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那场在中华大地上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尾声。在这场被极“左”思潮所左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华国锋与耿飚之间的事迹逐渐地被广而传颂。主要是因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为了国家能按主席遗愿，平稳交接，耿飚被华国锋派遣，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并命耿飚坚守宣传舆论阵地，组建了中央宣传口，任主要负责人，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
在那个历史紧要关头，华国锋能让耿飚担此重任，其中还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个人是谁？
耿飚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前后
“四人帮”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所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这个称谓最先是由毛泽东提出的。
1974年1月中旬，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从而在全国兴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在这期间，走向了极“左”，最终发展到将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5年5月，在毛泽东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三要三不要”，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四人帮”抓捕的过程中，华国锋命耿飚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紧要关口，华国锋怎么突然会想到派耿飚去完成这件事。为此，1984年6月，耿飚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了这段历史：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据记载： 抓捕“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三个人，分别是耿飚、迟浩田、秦基伟。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与叶剑英向耿飚下令，去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广播电台、电视台。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与耿飚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均是1976年10月6日晚。那么，耿飚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是在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之前，还是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呢？耿飚老年回忆：“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而10月6日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是晚上8点零5分就完成了。整个抓捕时间只花35分钟。也就是说，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之后，第一时间就给耿飚打电话。
当时，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抓捕四人帮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派出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耿飚抢占中央电视台的同时，叶剑英和华国锋向人民日报社派驻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就是迟浩田。1975年10月，秦基伟调往北京军区任第二政委、党委书记。1976年，在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这一历史时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耿飚完成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事情之后的第二天，耿飚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管理起来。会议还决定，中央宣传口的工作由耿飚负总责。
叶剑英与耿飚的革命情谊
据耿飚回忆，在这紧要的历史时刻，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那么，叶剑英为什么会向华国锋推荐耿飚去完成这个能决定历史命运的任务呢？
关于耿飚与叶剑英的革命情谊可以追溯到中央苏区的历史时期。不过，耿飚与叶剑英并肩奋战在革命战线上，则是在1946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内战即将爆发。而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因此，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企图把发动内战的罪名强加到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先是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威胁，没想到毛泽东赴约来到了重庆，蒋介石无奈之下签下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签这份协议的时间是1945年10月10日，故这份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下后，蒋介石不得不让毛泽东回到延安。而后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来华，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初为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45年12月初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为叶剑英，参谋长为罗瑞卿，国民党委员为郑介民，参谋长为蔡文治，美方委员为罗伯逊，参谋长为海斯，军调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不久，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共同领导下，分别派遣28个调停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作为中共代表成员，参加“调停部”的工作，担任中共方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源于监视耿飚的国民党特务生病了，耿飚出其不意地去看望他，感动得这个特务直流泪。从这个特务口“风”中获知，国民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翠明庄地毯下安装了窃听器，耿飚便把这事报告给了叶剑英。因此，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尴尬不已。
通过这个事件，耿飚雷厉风行的处事风格，给叶剑英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从此，叶剑英与耿飚也结下了更加深厚的革命情谊。
为此，在发动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中央开会，会上叶剑英写了个字条递给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字条上写道：军委考虑将耿飚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请炳南同志征询外交部党委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党委并没有同意。这事情耿飚本人并不知情，而是“文革”时，“造反派”以此为由批斗耿飚，因为耿飚对此事一无所知，也就没有成为“造反派”的理由。不过，耿飚在事后，打听这件事的原委，才明白确有其事。从此，耿飚对叶剑英无私的共产党人作风更加心存敬佩。
为此，在“四人帮”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去执行掌控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任务，并同华国锋说：“耿飚这个人关键时刻靠得住，有骨头。”
