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徐州驮篮山遗址考古信息，从公开的新闻图片上来看，在该遗址Ⅲ区西侧楚王夫人墓地出土的诸多玉器中，包括玉璜、玉琥在内的不少玉器都是东周时期的。在墓葬中出土前朝器物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玉器这种既可作为传世的收藏品又可二次加工利用的器物。这些汉墓中陪葬的旧玉或不做他用、或改头换面重新利用，总之主打一个物尽其用。笔者在此且试举一二，以作闲谈。
如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承盘高足玉杯，整套器物由青玉杯、杯座、玉杯托、铜托架、承盘等组成。其中，高足玉杯由杯身和座足两部分组成，玉杯呈圆筒形，平底杯身饰三区不同纹饰，上部为两组云纹间花瓣纹，中部饰勾连谷丁云纹，下部为五组花瓣纹，各以圈带纹隔开；座足饰花瓣纹，下呈喇叭形，足底内凹。杯身与座足连接处各有一对小孔，可用竹条插榫贯连。
前面玉杯的造型风格与在千里之外的陕西西安西郊车张村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足玉杯完全一致，应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只是南越王墓玉杯的配件更齐全。前朝珍贵的玉杯传到西汉南越王赵眜手中，依旧是用来调玉屑和甘露而饮的实用器具。这件玉杯与墓葬中出土的其他玉器一样，大都是战国时期遗留的玉器。
今人喜欢佩戴古玉，汉代贵族也好佩古玉。由于秦朝历史短暂，且战国与西汉几乎是紧挨着的，因此在西汉前期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佩玉大都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特征，甚至就是战国时期直接留存下来的佩玉，直至西汉中期的墓葬中仍可见战国佩玉踪迹。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件玉舞人即为战国晚期遗物，这件舞人高9.3、宽3厘米，双面透雕，舞女长着鹅蛋形脸，前有扇形覆额，两鬓盛鬋；身着右衽袍服，袖口、衣缘均有缘饰，长裙曳地，腰间束宽带；左臂上举，扬袂于头上作舞状，右臂横置于腹前，袖子残断。上下各出一个半圆形的凸起结构，钻有小孔可供系佩。
无论舞姿造型还是服装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舞人都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传为洛阳金村战国大墓出土的双联玉舞人极为神似，汉代人将玉舞人与玉璜、玉管重新组合成一套组佩进行使用。
更多的情况下，汉代人会把前朝古玉改制作为葬玉使用，工匠将旧玉制作成玉衣片、玉琀、玉覆面等明器。较为典型的例子有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侍臣陪葬墓出土的漆木芯镶玉枕，其长39.5、宽7.8、高9.5厘米，整体呈板凳状，由枕足、枕板、兽头形饰组成。枕板内为一长方形木枕芯，上面装饰有35片龙形、长方形、亚字形玉片，枕腿略呈“工”字形。这件玉枕上镶嵌的玉片涵盖了从西周到战国的各种玉佩，既是古玉的大杂烩，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别样的审美。
汉代人拥有古玉的途径，无非是继承前朝与墓葬出土。汉代宫廷继承前朝宫室的遗珍，自然包括不少玉器在内。《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这里的“随侯”（随侯珠）与“玉宝璧”（和氏璧）应该就是宫廷中的前朝旧藏珠玉了。
汉代也搞“大型基建”
西汉刘向的《谏成帝营陵寝疏》中提到
昌陵营建时
“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
发民坟墓，积以万数”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也记载中山简王刘焉
“大为修冢茔，开神道
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
这些“大型基建”中被毁的
墓葬中应该有不少古墓
汉代的盗墓风气也盛
《汉书·货殖列传》提到
当时有人“掘冢搏掩，犯奸成富”
盗墓和坑蒙拐骗同属一类
不仅民间有不法分子盗墓
甚至有王公贵族喜欢盗墓
《西京杂记》记载
广川王刘去疾
“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游弋无度
国内冢藏，一皆发掘”
其封国内包括周幽王、魏襄王、
魏哀王、晋灵公等名人墓葬都被他盗掘
经他手的古墓葬
“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
由此可见
不少前朝埋藏的玉器因汉代的
工程建设及盗墓活动流传下来
成为今人所见汉墓中古玉的来源
编辑：王国良 蔡冰冰
审核：傅文忠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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