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F大调弦乐四重奏》
第三乐章
许多人都听过关于“贝多芬和歌德在特普利兹乡间散步时，讥笑歌德向宫廷权贵脱帽鞠躬的”故事，这个故事及其漫画尤其受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推崇和赞赏，认为是“贝多芬不事权贵，有骨气”的精神体现。殊不知这件事也成为歌德和贝多芬友好关系决裂的导火索，也为贝多芬晚年凄沧的境域埋下伏笔。贝多芬在散步之后把这件事当做笑谈和周围许多认识的人讲，并且很快就传遍了整座城市，当然也传到歌德的耳朵里。歌德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最敬仰的诗人。贝多芬虽然是笑谈的制造者，但当他笑饱了之后就完全忘记了。他就像个老小孩，在他心里歌德依然还是他最仰慕和信赖的朋友，他甚至不容许别人在他面前说歌德的半点不是。而歌德之后在给他的音乐师策尔特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渐渐认识贝多芬，他的才能很使我惊异，只是不幸他的性格是完全放荡不羁。如果他觉得这世界可憎，他或者没有错；但他这样做并不能，真的，令世界更富于安乐，无论为他自己或为别人。”
所以十年后当贫病交困的贝多芬很虔诚的写信给歌德，恳求歌德设法让魏玛大公爵预定他所创作的《庄严弥撒曲》的乐谱时，歌德回应以永远的缄默。在信中，贝多芬还向歌德叙说了自己对歌德的景仰、爱慕与崇敬，然而这些都丝毫未能感动歌德原谅他曾经的行为。歌德永不回答。他把贝多芬彻底拒之于心门之外了。直至贝多芬生命的终结，歌德再也没有和贝多芬见面或以通信的方式说过一句话。
当贝多芬病危的消息传到魏玛宫廷时，魏玛宫廷的乐队长、也是歌德所敬爱的朋友胡穆尔和他的太太、还有一个名叫席勒的年轻门徒策马到维也纳去跟贝多芬告别。这个年轻的门徒在四年之后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指贝多芬）的破碎的眼睛抬向她（指胡穆尔太太）那感激的眼光。”胡穆尔回去魏玛宫廷后，去见歌德，歌德什么也不问，一句话也没有说。
罗曼·罗兰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此事：“这贝多芬，他可曾想过这社会的拘谨和这被接受的秩序所代表的一切战胜了试炼、苦痛的经历，以及用很高的代价买来的生活的智慧吗？”即使有道理，这样有道理法也是不堪忍受的！”“这两个人互相从身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一个爱的很深的，只知道伤那个的情感，另一个呢，最能理解的，却永远不认识那个最接近他的最伟大的、他的唯一平辈、唯一配得起他的人。”
我之前曾在音乐分享文章中讲过贝多芬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他很早就崇拜歌德，他曾对人夸赞歌德：“歌德的诗使我感到幸福。诗中的语言组成了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用心灵的力量建成的宫殿一样”。他曾兴高采烈的为歌德的多部诗歌作品普过曲，如《远方的爱人》，《五月的鲜花》、《迷娘曲》、《艾德蒙序曲》等等。而歌德曾经也很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才华。他曾主动去拜访过贝多芬，之后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描述：“我还不曾见过一个更有力地、集中的、更强劲、更内在的艺术家。”在歌德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不曾这样承认过别人的优越的。然而在这次散步事件之后，歌德几乎再也没有跟身边的人提起贝多芬，歌德在他的著作中也几乎没有提到过贝多芬和他的音乐。
贝多芬病逝前在病榻上这样写道：“我们大家都错，不过错法各不同。”
年轻时读这段历史记录，我也曾为贝多芬鸣不平，我敬仰他高尚的道德情怀，觉得歌德的心胸太狭窄，然中年之后再回看这段历史，我无以谴责歌德，他是人，不是神。我们可以以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我们无法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同你一样。台湾四五年前出品过一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一位法学教授对他的女学生（罪犯的妹妹）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做挑战人性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言行不能单纯的以是否违法来衡量，还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得当。人无完人，是人，就有弱点，就不能免俗。贝多芬有，歌德亦有。恩格斯也曾评价歌德骨子里依然保有德国庸俗市民的习性，而贝多芬恰恰忽视了歌德作为一个“人”所共有的弱点。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作家木心晚年最爱听贝多芬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那是贝多芬病逝前五个月创作的最后一部弦乐四重奏，在这部作品中的第三乐章我们可以听到这位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的伟大作曲家对生命的感悟，与命运的和解......
每当我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常常会想起他和歌德的这段往事。这两个各居于文学和音乐艺术巅峰的伟人啊！
--END--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不妨假阅读之道，静观体验，修身养性，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