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古典学》第二卷（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傅刚老师授权发布！
及刘向刘歆的考镜源流
傅 刚
一、先秦诸子学派的成立和“家”说的提出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至《淮南子》时，虽然世人对各家学派的特征都比较了解，但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十家中的各家人物，在上述各家评述中，所属派别却有各家有不同。比如《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为一派，但在《汉志》中，宋钘列入小说家，尹文列入名家；而《汉志》中列为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在《庄子》中与尹文并不属于一派。又如《庄子》中彭蒙、田骈、慎到为一派，田骈在《汉志》中列入道家，但《庄子》中却不与在《汉志》中列为道家的关尹、老聃为一派。《荀子·非十二子》将当时的学派分为七派，派别人物与《庄子》认识又不同。如他所列的七派人物分别是：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䲡，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七、仲尼、子弓。这其中在《汉志》中列同一派的，如道家人物有它嚣、魏牟、田骈，但在《荀子》中被列为两个学派。子思、孟轲、仲尼、子弓都是儒家，但《荀子》亦分作两派。此外，在对学派人物认定上，各家的看法往往也不尽一致。比如《庄子》将宋钘与尹文列为一派，但《荀子》却将宋钘与墨翟列为一派。《汉志》中宋钘是小说家，尹文是名家，墨翟是墨家，《庄子》形容宋钘、尹文学派特征是：“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似为道家。顾实据《容斋续笔》十四引刘歆说尹文：“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是道家为其学说所本，但与道家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1]不同，而是主张天下息兵，人民安乐，用世之心，又近儒家。《尹文子》今有上、下二篇，与《隋志》、《唐志》合，但今书所载学说与《庄子》所引不合，故后人多谓其伪作[2]。凌稚隆《汉书评林》引沈津说：“《尹文子》书大略学黄、老而杂申、韩者。”[3]大概是明人据后之流行的《尹文子》所论，不能反映《尹文子》的真实面貌。《宋子》久佚，今有马国翰辑本。事实上，先秦诸子产生之初，学说并非如后人所议的壁垒森严，往往你中有我，各家学说互相吸收合于自己的内容，道、法、名、儒，互相都有相通的地方。如宋钘、彭蒙、田骈皆同学于公孙龙，但在《汉志》中，宋钘是小说家，田骈却是道家，所以《庄》、《荀》诸人各自对学术派别的认识才有不同。《荀子·非十二子》论墨翟、宋钘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墨子主张非乐节用、非攻兼爱，尚力行，这一点与《庄子》描述的宋钘、尹文相同：“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此与《墨子》节用力行相符合，《荀子》大概是从这个方面将墨子与宋钘列为一派的原因。但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在儒、道二家中，应该是儒、道二家的学说界限较其他家更为严明些。至于后人的说法，已不能代表先秦人看法了，如《晏子》，《汉志》列为儒家之首，但唐柳宗元却说是墨子之徒为之，至清代《四库全书》又入于史部传记类。后人学术观点各异，各依其理解而区分，与古人认识迥若胡汉，那是另一个讨论的题目了。
以上所论可见先秦诸子在战国时已经划分了学派，虽当时尚未明确以某家之号冠之，但是儒、道、名、法各家代表人物都已确定，各派学说大致形成，至于汉景帝、武帝时，司马谈已能明确列出六家，这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典籍提供了依据。
先秦典籍尤其是诸子学说，在秦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言要烧掉诸子百家之书，因此，汉朝建立政权后，面临着图籍稀缺和杂乱的状况。经过汉初的整理收拾，至汉武帝时，图书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数量大增。朝廷为之建储馆阁，又置写书之官，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4]。《文选》卷三十八《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说：“孝武皇帝敇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5] 图籍增多，若不整理，难以利用，我们知道的汉代整理图籍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时代是成帝时，但实际上汉初以来，因制度建设等原因，必须有文献依据，故如律书、兵书等，都有所整理。《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叙”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6]是见刘向之前对图籍都有所整理。不过，总地看来都是依据需要对所需类别的图籍进行有目的的清理，像刘向这样大规模的整理，应该是没有的。
刘向、刘歆父子一共整理多少图书？荀悦《汉纪·孝成皇帝纪》说：“歆遂撰群书而奏《七略》，有《辑略》，有《诗赋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伎略》，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7]其中《诸子略》共189家，4324卷[8]。4324卷是整理后所有的卷数，实则需要整理的卷数远不止这些。邓骏捷引现存《孙卿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为证，认为刘向、刘歆实际上要整理校阅的总数量至少是《汉志》著录的五至十倍，即可能多达十万卷[9]。这当然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还不仅是数量的问题，要将189家分为十家，是要做许多学说的清理的。虽然前人也都对各家学派特征有过描述，但具体哪些人入哪些家，还是不容易分辨的。比如《管子》，《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但据《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说：“《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似刘歆以管子为法家，但班固改入道家。这说明班固与刘歆对管子的学派特征认识就不一样。后代的人认为刘歆是正确的，所以《隋书·经籍志》又改入法家，《四库全书总目》也从《隋志》。不过，现存《管子》，前人多谓并非出于管子，所以其内容杂乱，学说纷淆，不易辨别。在刘歆之前，司马迁《史记》以管子与晏子同传，而晏子在《汉志》中又列入儒家，所以对这些人物学派的分辨，确不是容易的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共分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司马谈仅论六家，刘向、刘歆则增为十家。当然，司马谈所论主要是当世显学，刘向、刘歆则要对所有的学派作清理，不得不增加如杂、农、小说诸家。
儒家列第一，次于《六艺略》后。儒家至汉成帝时的地位已不可撼动，故可跻于道家之前，列《六艺》之后。《六艺》本就是儒家文献，汉时已称经，故自应首列。
《六艺略》首列六经，其后列史部，盖其皆为王官之学，非属私人如诸子，其性质与其后的诸子、诗赋、方术等不同。出于王官之典籍文献，属于公共文献，但在流传过程中，经儒家整理后，带有儒家的政治、伦理倾向，此与国家意志相符，故虽出王官，但在春秋后却带有鲜明的子书特征，因其地位尊崇而被尊为经。诸子之书，实据经而阐说，孔颖达疏《尚书序》说：“凡书，非经则谓之传。”此就群书总特征而言，就此意义说，诸子即《六艺》之传，故次于《六艺》之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叙》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又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文当出向、歆父子，是其对诸子的定义。谓其产生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时，各家之说，势同水火，但究其实，却是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的关系。诸家学说出发点皆一致，皆从六经出来，故说是六经之传，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刘向、刘歆对诸子学说本质的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后人都看到了诸家学说之末，未能究其本质，其质皆在救世惩弊，只是所开药方不同，途径不一，但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而已。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的解释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盖九流之学，微言存焉。班氏次《诸子》于《六艺》，其以此欤？”意思差不多，也是说诸子学说皆六经之微言，故次诸《六艺》之后。
以下我们就《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择有说者儒、道二家略加讨论。
先看儒家。儒家共列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扬雄一家三十八篇为班固增入，故刘向、刘歆所列实共五十二家，七百九十八篇。其中先秦诸子为三十一家，起《晏子》，止于《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叙》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敎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是见儒家出于王官之司徒之官，职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学说主仁义，祖述尧、舜，宪章周文王、周武王，创建人是孔子。向、歆以儒家列于道家之前，于诸子中称“于道最为高”，是武帝以后儒家地位巩固，非别家所可敢比拟。向、歆不仅以儒家列诸子之首，更以孔子《论语》列于《六艺略》，入于经部，所以此叙虽说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但其《论语》却不列于子部。
儒家首列的是《晏子》八篇，叶长青说《七略》著录为《晏子春秋》七篇，《本志》削去“春秋”二字。案，此材料出自《史记正义》引《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但刘向《叙录》说：“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定着[10]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似刘向所校书即名《晏子》，且校定为八篇。但《史记·管晏列传》载太史公称读《晏子春秋》，又称其书“世多有之”，见《晏子春秋》久行于世。定为七篇者，可能出自刘歆《七略》，因刘向《叙录》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帝御观。”[11]故刘歆以六篇为晏子言，而以七、八两篇合为一篇。《隋志》即据此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
晏子齐人，《史记》以与管仲同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似以晏子为孔子前辈，又刘向《晏子叙录》说他“皆合六经之义”，故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以为这便是刘向将晏子列入儒家的原因。但同样是《仲尼弟子列传》还记一事：
此记晏子于景公前非议孔子，且对儒家学说并不赞同，则将其列入儒家，确乎不甚合适。柳宗元以为《晏子春秋》是墨子门徒所为，孙星衍校《晏子春秋序》已加以批驳。今传《晏子春秋》全书皆以短篇故事组成，与一般子书不同，所以《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传记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撰人名氏无考，旧题晏婴撰者，误也。书中皆述婴遗事，实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与著书立说者迥别。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体裁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就书的体例看，此书列之史部传记类，是合适的，但刘向、刘歆编入儒家，并不是从书的体例论的，而是据学说而言。从其学说来说，《晏子春秋》一书反映晏子的思想还是尊礼、讲仁政、尚节俭，与儒家有相合的一面，所以刘向说他“皆合六经之义”。前引《仲尼弟子列传》记他非孔子之言，可能是反对儒家之礼的繁琐，不切实用，究其根本，还是他与儒家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也说明刘向所分诸家，是就学说的大体特征而言，与后人一字一说不容有异的理解不同。
晏子之后是子思，子思是孔子嫡孙，是孔子之后孔家所出的著名学派领袖。《荀子·非十二子》将他与孟子并列进行批评，亦可想见其在儒门中的地位。除子思之外，其余多是孔子弟子七十子以及七十子之弟子，此以明儒学昌达及传授渊源。《汉志》所列七十子及其弟子有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孙尼子，汉时皆有篇章传世，孙星衍《晏子春秋校序》说战国时“凡称子书，多非自着”[12]，孔子“述而不作”，故其整理六艺，自己并无著述，其后七十子之书，当亦出于七十子弟子整理，述而不作，大概是儒门传统。但这个传统至孟子打破了。前人每谓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史记》亦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孟子·离娄下》明确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如此，荀子亦如此，皆信奉儒家学说，而非七十子学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 一书为孟子本人亲撰[13]。《孙卿子》三十三篇，当多出于荀子之手，其时代也是诸子著书的时代了。
道家列在儒家之后，《汉书·艺文志·道家后叙》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出于《老子》，而老子史官也。史官职责即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以古为鉴，以利当世之用。儒、法亦如是，但道家采取的态度是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即以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是君人南面之术，是治国之大法。《汉志》道家所列三十七家，共九百九十三篇[14]。道家出于老子，但《汉志》首列《伊尹》（汤相）五十一篇、《太公》（吕望）二百三十七篇、又《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纣臣）二十九篇、《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二十二篇、《筦子》（夷吾）八十六篇，此《老子》之前道家人物。盖汉初重道家，依托人物则愈古愈好，故有《伊尹》等。《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上所列诸人物及后之《黄帝四经》，皆如此类。但《黄帝四经》不列于首，而列在战国时（《鹖冠子》之后，《孙子》之前），当是向、歆亦以为战国时人假托。《老子》之前所列诸著述，亦皆出于伪托，《文心雕龙·诸子》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徳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15]，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诸子撰书，当至战国时。儒家至孟子、荀卿，道家据刘勰说是鬻子。《文心雕龙·诸子》说：“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鬻子》今所传仅一卷，十四篇。唐逄行珪所上，首尾不全，不是原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是依托之书[16]。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引严可均说：“古书不必手着，鬻子盖康王、昭王后，史臣所录，或鬻子子孙所记。”[17]顾实同意严可均说法，认为非伪作。
《鬻子》之后是《筦子》。筦子即管子，后世认为是法家，《汉志》入于道家。前文已经介绍过，《七略》原入法家，是班固将其改入道家。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对管子入道家解释说：“《史记》本传言其治齐曰：‘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而为福，能败而为功。’盖本道家因循之旨。班氏自注云‘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亦云因循而已。”班固改入道家，又自注如此，则叶长青体会班氏之意是合理的。《管子》一书，前人多谓其内容杂乱，后人附益者多，因此对其家数的判定也是比较困难的。顾实引严可均《铁桥漫稿》的说法可资参考：“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着。”顾实引申说：“古之显达者多养士，士即宦学事师者也。师之身后，士传其学，及子孙传习，世世附益。且《韩非子》言：‘今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五蠹篇》）尤可证其传之广矣。故《管子》书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诸目，明非出于一手也。”[18]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因汉初道家兴盛，依托之书多，故老子排在《筦子》之后。但《汉志》所列不是《老子》本经，而是传注之《老子邻氏经传》四篇。故梁启超也生疑惑。其曰：“本志如六艺略中，诸经皆先列正史后举传注。今道家《老子》著录邻、傅、徐、刘四家传注，而《老子》本书反不入录，然则吾侪今日谓《汉志》中之《老子》存耶？佚耶？两无是处。”[19]《老子》在西汉显学，不至于其书不存。今出土文献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老子》甲、乙、丙本、北大汉简《老子》，皆称《老子》，与《汉志》著录称《老子》相合，大概称《道德经》要到唐代了。
对《汉志》诸子各家逐一清理，可以看出刘向、刘歆父子对先秦诸子的认识，以及他们如何整理文献，区分部类。同时，我们从刘向、刘歆对先秦子书和整理中见出汉人对诸子学说的认识与后人往往不同，因此，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对诸子原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才能进一步讨论其思想特征，而文献清理无疑是基础。
[3]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引。
[4] 《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引劉歆《七略》。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版，第1702頁。
[5] 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第542頁。
[6] 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版，第1762-1763頁。
[7] 《兩漢紀》，中華書局點校本，2002年版，第437頁。
[8] 參見鄧駿捷《劉向校書考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41頁。
[9]上揭書，第142頁。
[10] 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著從竹，隸書竹通艸。”故“定著”指竹書而言。
[11]《晏子春秋》，《四部叢刊》景明活字本。
[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3]《孟子》是否本人親撰，前人或同意司馬遷之說，或謂孟子弟子作（吳姚信《士緯》）、或謂孟子自作，而經門弟子所敘定（閆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或以為孟子弟作，又雜有再傳弟子紀錄（林之奇語），參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我們暫持司馬遷說法。
[14]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按曰：“目列家數要合，惟《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如除去《謀》、《言》、《兵》不計算在內，則得八百零一篇，少一百十二篇；若計算在內，則得一千零三十八篇，多出四十五篇，與《志》列數目不符。”
[15]《漢志》“道家”部有《力牧》，又《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兵陰陽”部有《風後》、《力牧》。《漢志》各部著錄往往有重名者，如道家有《伊尹》、《鬻子》，小說家亦有《伊尹》、《鬻子》。但篇數不同，應該不是同一書。
[16]參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頁。
[18]上揭書，第115頁。
[19] 《诸子略考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引。上揭书，第122页。
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