大胆假设”。

2021年下半年，我曾根据一次在微信上“找人”遇挫后的主观感受就简单粗暴地得出某明星自动驾驶公司“工作氛围很压抑”的结论，后来，我在线下通过10个以上独立渠道做过交叉验证，结论证明，我的直觉是超牛逼的。

所谓的“直觉准”，并不是什么天分，其背后都是日积月累的信息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类似于大数据分析，结论和信息之间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或者是因果关系不够直接、不够明显，人很难用逻辑解释清楚，便说这是“直觉”。

可见，直觉其实就是人的“深度学习算法”。

所以，要训练出很强的洞察力，我们就要敢于拥抱不确定性、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以直觉作为“大胆假设”的基础；此外，我们还不能动不动就鄙视别人的直觉——那些动辄鄙视别人的直觉的人，是不可能有洞察力的。

那么，直觉能力的养成靠什么呢？前面说直觉就是人的“深度学习算法”，那么，是不是掌握的数据（经历过的事、看过的书、掌握的信息等）越多，人的直觉能力就越强大呢？

如果没有数据闭环能力，数据规模再大也是白搭——对应到一个人的成长中，复盘总结能力，就是他的数据闭环能力。 所以，强大的复盘总结能力/习惯，就是直觉能力养成的土壤。

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洞察力强的，往往是那些把“持续提升认知”作为人生最重要目标之一、并通过日常的复盘总结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从客观结果上来说，这些人也是最不容易“同样的错误反复犯”的人。

尽管演绎法思维无比重要，但实际上，真正掌握了这一思维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极低。

尽管我在十几年前便被不少朋友认为“洞察力很强”了，但我一直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稀缺的能力，因为，我的朋友中，洞察力强的人实在太多，跟他们相比，我的所谓的“洞察力”并不算有多出众。

直到最近几个月，经常有人在我写的纯观点类文章或短视频的评论区质问“论据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人并没有掌握演绎法思维——包括一些毕业于顶级名校的学霸。

早在十四年前，就有一位40左右的朋友对我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很难让人信服。”对这个说法，当时只有21岁的兄弟郭磊的回应是：“哲学和神学类的东西，都是‘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据就在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发现了。”

越往后，我越觉得“论据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发现了”这个说法有多牛逼。这一句，精准地道出了人与人在学习习惯、思考能力方面的差距——

是否有能力发现并记住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论据”，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复盘总结习惯；而能否在看到“没有论据”的观点后便即时调用分布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论据”，并基于这些论据做“小样本泛化”来验证观点，则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掌握了演绎法思维。

少部分人有良好的复盘总结习惯，时间久了，复盘总结能力就特别强，因此，他们对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的“论据”高度敏感，甚至熟记于心；那么，在看到“没有论据”的观点后，他们自然会出自本能地去调用那些论据并做“小样本泛化”，显然，这些人是掌握了演绎法思维的。

相反，大多数人平时是没有总结习惯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论据都被他们视而不见，被浪费了；那么，在看到一条“没有论据”的观点后，他们的大脑中必定一片空白，不知如何验证。这些人都还停留在归纳法思维（及以下）阶段。

有的时候，线下交流中，在我抛出一个观点后，有一些人并不从逻辑上去分析这个观点是否靠谱，而是先问“你调查了多少人、样本量是否充足”。这其实就是只有“归纳法思维”的人不具备“小样本泛化能力”，因而也无法理解“演绎法思维”。

说到只有归纳法思维的人对“论据”的过分依赖，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已经被我抨击了十几年的问题：初中语文教科书上讲议论文时，提到的论证方法有一条是“举例论证”，但这个方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举例子，永远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用举例的方式去论证一个论点，哪怕在k=n时论点成立，在k=n+1时论点如何还能否“继续成立”，就存在很大的疑问了。 事实上，举例论证（反例）这种方法可以推翻一个错误的观点，却不能用来证明一个观点的正确性（仅可以用来解释一个观点）。

对一个观点的论证，一定是要靠逻辑推理来实现闭环，而不是举例。可惜，只具备归纳法思维的教材编纂者们并没有搞明白这一点。结果，低质量的语文教科书误导了一大批学生，让他们对归纳法思维充满了信仰，却对演绎法思维充满了不理解，甚至质疑。

我原本以为，不懂演绎法思维、因而过于依赖“举例论证”的多为文科生，毕竟，文科生一直被理工科生鄙视为“逻辑思维差”啊。但在过去大半年，我发现，真正掌握了演绎法思维的，基本上只有理工科思维强的文科生和人文素养好的理工科生，其他的“偏科生”，无论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都跟演绎法思维无缘。

通常来说，文科生的发散思维比较强，因而，对文科生来说，“大胆假设”并不存在多大挑战；然而，大多数文科生在阅读时，都只读“不费脑子”的书或文章，而对因逻辑推演占比太高而“太费脑子”的书或文章避之唯恐不及，这种阅读结构注定了他们对逻辑严密的论证心存畏惧，因而迟迟训练不出“小心求证”的能力。

实际上，由于一直被鄙视为“逻辑思维能力不行”，文科生普遍也清楚“小心求证”自己做得不好，所以，尽管脑洞也大，但他们也担心自己的想法未必能经得起推敲，所以，就不敢轻易地把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公开表达出来。这也导致很多好的想法就被雪藏了。

文科生能过得了“小心求证”这一关的，往往也就已经掌握了理工科思维。当然，这些文科生，肯定也是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逻辑推演占比较高、“有点费脑子”的书的人。

可见，缺乏理工科思维的文科生，都不大可能具备演绎法思维，因而不大可能有洞察力。

另一方面，人文素养差的理工科生，也不大可能训练出演绎法思维，因而不大可能有洞察力。

“百无一用是文科生”的说法已经流传很久，文科生已经习惯被鄙视了，所以，一个缺乏理工科思维的文科生被说成“没有洞察力”，他并不会（或不敢）“有脾气”；不过，如果一个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生被说成“没有洞察力”，他大概率会在本文末尾的评论区恼羞成怒了，毕竟，他早都通过“文科生智商不行”这一著名论断证明过自己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了，岂能容得别人说自己“没有洞察力”？

不过，过去几个月，我从评论区收到的反馈中得到的结论是：许多做技术的人，逻辑思维能力竟然出人意料地差；或者说，只是在做“考纲之内的题”时才有一点归纳思维，但一旦面对“考纲之外的题”，由于真实数据比较少，需要用到演绎逻辑时，他们就傻眼了。

为什么呢？

一方面，由于长期基于归纳法思维学习和工作，他们已经习惯于依赖真实数据，因此，在对观点做“小心求证”的时候，他们也试图完全依赖于有限的真实数据（体力劳动），而不会做“小样本泛化”（脑力劳动），但由于真实数据比较少，或者是提炼难度过大，所以，他们就没法利用有限的真实数据做好“快速验证”。

另一方面，“大胆假设”这种高级脑力劳动对他们来说也实在太难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大胆假设”往往是基于发散性思维做出的，而不读书的理工科生很难掌握发散性思维。

但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大胆假设”通常需要以强大的直觉能力为前提，直觉能力的养成又有赖于良好的总结习惯、强大的总结能力，而总结习惯、总结能力的养成往往需要有良好的阅读习惯、甚至是写作习惯来做支撑。

大多数理工科生，都没有阅读习惯；即便偶尔看点书或文章，阅读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典型的特点是，注意力都在里面的“论据”上，却对观点缺乏敏感度，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阅读”，只知道从中“获取信息”，却不关注作者是怎么思考问题的，自己也不思考。 这样的阅读习惯，如何能培养出总结能力呢？

没有总结能力，怎么会有强大的直觉能力呢？（直觉当然会有，但由于缺乏在长期的复盘总结中练出的“肌肉记忆”，因而，直觉的准确率无法保障；并且，由于过于害怕不确定性，他们往往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从结果来看，就是“没有直觉能力”了。）

没有强大的直觉能力，如何能做好“大胆假设”呢？做不好“大胆假设”，如何能培养出演绎法思维呢？

可见，不读书的理工科生，充其量只能做好一些完全依赖于真实数据的体力劳动，像通过“小样本泛化”做快速验证这种脑力劳动、大胆假设这种高级脑力劳动，他们完全胜任不了，因此，就不可能训练出演绎法思维。

我之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不读书的理工科生常常只关注低维的东西， 无视高维的东西，结果很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本文上述几段的内容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多数人之所以无法掌握演绎法思维、不具备洞察力，也跟文理分科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又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在写完上一章后，我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国内的科技公司中，老板及各级技术管理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掌握演绎法思维。 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人文素养差的理工科生”。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人类中，演绎法思维的本质就是“小样本泛化能力”；而在AI中，是否具备小样本泛化能力、以及泛化能力的强弱，是大模型相比于小模型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推导出：是否了掌握了演绎法思维、演绎法思维的强弱，也是区分人类中的“大模型”与“小模型”的关键区别之一。

一个公司/团队的一号位是“大模型”还是“小模型”，决定了他是“一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还是“花几年也搞不清楚”，这就注定了他所带领的组织有着怎样的命运。

从公开发表的著作或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中发表的言论来看，毛泽东、乔布斯、马斯克、任正非、张瑞敏、马云、段永平、李想、余凯这些人显然也掌握了演绎法思维、具备很强的洞察力，这是他们所领导的组织的竞争力能遥遥领先于竞品的根本原因。

相反，那些没有掌握演绎法思维，因而花几年时间也搞不清楚问题本质的领导者，则可能是：“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在公司内部，有的管理者尽管掌握了演绎法思维、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但是，他们的想法却无法落地，因为，他们往往被那些只有归纳法思维、没有洞察力的同事给拖累。

在战略、市场、产品部门跟技术部门的沟通与合作中，由这种思维冲突带来的内耗尤为常见。

业务性质决定了能胜任战略、市场、产品部门的工作的往往是一些阅读习惯比较好、知识结构比较健全、文理兼通的人，因此，这些部门的精英，往往具备很强的演绎法思维；相反，技术部门的Leader更有可能是一个极度“偏科”、专业之外的知识极度薄弱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极度缺乏想象力，能把归纳法思维用好就算“很完美”的了，演绎法思维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奢望。

可以想见，在战略、市场、产品部门的精英的工作思路中，直觉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基于自己的直觉大胆假设，然后用演绎逻辑做推演，再拿着推演出来的结论寻求技术部门的配合；相反，技术部门的人Leader，更有可能只相信“论据”，没有真实数据做支撑的演绎推理，他们一概不认——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认可，而是演绎推理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上限。

这意味着，如果战略、市场、产品部门的同事拿着一个基于演绎法思维的“沙盘推演”给技术部门的Leader看，希望他们能照这个思路提供支持（如样品），那技术部门的人肯定会说:请举例论证/请出示统计数据！

这个时候，战略、市场、产品部门的人会特别抓狂:我他妈的要真有论据，还用得着来找你们吗？ （只有“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才能举例、才能统计分析啊，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就只能靠演绎逻辑来分析了。）

但技术部门的人也委屈：你不能用数据证明这个东西做出来是有市场前景的，我怎么敢给你做呢？

那么，做技术的人为啥这么依赖“举例论证”，甚至宁可错过一个“西瓜级的真知灼见”，也要在“芝麻级论据”上较真呢？

因为，不读书的理工科生普遍认识不到思想或观点的价值，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意思；而“论据”则没那么抽象，对他们来说理解门槛比较低。

看到这里，心细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区别：由于掌握了演绎法思维，战略、市场、产品部门的精英往往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这样的人更适合做个项目的主导者；相比之下，由于只掌握了归纳法思维，技术部门的人往往是“只有看见了，才肯相信”，他们更适合“听候调遣”。

但现实是，由于“偏科”过于严重，很多技术Leader都缺乏常识，他们认识不到直觉在公司决策中的价值，因而也就没意愿配合战略、市场、产品部门那些“没有数据支撑，不靠谱”的需求。

于是，很多宝贵的市场机会，就由于技术部门的Leader“缺乏演绎法思维”而被错过了。

还有个更要命的问题是：相比于演绎法思维强大的管理者，缺乏演绎法思维的管理者对问题或隐患的敏感度比较低，因而，缺乏“防微杜渐”的能力。

在一个问题发生第二次甚至第一次的时候，一个演绎法思维强大的管理者就会“上纲上线”：这个问题是否具有典型性，以后是否还会反复发生？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大脑里“做仿真”，如果发现该问题重复发生的概率很高，就会想办法从源头上杜绝。

相反，只具备归纳法思维的管理者则是，由于过分依赖“举例论证”及数据统计，在一个问题发生第二次的时候，他会觉得还不到该“上纲上线”的时候，仍然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去处理，直到该问题发生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这问题很严重，才开始去追根溯源；但往往这个时候，损失已经很大了，并且，解决的成本也已经很高了。

更进一步看，掌握了演绎法思维的人通常都有很强的逻辑推演能力，因而，他们往往会本能地把“灾难的征兆”或“可能引发灾难的原因”等同于“灾难本身”，所以，会在大多数人还“不当一回事”“漫不经心”的时候就仔细分析，若有必要就立即采取干预措施，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相比之下，那些只有归纳法思维的人已经习惯了“事后总结”，因此，如果别人在灾难尚未发生的提醒他们注意预防，他们会认为对方“小题大做”，甚至是“神经病”，结果就是，等灾难真的发生之后才后悔自己之前没虚心纳谏。

因此，我们还可以再延伸一下：演绎法思维强大的管理者，能够提前寻找根本原因，制定完善的流程，去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问题；而那些只会归纳、一事一议的管理者，往往意识不到根本原因在哪里，缺少完善的流程和方法去应对，因而只能一直在救火、一直在亡羊补牢。

只有归纳法思维的管理者们当然也希望能像“扁鹊他哥”一样防患于未然，所以，他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做调研分析，或者是请管理咨询公司做调研。不过，做好调研的前提是，能快速锁定调研方向，而这显然是那些只有归纳法思维的管理者们所不擅长的。

通常，那些掌握了演绎法思维的管理者及管理咨询顾问们比较擅长凭直觉快速找到到一个“大致正确”的调研方向，然后带着假设的“结论”去做高管或员工谈话，对那个“先入为主”的结论做证实或证伪；再在证实或证伪的过程中逐渐缩小问题的颗粒度。由于每一步调研都有的放矢，所以锁定问题的效率会比较高。

相反，那些过于依赖归纳法思维的管理者及管理咨询顾问，由于并不具备直觉能力，他们可能需要经过好几轮颗粒度很粗的调研之后才能筛选出大致正确的调研方向；当然，这个方向的颗粒度仍然很粗，还需要再经过几轮调研才能把颗粒度缩小，结果，就在无的放矢的调研中耽搁了太多时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等通过调研把问题锁定了，原先的“炎症”就已经升级到“癌症晚期”了。

前段时间，我看过《华为基本法》起草者之一、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包政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包教授提到：

我在本文中特别强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包政教授这几段话的启发。而写到这一章时，我自然而然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掌握演绎法思维的人，没资格做管理者；已经坐在管理者的位置上的，也应该被撸下来。

所以，那些只读小说、历史等不费脑子的“故事书”的文科生，以及那些只关注专业技术，却歧视文科、轻视商科的理工科生，得小心了。 如果看完本文之后还不积极补短板，你们以后是不可能养成演绎法思维的，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肯定也会人说：我没有权力欲，我不想做管理者，我只想做个普通员工、业务领域的专家，那我就不需要掌握演绎法思维了吧？

我的答案是：

在第四章，我们提到了“大多数人（不具备理工科思维的文科生与不具备文科思维的理工科生）都没掌握演绎法思维”；而在第五章，我们又提到“大量管理岗位，正在被不具备演绎法思维的人占据着；管理者不掌握演绎法思维，后果很严重”。

把这两章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引出一个我已经谈了无数次的老问题了：文科生要补理工科思维，理工科生要补人文素养。 

如果你对“怎么补”无所适从，我的建议是，先从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学科——哲学开始补起。这里说的哲学，还包括写作方式跟哲学极其类似的经典经济学著作。

尽管制约文科生和理科生掌握演绎法思维的“障碍”并不相同，但只要能读好哲学、用好哲学，无论是文科是还是理工科生，掌握演绎法思维都不是什么难事。

为什么我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哲学和经典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其他学科的书籍？

原因有二：

去年2月份，有一次去某自动驾驶公司交流，出来接待我的PR同学在见到我后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像我这样的文科生，如何训练出理工科思维？”她之所以把这个问抛给我，是因为我也是文科生，但文风中体现出了很强的“理工科思维”。

我本来也没有过“训练理工科思维”的意识，但阴错阳差，在学生时代读了一些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我的专业是历史）。

我多次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过这么一篇文章《哈佛·北大 17所名校图书借阅榜对比》，文章提到：

这些书当然都是好书，但整体上来说，美国名校学生更偏向于读“抽象”的、阅读壁垒比较高的书；而中国的名校学生更喜欢读“不那么抽象”的、“不太费脑子”的书。

我虽然没有在国外读过书，但阅读结构更加接近美国名校的学生——

由于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开书单”，并且我确实也读得不多，所以，这里就不列书名了。我写上面几段想表达的主题是：对文科生来说，读“抽象”的、有点阅读壁垒的哲学类著作，确实有助于训练理工科思维。

有意思的是，读柏拉图时，我完全看不懂他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但那个思辨的过程却让我无比享受。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贡斯当这些人的东西，我勉强能看懂，但懂不懂不重要，关键还是享受那个思辨的过程。

对已经习惯了读小说、历史等“不费脑子的故事书”的文科生来说，读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一关是克服浮躁。故事书可以速读，但哲学是需要“仔细品”的，只有在“仔细品”的过程中，你才能深刻理解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髓。

不过，“仔细品”意味着，哲学书读起来会很慢、很耗费时间，这对那些追求“阅读效率”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有这种心结，你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朋友圈晒一下“我一年读了50本书”，还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认知？搞清楚了目的，你就对“速度”没有执念了。

而且，你还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是阅读效率？是“通过阅读实现的思维提升/阅读时间”，还是“阅读字数/阅读时间”？如果前者才是你真正想要的阅读效率，那也许“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不同于文科生排斥读哲学的主要原因是哲学中逻辑推理的占比太高、读起来“太费脑子”，理工科生不重视读哲学的最关键原因是觉得哲学“没什么用”，因此，对大部分理工科生来说，读哲学书，需要过的第一关是认识到思想、观点的价值，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你才会有耐心“仔细品”。

在“愿意读”之后，“能读懂”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对理工科生来说，要能读懂哲学，首先得打消对“论据”的执念。

在哲学家的眼里，为了降低阅读门槛而把太多论据都摆在纸上的文章是没有逼格的，并且，这样确实也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哲学著作不会像你们平时看到的理工科论文那样把所有的论据都写在纸面上。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脑补各种论据（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各种“对号入座”）。

当然，无论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如果只是读了一点哲学书，却不在实践中运用，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哲学的精髓的，也就不可能训练出相关的思维方式。

“用哲学”，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

对我来说，“用哲学”最早的实践，是十几年前写鸡汤文时的“左右互搏”。

那些年，在文章发出去之后，我很反感那些“低质量的反驳”，因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脑海中就有一个“假想敌”，想着那些鸟人看完这段话后如何反驳我，然后，把他们要反驳的话写出来，再给“怼回去”（后来，一朋友总结我的文风是“尔曹以为，但老子偏以为”）。

去年下半年，跟光轮智能CEO谢晨聊起这个“左右互搏”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个跟AI中的生成对抗网络GAN特别像——在GAN里，生成器跟鉴别器互相博弈，生成器的目标是生成的数据足以愚弄鉴别器，让鉴别器无法辨别数据是真实的还是合成的；而鉴别器的目标是能快速证伪由生成器合成的数据。

可见，我写文章时的“左右互搏”，看起来无聊，但实则具备一种“科学精神”，正是这个严谨的正反面论证的过程，极大地训练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

对文科生来说，写可以公开发表的文章，其实就是“用哲学”的最佳实践。因为，我从自己过去十四年的经历中意识到：

对缺乏写作习惯的理工科生来说，写不公开发表的文章/日记可以作为“用哲学”的实践。

因为，“小心求证”本来就是你们的强项，不需要通过“公开发表”来倒逼；你们更需要解决的是“大胆假设”的问题，如果文章不必公开发表，写的时候就少了很多顾虑，因而就“敢于假设”了。

“用哲学”的实践当然不局限于写作了。在日常的思考中，我们都可以高频“用哲学”，那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写作呢？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擅长写作，就将写作的意义“无限放大”吗？

当然不是了。真相是：文字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最佳载体，当然也是复盘总结的最佳方式。

因为，无论是假设出的观点，还是求证的过程，写出来，就“可视化”了，而“可视化”显然可以提升逻辑推演的水平：

另一方面，“可视化”还会反过来提升“大胆假设”的水平——“可视化”使推演更严谨，当然也就会带动复盘总结能力显著提升；复盘总结能力的提升，又会带动直觉能力的提升；而直觉能力的提升，又会带动“大胆假设”能力的提升。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认识的那些迭代快的人，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基本都有写作习惯。我个人的体验是，通过写作来做复盘总结，收获是要超过读书的——因为，书上的内容，能吸收10%就算不错了；而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能吸收100%。

一个月前，一个创业的高中同学让我推荐管理类的书和杂志，我的回答是：

读好哲学、用好哲学，文科生就能补上“小心求证/快速验证”的能力，理工科生就能补上“大胆假设”的能力，训练的次数多了，演绎法思维就掌握了，然后，洞察力就不在话下了。

附：几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的例子——

在本文的第二章，提到洞察力的本质是“无需很多真实数据就能快速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时，我举了三个案例。我本来写了七个案例，但后来，我有点担心，如果放太多案例在那，可能会让读者“看着看着就忘记前面的内容”了，因此，就先删掉了几个案例，将其挪在文末以附件的形式出现。

例四：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观点：那些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在创业时容易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即缺乏跟下属共情的能力。如不理解下属为什么“如此不聪明”、不能理解下属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诉求。

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有一次跟朋友A聊天的聊天中，我得知他前老板跟员工沟通的方式特别简单粗暴，并且把员工都当工具人。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这位前老板有一个特征是“年纪轻轻就爬在了很高的位置上”，那么，“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跟他“把员工当工具人”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之所以快速提取到“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这个特征，是因为，我想起了朋友B曾如此在我面前吐槽他的前老板：“他们可能已经大富大贵很久了，不能理解普通年轻人在上海生活的不容易。”

朋友B的前老板同样是一个“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而这位老板尽管跟员工沟通的方式很温和，但他也是把员工当工具人；甚至，明明公司非常赚钱，却不愿意为试用期的员工缴纳社保、也不考虑员工的房租压力是不是足够大。

看起来，“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跟“缺乏跟员工共情的能力”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然后，我又快速地想到了两个反例。一个是我的前老板余建约老师，另一个是我自己。

余建约老师算是个“草根老板”，他创业的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一直在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办公，我一直觉得他跟其他同事之间是“师生关系”，而不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我在北京那段时间，住的地方离余老师家比较近，晚上下班的时候，余老师经常开车把我送到出租屋的门口。

我去北京学习那半年，余老师知道我穷，每个月还给我补贴了1000元房租；后来，一个新招的同事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公司还给补贴了1万元搬家费。

这就是跟着“草根老板”混得好处——他自己也吃过不少苦，所以更能体谅到员工的不容易。

在九章创办以来这三年时间，我也算是个“草根老板”，甚至是“屌丝老板”，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有进取心的同事当成是“员工”。我在开会的时候经常给其他同事讲：不要做只知道完成某项工作任务的工具人，要学会追求个人的最优解。

因为，我年轻时尊敬那些关注我的成长的领导（非常少），而厌恶那些只把我当工具人的老板（非常多），现在，作为创业者的我算是“媳妇熬成婆了”，我要成为自己尊敬的那种老板，而不是自己都反感的那种老板。

有了这两个“草根/屌丝老板更容易跟员工共情”的反例，那“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在创业时，很容易缺乏跟员工共情的能力”这个观点基本上就成立了。

然后，我开始用逻辑来论证自己基于这2个案例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很难员工共情”？本质原因是，他跟员工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甚至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同一个阶层，员工的诉求，是他无法理解的。

我再做了个假设，假如我自己是个“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那我在创业的时候能跟自己的年轻同事共情吗？也许会，但很难。 把这个“我”换成别的创业者，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可见，一个人是否可以跟员工共情，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他的“身份”。

与此同时，我还想到自己在过去很多年里反复提到过的一个观点：

这个论证的过程完成之后，我觉得“年少得志且身居高位的人，在创业时很难跟员工共情”这个观点就算是成立了，那我就敢说出来了。 

【当然，我说的是“很难”，而不是“不能”。】

上面这段内容，我写的时候，花了差不多20分钟，但当时思考的过程，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例五：

七八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在高校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父母虽然均为大学教授，却还是非常不理解她的很多爱好和追求，我立刻敏感地问：“你爸妈是理工科教授还是文科教授？” 答案当然是“理工科”了。我说：“哈哈，我果然没猜错。”

她很好奇：“你怎么会猜得这么准？”

我解释道：

“理工科生在总体上会更务实”这个并不是我的发现，而是一些鄙视文科生“不踏实”的人说的，但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就采信了；然后，我还想起，自己之前好像有一两次发现，一些以“务实”自诩的理工男习惯于鄙视风骚的、浪漫的文字；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务实+人文素养差=无趣”？

那么，这个假设成立吗？大概率是成立的。

我在很早之前便在爆款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绝对的“唯物主义”会导致“唯物质主义”，会让人变得没有精神生活；功利心会让人变得无趣，甚至会使得一些学识渊博的高学历者显得品味庸俗、追求低下。 这些观点，在此前已经过50万+读者的检验了。

在确信“务实+人文素养差=无趣”这个假设可以成立后，我便推断，那对无法理解子女“自由而无用”的兴趣爱好的教授夫妇不大可能是文科教授了——要知道，文科教授如果不尊重“自由而不用”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当然了，读书多、人文素养好的理工科教授也不像那位朋友的父母那样了；所以，准确地说，那位朋友的教授父母，是“不读书的理工科教授”。

例六：

在去年11月份发《为什么无人驾驶公司内斗频发》一文中，我提到下面这一观点——

有意思的是，此处提到的“商人出身的老板”的特质，并不是我从哪个商人出身的科技公司老板身上提炼出来的，而是从一个曾经被我“鄙视”过的二房东身上提炼出来的——

2016年8月中旬，我在租房的时候，二房东只愿签10个月，因为，她认为，如果按惯例签12个月的话，合同期满后，是租房的淡季，她不方便涨价；但如果签10个月的话，合同期满后刚赶上学生开学季，她还可以涨一次房租。

如此奸商，我岂能忍？于是，我二话不说掉头就走。眼看快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了，那二房东慌了，赶紧找中间商来跟我说好话，同意签12个月。

不过，那时的我还是个心胸狭窄之人，因此，在住进去之后，我还是不忘找机会“出口恶气”。比如，如果里面有家电或其他设施出问题了，在需要找二房东处理的时候，我会在微信上用语音“恶狠狠”地训斥她几句，那口气，就像是“主子教训奴才”一样。

“不出我所料”的是，每次在被我恶狠狠地训斥后，那二房东都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屁颠屁颠地就过来给我解决了。

我敢那么“恶狠狠”地训斥二房东，并不担心她把我赶走？因为，她在签合同那天“先奸诈无比，然后又不得不妥协”的变化，让我意识到，她归根结底还是要做生意的，“对她来说，利益还是比尊严重要的，尽管我对她不客气，但如果她把我赶走，需要付违约金，所以，她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后来，我对自己心胸狭窄的“报复”行为及房东温和的反应做了个总结（下方截图中的前半句）：

心细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组有意思的对比：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次要原因是，在创业后，我自己由纯文人变成了文人+商人，屁股坐的位置变了，脑袋里思考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主要原因则是，过去几年，在接触了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后，我的认知水平极大地提高了。

简单地说，随着角色的变化及认知水平的提升，我在重温自己在几年前写段的一段心胸狭窄的观点后，迭代出了新的观点。这次“迁移学习”，也是一个在“真实数据接近于0”的情况下得出靠谱结论的例子。

例七:

去年12月初，在跟一位因为商业思维太弱而把公司做得半死不活的技术型CEO吃饭时，我随口彪出一句：

当时，那位CEO特别共鸣：“对对对。”然后，他又很惊讶地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笑着说：

之前，当我看见几家自动驾驶公司的创始人给自己的Title是“首席科学家”时，不用他们解释，我完全是“秒懂”。有一次，我甚至还跟一个刚从CTO转为CEO的朋友开玩笑说“CEO就是公司的『首席打杂官』”。

也是一个在“真实数据接近于0”的情况下得出靠谱结论的例子。

例八：

本文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快速验证”的绝佳案例。 我最初只是打算在朋友圈发一条300字以内的观点，结果，写出来之后，我担心它不够严谨，就开始“小心求证”，这一求证，篇幅就远不止300字了。

在求证的过程中，我又临时“大胆假设”出了很多此前从来没想过的全新的观点，并且，我还需要通过“二级假设”来论证“一级假设”、通过“三级假设”来论证“二级假设”、通过“四级假设”来论证“三级假设”......为了避免任何假设站不住脚，我又花了大量时间对各级假设做“小心求证/快速验证”......

于是，一条本来只有300字的观点，就“一不小心”变成了一篇2万字的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